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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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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賦役部雜錄

食貨典第一百五十四卷

賦役部雜錄

《詩經·邶風擊鼓章》：土國城漕。〈注〉役土功於國。

老子《道德經》：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詩·小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聞見前錄》：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崇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荊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壹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荊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荊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雖舊典亦有弊。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荊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內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喫劍。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溫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故利害未盡。議者謂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則可行。雇役之法，凡家業至三百千者，聽充。又許假借府史胥徒雇之，無害衙前，非雇上戶。有物力行止之人，則主官物護綱運，有侵盜之患矣。唯當革去管公庫公廚等事，雖不以坊場河渡酬其勞，可也。雇役則皆無賴少年應募，不自愛惜，其弊不可勝言。故曰，差雇二法並作並用，則可行也。荊公新法，農田水利，當時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馬等相繼亦罷，獨青苗散斂，至建炎中國亂始罷。嗚呼，荊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溫公以行新法不作樞密副使。神宗退溫公而用荊公，二公自此絕。

《夢溪筆談》：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或有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糶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煩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為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為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卻掃編》：國朝財賦之入，兩稅之外，多有因事所增，條目甚繁。當官者既不能悉其詳，吏因得肆為姦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請凡財賦窠名，宜隨類併合，使當官者易於省察，可以絕吏姦，論者皆以其言為然。時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獨以為不可，曰：今隨類併合，誠為簡便。然既沒其窠名，莫可稽考，他日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則病民益甚矣。於是眾莫能奪。

《朱子大全集》：夏稅牌由契勘人戶，遞年送納。夏稅和買本色折帛錢，多是無憑，照應合納數目，是致送納，或多或少。及有人戶在約束，前已納之數當來，亦無照憑。兼下戶不成端疋之數，依已降指揮，每尺納錢一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每戶置立牌由，分明開說某圖某都人戶，合納夏稅折帛，和買紬絹各若干，給付人戶收執，須管於省限內盡數具鈔，同牌由赴場照數送納。如不齎牌由同鈔前來，定不交受。其有人戶在今來約束以前赴所屬送納者，亦仰給付牌由。數內若有少欠仰人戶，照牌由數目，依數納足，須至曉諭。

受納秋苗，曉諭檢會。趙知軍任內，契勘星子都昌建昌縣，每年受納人戶秋苗所收水腳雇船、起綱、頭子、市例等錢數多，是人戶輸納重有所費，深屬不便。使軍今將三縣人戶，應合納秋苗，每正米一石，收雇船水腳起綱頭子并專㪷市例，總減作六百七十文，足其勘合。促零錢係照鈔收納，除外並不得多交民戶一文。竊慮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行乞覓，錢米已散榜管下縣分曉諭。切慮元給文榜沈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者。

右除已再諜受納官常切鈐束外，今立賞錢三十貫文，出榜縣管下要鬧處張掛，曉示人戶知悉。自今後應輸納戶下米斛，每正米一石，除前項立定雇船起綱市例錢六百七十文足，并隨鈔收勘合促零錢外，不許例外乞覓民戶一文。如有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作乞錢米之人，不拘多寡，許人戶經官陳告，將犯人根究依例，勘罪追賞施行，的不虛，示各令知悉。

減秋苗。照得本軍去年交納人戶，秋苗每一石正米連省耗加耗共計一石七㪷六升，今年冬米許人戶從便赴軍倉交納。今於去年所納數上，每一石更與減米一斗，合行曉示者。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契。勘管屬都昌建昌縣，遞年所納人戶秋苗，並係起發上供之數，緣是工戶攬子等人把持縣道，兜收在己，與公吏通同作弊，拖延不納，窺伺縣道窘束，全無措置。即將下等秈米，以應副預借為名，動欲減饒合數，唯是循良細民，各縣卻復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錢，將收到水腳錢等侵移使用，緣此起發，綱運大段遲滯，且又欠折不足，事繫利害。今照淳熙六年苗米起催在即，若不預行措置，定致上供轉見拖壓，細民愈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昌縣官前去各縣受納，與減加耗靡費之類，令人戶自行打盪斛面，不得阻節。如有諸鄉人戶，情願赴軍倉輸納苗米，並聽從便，重與優加裁減，務使樂輸。及行下約束都昌建昌縣，不許預借官物。如有不遵約束，輒將米斛預借縣道本軍將來，並不理為納過之數。本軍除已具申諸監司照會外，須至曉示。

約束科差夫役。訪聞管下諸縣，以和雇為名，科差夫力，應副過往官員，修造船扛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幹，亦令保正長關喚。夫力荷轎擔擎，有妨農業，甚者至令陪貼錢物，為害尢甚。除已行下約束外，如更有似此去處，仰被擾人戶，徑赴本軍投訴，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應。今後本縣違法，輒差公人下鄉追擾，許人戶赴軍陳訴定，追犯人重斷。應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戶錢米，徑日不得朱鈔，仰人戶赴軍陳訴，定追犯人勘斷。當官給還應人戶二稅，如已送納獲鈔，而本縣重疊追擾，許人戶執鈔赴軍陳訴，定追承行鄉司等，重斷勒罷。

《搜采異聞錄》：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二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紬一百九十萬疋，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為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為緡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術，為可慮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揮麈後錄》：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既定，故寬其賦役，民間生業，每三畝之地，止取一畝之稅，緣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亂。政和間，謀利之臣建議，以為彼處減匿稅賦，乃創置一司，號西城所，命內侍李彥主治之，盡行根刷拘催，專供御前支用。州縣官吏，無卻顧之心，竭澤而漁，急如星火。其推行為尢者，京東漕臣王宓、劉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為盜。胡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賈，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啟於欽宗者，命斬彥，竄斥宓、寄，以徇下寬恤之詔，然無鄉從之心矣。其後散為巨寇於江淮間，如張遇、曹成、鍾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

《齊東野語》：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民幾不聊生。余常夷考在昔獨兩漢為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即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賣爵更幣，算車船，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雖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災害，吏趣其租于定國。以是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賦，翟方進，以是受責。重之以災傷，免租。初，郡無稅，行軍勞苦者給復陂湖園池，假貧民者勿租賦，又至於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民資，不滿三萬，免而逋租之民，又時貸焉。何與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國所以獨久者，蓋有以也。

《雲麓漫抄》：今之民間所納夏秋二稅，蓋唐大中間取一年諸色科斂最重者，定為二稅，則諸色科斂已在其間。後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敕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造麴酒貨賣，則是再增酒麴錢矣。又置坊戶，以三年為限，限滿必增錢。實封投狀，百日限滿，拆封給價。高人上戶，增價攘奪，洎其久也，課高難辦，又創立戶酒之說，將一坊酒額，盡均苗頭上。舊坊戶既有醞具，上戶亦有力造酒酤賣，五等下戶，自令出錢數，且零細家至戶，到貽害良農。目合浙東湖北，皆有斯解，悉緣達官慕愛民之虛，名忘久遠之利病，為無窮之害。予向在漢東，偶有為此舉，力爭得免，故書以告來者。

《捫蝨新語》：荊公免役法，是分兵民之意也，至今利之。元祐用事之臣，一旦盡廢新法，而獨於役法，數年而不能定，彼欲盡改荊公所行，非於此獨有惜也，豈亦知其利而強為是紛紛耶。大抵先王之法，如封建井田肉刑民兵，非不善也。但法一壞之後，便不可復。周禮至穆王時，已自不行。今呂刑之書可見，已唐太宗府衛法。至德宗時，與李泌議復之，亦不能也。而況後世乎。然迂儒泥古者，至今猶持之論兵民法差役，不亦謬乎。予以為今之用事者，倘以生民為念，當併罷保正副，而專用耆壯，方盡免役之利。

《江南野史》：按鹽䕠米為南唐橫賦，藝祖平南唐，首命樊知古將漕江南，訪求民瘼，而樊非其人，訖不能建明蠲除。蓋南唐正賦之外，所取不一，宋因名之曰沿納鹽，䕠米其一也。《見聞錄》：余嘗讀羅一峰先生與府縣言上中戶書，其詞懇誠，且不惜郡縣之怒與怨者，非特見其膽力大，亦由平日干請絕也。《書》云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荊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臥病山中，杜門卻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勿答也。乃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斂，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為盜也，難矣。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掾，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諸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橫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藝乃以官作民，鬻於他主，田居富屋，糧坐下戶。況里書作弊，飛派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糧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為下，以下而為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興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扑之下，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於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雞犬不寧，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貱於糧里，已貱虛糧，已貱鹽糧，又貱中戶。貱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為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為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於閭閻，游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為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為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為流民圖以進。況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遽書，不覺滿紙。此書今士大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絕少者，何也。客笑曰：棖也，慾焉得剛。《尊俎餘功》：天下府州縣黃冊，十年一造，以一百一十戶為里丁，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其不任役者，帶管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曰畸零。

《松江府志》：輸納白銀，例有火耗，每銀一兩，止加六釐七毫，以供印串。及比簿燈燭諸費，自萬曆至崇禎初，未嘗絲毫增益也。華亭自羅公明祖去後，日漸以多。上青之弊亦在，此時蓋四方多事，始有差官承舍，守催經管，吏胥不能無費，勢必三四倍取償於民矣。其後府中取法馬，較定重鑄，遂以藉口，每兩頓增三分，則自壬午年始。

《春明夢餘錄》：戶部魚鱗冊，初修魚鱗冊，以土田為主，田各歸都，啚履畝而籍之。諸原坂，墳衍下。隰腴沃瘠鹵之故畢，具為之經，而土田之訟質焉。其黃冊以戶為主田，各歸其戶，而詳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之緯，而賦役之法從焉。其後魚鱗冊歲久漫漶，至亡不可問，而田得買賣糧，得過都啚，賦役冊獨以田從戶，而田在所不復可辨知。於是飛灑詭寄，買賣推收為虛偽，至不可原詰。求其言之痛快可行者，莫如嘉靖中唐冢宰龍為江西巡按，時一疏矣。疏言：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近置買田產，遇造冊時，賄里書飛灑之見在人戶，名為活灑，有暗載逃絕戶內，名為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者，有留賣戶不過割，及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過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散名為懸掛挑回者，有暗襲官紳腳色捏作寄莊者，在冊為紙上之桑，在戶皆空中之影，以影以致，派糧編差，無所歸著，俱小民賠償，小戶逃絕。責之里長，里長逃絕，而糧長負累。由是戶口日耗，盜賊日昌，告訐日滋，乞令巡守二道，分詣地方督州縣將飛灑詭寄弊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瘠磽沃之等，均崩灘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戶，歸之原田，而圖總都總縣總造流水冊十本，甲各收藏，縣因造冊為，大造為冊四。上府州縣，上南京後湖收架。俾因戶推田，因糧編戶。戶與田有一定之則，為便求其綜，覈田畝之法，莫如裕州、知州，安如山為善矣。裕州故阻險，然四衝野多坡坂，地磽。确土雜砂，石不皆可田，種知州安。如山白於上為丈量，命耆老董其役，命區長驗區畛，命量人步阡陌，命筭人制畝分精覈版籍，因區定畝，因畝準稅，區為綱，畝為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為母稅，為子母以權子，則無逋稅。平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山石岡田，三而當一。山石陡陂之田，四而當一。陂池林麓廨宇鋪舍廛市之稅，蠲之。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遍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此皆可為天下取法。

一條鞭差役之法，洪武以後，皆以丁糧多寡編派大小差徭。至嘉靖四十四年，議准行十段錦冊法，筭該每年銀力差各若干，總計十里之甲，派為定則。如一甲有餘，則留二三甲用，不足則提二甲補之。久之弊生，里下騷然，莫必其命，浙江為甚。龐尚鵬巡按浙江時，乃奏請行一條鞭法，其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征而均支之也。其征收不輪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於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於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輪，若給募，皆官府自支撥。蓋輪甲則遞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而臥，可無復追呼之擾，此役法之善者也。後江陵相當國，復下制，申飭海內通行者將百年。而今又有不然者，余讀《懷柔縣志》載賦役議曰，天下有名為節省，而其實有大不便於民者，則今日之清減條鞭。是已里甲之累，民易知也，以故改而為條鞭立法者，貴其可繼，故改鞭之始，尚寬有餘地，以俟有司之酌處，乃一倡為節省之說，各疑盡為裁減，減之又減，以至必不能行矣。而各款將終焉。已乎必不能已，則私役里甲以濟之者也。是止一里甲之累，而今兩累之大家，為掩耳盜鈴之計，其害更甚於加賦。竊謂今日之裁減太甚，徒掣賢者之財，而益以恣不肖者之無忌，憚民困極矣。司國者將有策以復條鞭之舊乎。

計本明鄧元錫曰：記載家言，高皇帝方定金陵時，諭太史令基、起居注褘言，今軍興，四方民苦甚，吾欲紓其力，且奈何。基、褘對曰，師行必齎糧食，上存此心，幸甚。然天下未底定，紓民力，宜未易及。上曰，不然，紓民力在均節財用，在制常賦，國家愛養生民，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掊克朘之，雖慈父不能得之子，君能得之民乎。今當定賦節用，崇本而抑末，庶民力紓乎。基褘頓首曰，臣等愚，所不及此仁政之本也。永樂初，湖廣夏稅至後期，戶部尚書郁新請案府州縣官，稽緩罪治之文。皇帝不許曰，賦入但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地里有遠近，何可概必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悉其情，一主於利民。苟罪其官，必急責其民，吾民殘矣，其勿問。洪熙初，昭皇帝諭工部，言古土貢隨地，產不強其所無。比年丹漆石青之類，概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鳩金幣轉買，價騰踴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費已千百，何痛也。自今於出產地計直，市毋概派毒吾民，嗚呼，聖人之計慮深矣。

《日知錄》：州縣稅賦，王士性廣志繹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時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即其廣輪之數，真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真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緪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緪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為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太平鎮江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隸之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為一郡，屢次建言，皆為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輻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太祖實錄》云：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范曄《酷吏傳》亦言漢制宰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阯，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字伯門，太山人。見《風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奸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証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奸宄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為二郡，其後遂為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答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民便，不覺損幹。子悅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丘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迯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為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大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係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迯。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齎，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敕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筭。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議。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勿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不許。七年三月庚申朔，詔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總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昨朕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濙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勩，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跡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玆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各處巡撫侍郎并同府縣官，用心覈實。其官田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明白具數，送部磨勘。從之。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開禧三年，誅韓𠈁胄。明年，置安邊所，凡𠈁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獨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清張瑄田，以供中宮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國珍管明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又有汪關，關滿經歷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琱阿不剌郯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遍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為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為十四畝矣，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于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為一冊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田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刱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為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惟唐太常鶴徵作武進志，極為惋歎。〉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陌跨<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6024-18px-GJfont.pdf.jpg' />，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為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贏絀，率數十年而一變。奈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繇，則猶有其遺禍也。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固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眾，而損於國，有王者作，咸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概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橫征，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穀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況他日大有為之主，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

今存者，惟衛所屯田學田勳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亦轉相典賣，不異民田。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為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令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王弼。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腳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于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于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屢下詔書，令民閒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為然。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并其稅于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擁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既減糧額，即當禁限私租。上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貧。《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時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大德八年正月乙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為率普減二分，永為定例。前一事為特恩之蠲，後一事為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則公然號為田主矣。

豫借唐元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為限。至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田一畝，稅錢十五。〉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為青苗使，遂為後代豫借之始。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尢艱，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游城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身。麥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月之閒，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即位，頗知愛民，見于《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納足。遞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十五日起徵，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國勢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矣。

《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令之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敺民而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為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為徭役所困，請為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廢。以錢為賦。《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古錢字〉穀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此則以錢為賦，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畝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為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斗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而責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為商賈，不為官，不為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歎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賦，重穡以帥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為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繇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流通，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為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夫多少為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于道塗，市肆者可易業于西成，託跡于軍籍。釋流者可返躬于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繫人于包桑之本者矣。《贈友》詩曰：私家無錢罏，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顦顇畎畝閒。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繇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

宋時歲賦，亦止是穀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益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于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于民，無傷于國。有補從之，而真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于史者，自南渡後始也。

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于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愚以為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倣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