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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十二卷目錄

　禮記部彙考二

　　漢戴聖禮記〈宋金恕序〉

　　戴德禮記〈宋韓元吉序　鄭元祐序　黃佐序〉

　　後漢鄭元月令注〈宋金恕序〉

　　蔡邕月令章句〈自述〉

　　唐元宗御刊定禮記月令〈李林甫進表〉

　　魏徵類禮〈宋金恕序〉

　　孔穎達禮記正義〈自序〉

　　元行沖類禮義疏〈宋金恕序〉

　　宋張載禮記說〈魏了翁序〉

　　周諝禮記解〈自序〉

　　李覯明堂定制圖〈自序　明金九疇序〉

　　劉敞投壺義〈明何喬新跋〉

　　司馬光投壺新格〈自序〉

　　傅崧卿夏小正解〈自序〉

　　呂祖謙少儀外傳〈弟祖儉跋〉

　　楊簡孔子閒居解〈趙彥悈序〉

經籍典第二百十二卷

禮記部彙考二

漢《戴聖禮記》

二十卷。按《宋金恕序》：戴聖《禮記》者，世儒之所稱《小戴禮》也。古者，《禮記》百三十一篇皆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自高堂生傳禮，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奮以授后倉，

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曲臺者，漢殿名，在未央宮。倉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倉以授梁人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以余所考於班固之說如此，而或者遂以大小戴為伯仲，謂德為伯氏，聖為仲氏，故伯曰延君而仲，即曰次君而不知其非也。觀於《隋書˙經籍志》云：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則知小戴者，德之從兄子，非伯仲也。志又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百三十一篇，向因次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二篇，凡五種合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為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於是為大戴之學者，謂之《大戴記》。為小戴之學者，謂之《小戴記》，沿及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為四十九篇。而鄭康成受業于融，又為之注今之所傳《小戴記》四十九篇者是也。後世唯鄭注立於國學，至唐孔穎達作《正義》，而《小戴注疏》單行於世，遂無復有為大戴學者矣！自有宋以來，諸經集注皆有成書，獨小戴一編闕焉未備。雖言禮之家不乏，而求其精詳不易，與程朱之易，朱子之詩並垂不朽者，竟不可得，即朱子為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而又博采他書，以附益之，遂盡失其本經之舊，以之考禮則有餘，以之窮經則未足。余故就《小戴正文》列為二十卷，以存其舊，而敘其端委以俟後之君子云。

《戴德禮記》

十三卷。按《宋韓元吉序》：《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十四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

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禮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异，《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為信都太傅。聖則為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辯，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寖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考焉。淳熙乙未歲後九月，潁川韓元吉書。

按《鄭元祐序》：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聖，字次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

間，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戴獨傳。後人詎知德為信都太傅，歟其為書凡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亦以為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傅氏說，懼紊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為人已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為小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潁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夫《取舍》、《保傅》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貴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武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為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寘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亹亹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公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按《黃佐序》：《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所纂。蓋因河間獻王所得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二篇，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其篇

目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第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末復闕四篇，總四十篇蓋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者也。雖為小戴摘取，而精粹之語往往猶有存者。《投壺》、《哀公問》。小戴：既已取去，而此猶存？《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吳澄取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取以備覲禮之義。《哀公問》衍去《保傅》，傳多與賈誼語同。《公符》篇錄孝昭冠詞，故朱子謂《大戴禮》多雜誤。難讀先正劉定之有言非禮之亡也，漢儒去取之不精也，蓋韙言云。

後漢鄭元《月令注》

一卷。按《宋金恕序》：月令者，古相傳周公所作也。獨至後漢，鄭康成則以為呂不韋所說。今《呂氏春秋》皆載月令一篇，康成之意以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太尉者，

秦官也。故以為不韋所作，然以今觀之月令一書，其於天時人事以及夫動植飛潛一名一物之細無不推考其理，以究其至精至微之極信，非聖人不能作也。大抵不韋氏之書多攟摭古人，稍加緣飾以為己作，安知太尉之官非不韋，故為參錯以偽亂真，使後世深信不疑，以為此真呂氏之書耶。至唐開元中，詔集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乂、陸善經修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為第一，遂以冠《禮記》之首，其於是編尊信誠隆，然其附益時事改易舊文，則殊失古初之舊矣。至有宋太宗皇帝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未果。至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八年，龍圖閣待制孫<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9825-18px-GJfont.pdf.jpg' />上言以林甫等抉擿微瑕蔑棄先典，方今儒業大興，宜復舊式，乃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乞付國子監頒行，以格於晁迥等議，復寢不行。及仁宗皇帝景祐二年，直集賢院賈昌朝復請行鄭注，始從之。故今世月令鄭注多別行，夫以千載相傳，歷代大儒所定正注釋之經，而後之人必妄為穿鑿傅會以快一時之私見，迨有聖主賢臣名儒碩學者出，終必溯其源流返之古昔而一時師心臆說究同棄屣，則亦何益之有哉。予故識其興廢之由，以貽後之君子有所觀省，以為好事。妄作者之鑒。云。

蔡邕《月令章句》

十二卷。按邕《自述》：予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光和元年，予被謗章罹重罪，

徙朔方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為本敦辭託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注，參互群書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為可覽，則予死而不朽也！

唐元宗《御刊定禮記月令》

一卷。按《李林甫進表》：臣聞昔在唐堯則曆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別為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

纂習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恆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資革弊允屬宜更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真、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大司馬齊光乂、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為之注解。臣等虔奉綸音極思何，有愧無演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義深罕測，學淺無能，莫副天心，空塵聖意，謹上。

魏徵《類禮》

二十卷。按《宋金恕序》：余自少時誦習五經，朝夕尋討，雖不能窮其微奧，而紬繹經旨、翫味注疏，聖賢述作之意，略可了然於心目之間。即有闕文疑義皆可付諸傳信

傳疑之例無煩後人借手矣，獨禮經一編既離析為三，而士子傳習者，則又獨宗《禮記》。夫禮者，天經地紀之所係。而民生日用，之所不可斯須去者也。不唯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倦，即編戶無知之，氓亦所視為準則，使得曉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義，得以自安其出入作息之天而一遇。夫冠婚喪祭之事皆自然，有所範圍，而無敢過，無敢不及，斯則聖人制作之意也。乃今篇簡視他經，既已浩繁，而開卷已來，略無倫次，令讀者既苦於記憶，而未曾讀者則茫然無涯涘可尋。是此一書，但可以使賢知者究其精微，而不能使愚不肖者共其行習，何怪乎禮數不明，而徒使此經虛懸於天下，則豈聖人制作之意哉？予自既習此經後常為反覆綜核將以類聚群分，使之各有歸宿，及他日讀朱子語錄，有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今此書不復見，惜哉！予乃伏而嘆曰：有是哉鄭國公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今不復見，則良可惜也！一日過郡城，見舊書肆中有殘編數帙，題曰：魏徵類禮。稍檢視之，則小楷精抄而漏痕蠹跡，多見剝蝕，急售而歸。繙閱終編，則見其倫次井然，各以類從，既無混淆又無絓漏，其於原經不增減一字，而上自廟廷下至鄉黨，吉而冠婚凶，而喪祭閱之，則一目瞭然。考之，則有條不紊，誠斯須之不可去者也。就其殘缺字跡依經補綴，整理既完，乃遂奉為拱璧。每朋好過從輒出而示之。或曰：此民生日用之所，當共習者也。或曰：此書已寘內府，兵燹數更久為灰燼矣，安得復出自人間哉？此必贗本也！予曰：唯唯真本既不可復見，後人復能為之，則贗本即不啻真本也！予第喜其為類禮耳！其為鄭公與否，無問也。且鄭公之本已亡，後人能續鄭公之意而為之書，即以質之鄭公，鄭公應亦首肯也。於是為之序，以識其未云。

孔穎達《禮記正義》

七十卷。按穎達《自序》：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4380-18px-GJfont.pdf.jpg' />駕之馬設御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欲，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烹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譬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雪霜。順之，則宗<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496-18px-GJfont.pdf.jpg' />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是於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乃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愈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剪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賈公彥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元達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按此篇所引先儒姓名多有與史傳異者，如庾蔚之作庾蔚，沈重作沈重宣，徐

遵明作徐道明，熊安生作熊安之類，未知傳寫訛誤，亦別有所據，姑誌於此以俟考

。

〈疏〉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於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綿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註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為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跡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琴瑟以為樂。又《帝王世紀》云：遂人氏沒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於伏犧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註。《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為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案《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葦籥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軍賓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

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為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於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群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為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總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註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王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為體，《儀禮》為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為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為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為體。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於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為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為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於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為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為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為聖，履之為賢，是也。既《周禮》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為上，儀禮為末，故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婚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為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為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眾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

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為眾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初時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往受業焉。其後馬融、鄭元等各有授傳，不復繁言也。

元行沖《類禮義疏》

五十卷。按《宋金恕序》：予既得魏鄭公《類禮》，終日誦習，并與友朋講論。其次第倫敘以考究其先後緩急、輕重大小之義，并其經權常變之宜，而或時有不解於心者，輒

復思得義疏，觀之而後庶幾慊於心。夫《類禮義疏》者，常山公元行沖之所作也。行沖，名澹以，字行晉，封常山郡公，乃其所著義疏亦久不復見人間矣。因竊歎夫夏鼎商盤之屬年世遐邈此真不可復得之數。若夫秦漢以來，古器法物猶時時散落民間，顧在有心者購求之，則得之於萬一，亦世事之所或有者耳！況乎開元至今相去不過數百年，而篇簡所存既非盜賊之所歆羨，而君子見之，則必為之珍護，寶貴而傳留之。盜賊不羨，則無爭奪損滅之患；君子之所寶貴，則無毀傷棄擲之憂。倘幸而不投之，烈焰不飽之蠹腹。安知不如孔壁汲墳之復出於世乎？時藏之於心，遇舊學聞家好古敦儒之士必諮訪焉。一日，書賈吳氏翁緘書一篋，奉而前曰：聞吾子索此久矣，此天之所以賜吾子也。啟篋而觀之，則《類禮義疏抄》也，乃厚其值，拜而受之。嗟乎！天下事患志之不堅耳！苟堅其志以求之，雖數所不可得，力所不可致者，天直為之相協焉、陰騭焉。又況其數之所可得，力之所可致者乎！方開元時，元宗皇帝以魏鄭公所撰《類禮》命常山公集學者撰義疏。公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開元十四年八月上之時，張燕公說駁之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者，歷代傳習，向已千年著為經教，不可刊削。至三國時魏孫炎嘗改舊本，以類比次，事同抄書此固先儒所深非者，故其書後世皆不行用。至貞觀中，魏徵乃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為之注，太宗雖厚加賞錫其書，亦不立學官。今行沖等取徵所注加以疏釋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篇第乖舛、章句隔絕、失其本真。若欲頒行，事有未可。於是元宗乃以其說為然，遂亦賜常山公等絹二百匹。以其書貯之祕府，不得立於學官。常山公痛世儒排己，使其書不得行於世也。乃著論以自釋名之，曰：釋疑以自陳其著書之意。予每讀而悲之，其辭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詮注見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為優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睹，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為說解，代不傳習。鄭絪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於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駮。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挾元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伷增革向逾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群言之，錯雜紬眾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暌誤寧不芟礱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匹，錄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疏義聖皇纂業耽古崇儒高曾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愚甄分舊義其有著遺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方畢具錄呈進敕付群儒，庶能斟詳以課疏密。豈悟章句之士堅持苦嚴特嫌知新慤欲，仍舊沉疑多月擯壓不申優劣短長，定於通識手成口答安敢銓量。客曰：當局稱迷傍觀見審累朝詮定，故是周詳何所為疑不為。申列答曰：是何言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巫蠱事起經籍道息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眾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為議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漢有孔季產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沉。扶謂產云：今朝廷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為光祿，見歆此書，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志非毀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為毀耶？由是犯忤大臣，懼誅，求出為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賓之著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為肅謬，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卜商疑聖納請於曾輿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惟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元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元者。然二郊之際，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弘聖意非謂揚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壓於重壤也。故《王邵史論》曰：魏晉浮華古道夷替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惟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憒之。〈疑〉鄭服之外皆讎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曩葉咸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產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者。於戲道之行廢必有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輕誣。頃者修撰，殆淹年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賞賚內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區？區抗群情之噂𠴲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誡興犯眾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為自用韜聲甘此沉默也。其所為釋疑之辭如此。嗚呼！觀常山公之言亦可知賢人君子著書立說之苦心，將以誘來世詔無窮使之家行而戶習，乃一旦格於時論使其書之沉淪湮沒，不得顯其輝光。衣被後學不得已，而自寫其胸蘊，以抒其憤懣不平之氣。亦所以求諒於後世之賢人君子為之顯微闡幽而使之不終於湮沒也。今於數百年後幸而得之，此非人力之所可致，而非天之相協之、陰騭之。其勢固有所不能，予是以敬承天之所賜，而并列其事。與其辭以備載於編端俾傳之於世之賢人君子。思所以顯微闡幽，上達朝廷，頒行天下，使得家行而戶習，則文武成康之世。其復見於今日，庶不負魏鄭公與常山公誘世之深心也夫！

宋張載《禮記說》

三卷。按《魏了翁序》：橫渠張先生之書行於世者，惟《正蒙》為全書。其次，則《經學理窟》及《信聞錄》已不見於呂與叔所狀先生之言行。至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書，則方且

條舉大例與學者緒正其說，而未及就其在朝廷講行冠昏喪祭郊廟之禮，乃以孤立寡與議卒不用，既移疾西歸，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亦未及為，而卒於臨潼。今《禮記》說一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略固具，且又以儀禮之說附焉。然則是編也。果安所從得與嘗反覆尋繹，則其說多出於《正蒙》、《理窟》、《信聞》諸書，或者先生雖未及定著為書，而門人會稡遺言以成是編與。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先生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豈先生常常諷道之語？而門人并記之，與先生強學質行於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教人必以禮為先，使人有所据守。若有聞焉，則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於家也。童子必使之執幼儀親灑掃，女子則觀祭祀、納酒漿，久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欺也。翕然丕變，惟先生之從。嗚呼！是烏可強而致然與，豈人心之所無而可以襲而取之？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義禮智之性具乎其心，故仁其體也，義其用也。知以知之，禮則所以節文仁義者也，且自父坐而子立，君坐而臣立，推之凡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文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典。夫孰非其性情，所有天理之自然而為之品節者與，此所謂天秩。天敘，此其是也。然出天理則入人欲，故《品節》云：為者又將以人情或縱之防限也。孔孟教人要必以是為先。今所謂《禮記》、《儀禮》諸書雖曰去籍於周，衰煨燼於秦，虐淆亂於漢儒，然所謂《經禮》、《曲禮》者錯然於篇帙之中，其要言精義則有可得而推尋者。夫禮後生小子，自其幼學因而從事乎。此不幸時過而後知學者亦有以倍致其力焉，則將變化氣質有以復其性情之正。雖柔可強雖顏子四勿之功可體而自致之也。所謂忠信之薄、人情之偽者，亦將曉然知其為異端之說矣。此先生有功於禮樂之大意也，敢識篇末以告同志，又以自儆云。

周諝禮記解　卷

按諝《自序》：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為之節文者也。方其出于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

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為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為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賓之別，其言不盡於意。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於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欲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為。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於禽獸耳！蓋又將為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沒禮經之殘缺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為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尚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李覯明堂定制圖一卷

按覯《自序》：略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譸

張各信其習，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迄於有唐布政之宮屢曾營繕而規為鹵莽，莫合聖制群議交鬥將誰正之伏，惟國家拓境踰四溟太平已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太山祀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遺文逸美，於是交舉聖神之衷，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久矣，臣身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托不朽，故敢以所見制度具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個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窗，是為八窗。四誾，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兼取諸書略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所能盡也。

按《明金九疇序》：予讀李氏《明堂定制圖》，竊嘆其所以忠君愛國之心，為至深且摯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孟子欲齊王之

勿毀李氏，欲宋主之創興其意，皆望王政之行而欲其坐明堂之上發政施仁，以哀此鰥寡煢獨也。惜乎齊王不聞其勿毀之後所發何政、所施何仁，而宋主覽李氏之圖，亦不聞其興復古制、師法文王，而於李氏之所謂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者，次第而班行之也。嗚呼！古制之不可復見於今者，亦多矣！豈惟明堂哉？而明堂則尤其大者也。今李氏既取之於《周禮考工記》，協之於《大戴禮·盛德記》，稽之於《白虎通》，酌之於《明堂禮記外傳》，兼採諸書，略無遺棄。無亦可謂詳盡矣！而於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以及服御儀物一切制度，則又以為禮官學士之職非其所能。盡予嘗博《稽傳記》，取其有關於明堂者，類而綜之，凡載於《經傳》及《大戴禮》、《白虎通》者，皆不復採。惟取漢魏以來史氏所載者，萃為一編。使觀者一目瞭然，無俟旁搜博考，而按文以求如指諸掌。其有心復古者，可一覽而得之。昔在後漢之世，蔡邕之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文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官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摯虞之議曰：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北魏袁飜之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詶詔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個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德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昺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個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元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元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通經。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滋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跡而明堂辟廱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疏退慚謬浪。賈思伯之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考工記》雖補闕之書，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個，即明堂左。個明堂右個，即總章左個。總章右個，即元堂左個。元堂右個，即青陽左個。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又李謐之論曰：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原，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個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個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元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元》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元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個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眾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元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檢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個，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㨿，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隋牛弘之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元註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元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𡙇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元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㨿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書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巛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鄭元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元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個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元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廱，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廱，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元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則其來已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泰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祗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諸家之論明堂者如此。上至後漢蔡邕，下自隋牛弘，此數君子者，其皆各據所聞，各抒所見，可謂至詳、至備、至精、至密。前綜歷代之規模，後作百王之楷範，有聖人者起參考於諸說之中，斟酌於損益之際，興復古制，創立明堂，庶使中外瞻仰，神人協和，則安在三代之盛，不可復見於今日哉？則不獨可以慰李氏之心，並可以慰諸君子之心，且可以慰千秋萬世之心矣。讀李氏明堂圖者，並以此篇參之，庶帝王制度之源流。今古議論之得失信，可一覽而得之。雖自唐以來，如魏徵、顏師古、陳貞節之《明堂議》，孔元義之《郊立明堂等嚴配義》以及《明堂大饗義》，閭仁諝、王方慶、張齊賢之《明堂告朔議》，凡議論之涉乎？明堂者，大抵皆祖乎？此數君子之說，而必不能出其範圍也。於是詳列而為之序云。

劉敞《投壺義》

一篇。按《明何喬新跋》：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本而詮次其篇，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為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

劉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錄於朝事之暇以備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束晳補南陔諸詩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為訓哉？予以為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聖人所刪補之，僭也。冠婚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官，未有非之者，苟以傳補為不韙，則朱子豈為之哉？

司馬光《投壺新格》

一卷。按光《自序》：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晏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

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疏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功盡棄，戒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設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平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為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與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與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彼博弈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探𨷍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枝，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傅崧卿《夏小正解》

四卷。按崧卿《自序》：崧卿少時讀《禮記》，至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辭大抵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

其為有夏氏之遺書，顧欲睹其全，未之得。政和中，閱外兄關澮藏書始得而讀之，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冰雪雨旱之節，草木稊莠之，候羽毛鱗臝蠕動之，屬蟄興粥伏鄉遰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係焉，蓋夏之月令也。志時之有是物往往以言見之。豈謂據人所見者辭固當爾耶？關本合傳為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按漢唐《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疑澮所藏即此書，後讀孔穎達《禮記正義其疏月令注》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也，因求集賢所藏《大戴禮》版本參校信，然漢唐志既錄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為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務多以徼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為此乎。有司受之既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耳。而《隋志》云：然可謂疏矣！德，西漢梁人，與聖俱受禮后蒼，號大戴，嘗為信都太傅，而集賢大戴禮。其前乃云漢九江太守戴德撰。以《儒林傳》考之，為九江太守者，聖也。書藏集賢蓋久率無有正其訛謬者使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渠復有知德為信都太傅者，歟由是知前代書因陋承訛流傳及今不可復辨者，蓋多矣。豈特是書也哉？關本戴禮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渾，渾之書雜以漢儒文詞醇駁弗類且所訓疑有失本指者乃倣《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月為一篇，凡十有二篇，釐為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關本簡編失倫悉以大戴禮是正兩書互有得失，或字衍脫不同則擇其善者從之，仍注其下而闕其可疑者，大戴禮無注釋關本注釋二十三處懼與今注相糅，則云舊注別之來者宜詳焉。宣和辛丑九月一日，山陰傅崧卿序。

呂祖謙《少儀外傳》

二卷。按《祖謙弟祖儉跋》：少儀外傳一篇，先兄太史所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終則定以是名焉。某嘗侍坐與聞所以為此編之意，蓋

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汨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冊，使之不待考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見者，則皆略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也，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泯矣。

楊簡《孔子閒居解》

一卷。按《趙彥悈後序》：曾定遠既刊先生己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真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

常也，棄日用平常而趨乎異說。吾不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