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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一百七十一卷目錄

　明堂祀典部彙考二

　　南齊〈高帝建元二則　武帝永明一則　鬱林王隆昌一則　東昏侯永元一則〉

　　梁〈武帝天監二則　普通二則　中大通三則　大同二則　太清一則〉

　　陳〈高祖永定一則　文帝天嘉一則　宣帝太建二則〉

　　北魏〈高祖太和三則　世宗延昌一則　肅宗熙平一則　正光二則〉

　　北齊〈總一則〉

　　北周〈總一則〉

　　隋〈高祖開皇一則　煬帝大業一則〉

禮儀典第一百七十一卷

明堂祀典部彙考二

南齊

高帝建元元年，議明堂之祀，詔依舊。

按《南齊書·高帝本紀》不載。按《禮志》：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逖議：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祀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右僕射王儉議：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政，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議》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耶。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於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于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曰：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遍。《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宜以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享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建元四年，武帝即位，議祀明堂。

按《南齊書·武帝本紀》不載。按《禮志》：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武帝永明二年，始命郊祀明堂。異日，明堂降用法駕。按《南齊書·武帝本紀》不載。按《禮志》：永明二年，祠部

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祠，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元意也。元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按元注《月令》季秋大饗云大饗，遍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按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於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司徒西閤祭酒梁王議：《孝經》鄭元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為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祀五帝於明堂。柴山祀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誥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詔可。

鬱林王隆昌元年二月，祀明堂，以世祖配。

按《南齊書·鬱林王本紀》：隆昌元年二月辛卯，車駕祀明堂。按《禮志》：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元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元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東昏侯永元二年，議明堂，以祖宗並配。

按《南齊書·東昏侯本紀》不載。按《禮志》：永元二年，何佟之又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祭，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為高宗，並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第為季，義則經為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並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文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為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佟之為允。詔可。

梁

武帝天監十年，親祀明堂，更定祀儀。

按《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年正月辛酉，輿駕親祀明堂。

按《隋書·禮儀志》：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舊齊儀，郊祀，帝皆以袞冕。至天監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儀注》猶云袞服。十年，儀曹郎朱异以為：《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理不容文。於是改服大裘。异又以為：齊儀初獻樽彝，明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樽。《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又曰：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不異，即理徵事，如為未允。請自今明堂有膳准二郊。但帝之為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為顯著。非如昊天，義絕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屬，猶宜以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韭四種之葅，粳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以外，郊所無者，請並從省除。初，博士明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禮先自赤帝始。异又以為：明堂既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又以為：明堂籩豆等器，皆以彫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彫俎。明堂之禮，既方郊為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為質，又不應彫俎。斟酌二途，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异又以舊儀，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酃，終醁。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灌及授俎法。又以為：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帝並從之。

按杜佑《通典》：梁祀五帝于明堂，服大裘冕，樽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餚膳並准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所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並停三獻及灌事。

天監十二年，詔更修明堂。

按《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二年冬十月丁亥，詔曰：明堂地勢卑濕，未稱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按《隋書·禮儀志》：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群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元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汁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個、右個。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元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個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個名，故曰明堂左右個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爵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修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元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上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

普通二年二月辛丑，輿駕親祀明堂。

按《梁書·武帝本紀》云云。

普通四年正月丙午，輿駕親祀明堂。

按《梁書·武帝本紀》云云。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巳，輿駕親祀明堂。

按《梁書·武帝本紀》云云。

中大通三年二月辛丑，輿駕親祀明堂。

按《梁書·武帝本紀》云云。

中大通五年正月辛亥，輿駕親祀明堂。

按《梁書·武帝本紀》云云。

大同元年二月辛巳，輿駕親祀明堂。

按《梁書·武帝本紀》云云。

大同七年正月辛丑，輿駕親祀明堂。

按《梁書·武帝本紀》云云。

太清元年正月甲子，輿駕親祀明堂。

按《梁書·武帝本紀》云云。

陳

高祖永定二年正月戊午，輿駕親祀明堂。

按《陳書·高祖本紀》云云。

按《隋書·禮儀志》：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饗坐依梁法。武帝時，以德帝配。

文帝天嘉　年，有事明堂，以武帝配饗。

按《陳書·文帝本紀》不載。按《隋書·禮儀志》：文帝時，以武帝配。

宣帝太建三年二月辛巳，輿駕親祀明堂。

按《陳書·宣帝本紀》云云。

按《隋書·禮儀志》：廢帝已後，以文帝配。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鈃羹果蔬備薦焉。

太建五年二月辛丑，輿駕親祀明堂。六月，治明堂。按《陳書·宣帝本紀》云云。

北魏

高祖太和十年九月辛卯，詔起明堂、辟雍。

按《魏書·高祖本紀》云云。

按《水經注》：溫水自北苑，南出歷京城內河，干兩湄。太和十年，累石結岸，夾塘之上，雜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橫水為梁。又南逕藉田及藥圃，西明堂，東明堂，上圓下方，四周十二戶，九堂，而不為重隅也。室外柱內綺井之下，施機輪，飾縹，仰象天狀，畫北通之宿鳥，蓋天也。〈此處錯簡已正，尚有訛誤，當云晝北辰，列宿象，蓋天也〉每月隨斗所建之辰，轉應天道，此之異古也。加靈臺於其上下，則引水為辟雍，水側結石為塘，事準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經建也。

太和十五年四月，經始明堂。十一月，祀明堂。

按《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十五年四月己卯，經始明堂，改太廟。冬十月，明堂、太廟成。按《禮志》：太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將祭圓丘，帝袞冕劍舄，侍臣朝服。之圓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

太和十六年正月，宗祀顯祖獻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九月，大序昭穆於明堂。

按《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十六年正月己未，宗祀顯祖獻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個，布政事。每朔，依以為常。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於明堂。

世宗延昌三年冬十二月庚寅，詔立明堂。

按《魏書·世宗本紀》云云。

肅宗熙平二年，議以高祖孝文皇帝配明堂。令曰可。按《魏書·肅宗本紀》不載。按《禮志》：熙平二年，太師、高

陽王雍，太傅、領太尉公、清河王懌，太保、領司徒公、廣平王懷，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中書監胡國珍，侍中、領著作郎崔光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又〉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頻屬年饑，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元議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按《賈思伯傳》：思伯轉衛尉卿。於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個即明堂左個，明堂右個即總章左個，總章右個即元堂左個，元堂右個即青陽左個。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按《封軌傳》：軌除國子博士，加揚武將軍。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入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鄭元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元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省，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按《李崇傳》：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4184-18px-GJfont.pdf.jpg' />。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黌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版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頹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則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為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享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敕有司別議經始。按《袁飜傳》：飜為尚書殿中郎。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飜議曰：謹按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詶詔〈闕〉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個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昺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個，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元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元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跡，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疏，退慚謬浪。

正光元年，起部郎源子恭請立明堂。從之。

按《魏書·肅宗本紀》不載。按《源子恭傳》：正光元年，為行臺左丞，巡行北邊。轉為起部郎。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臣聞辟臺望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為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維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侯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乂，物動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肄冑之禮，掩抑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廈止於尺土，為山頓於一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睹禮樂之富。書奏，從之。

正光五年，幸明堂，餞西征諸將。

按《魏書·肅宗本紀》：正光五年九月，詔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夤為西道行臺大都督，率諸將西討。乙亥，帝幸明堂，餞蕭寶夤等。

北齊

後齊制，明堂為五室。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存其制，而竟不立。

北周

後周制，明堂為九室。

按《隋書·禮儀志》：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存其制，而不立。

隋

高祖開皇十三年，詔議明堂祀典。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按《禮儀志》：高祖平陳，收羅杞梓，郊丘宗社，典禮粗備，唯明堂未立。開皇十三年，詔命議之。禮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等定議，事在弘傳。後檢校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為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按《牛弘傳》：弘，拜禮部尚書。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元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元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𡙇，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元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履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令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巛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鄭元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元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個，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元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宜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廱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廱、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元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祗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煬帝大業　年，宇文愷上明堂議，并獻木樣。

按《隋書·煬帝本紀》不載。按《禮儀志》：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止於明堂，恆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於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祀五官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視熟，如南郊儀。按《宇文愷傳》：愷，拜工部尚書。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博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扆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睟冕旈，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元，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為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眾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略，刱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七，博四修，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廱。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霤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圓牆璧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按，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義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期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享，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享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

按《唐書·禮樂志》：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按《舊唐書·禮儀志》：隋文帝開皇中，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帝令有司於京城安業里內規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不定，竟議罷之。煬帝時，愷復獻明堂木樣并議狀，屬遷都興役，事又不就。終於隋代，季秋大享，恆在雩壇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