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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弁　言(一)

　　鄭成功和他的後人以臺灣為基地，反抗清朝，因此鄭氏史事成為臺灣史上主要的題材之一。

　　成功的父親芝龍，原是著名的海盜渠魁。他自崇禎初被福建地方當局招撫之後，屢建剿寇之功，逐步陞任到總兵官，成為東南沿海安危所繫的人物。可惜他後來變節降清，自取滅亡。但成功所以能在東南沿海抵抗清軍，未嘗不是靠著他們鄭家原來在海上的聲望和勢力；就是成功手下的將領，也不少是芝龍的舊部。因此凡記述鄭氏史事的，無不從芝龍少年時候往海外冒險的故事說起。

　　關於鄭氏史事的著作，「臺灣文獻叢刊」已經刊印了十多種。其中如「臺灣割據志」、「臺灣鄭氏紀事」、「臺灣鄭氏始末」、「閩海紀要」、「閩海紀略」、「海紀輯要」、「靖海志」、「臺灣外紀」、「海上見聞錄」、「賜姓始末」、「鄭成功傳」等書，都是通述鄭家幾代史事的。又有延平王戶官楊英所記自永曆三年到十六年的「從征實錄」，是一部較為可貴的史料書。又有「平閩記」和「靖海紀事」：前者是福建提督楊捷在康熙十七年到十九年間與延平嗣王鄭經作戰的奏疏和其他公牘，後者是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將軍施琅征澎湖、降臺灣的奏疏，也都具有原始資料的價值。此外，本叢刊裏

還有二十幾種記述南明或臺灣史事的書，每書都有一部分講到鄭氏抗清的事蹟。但這些著作多係轉手的敘述，不能被視為第一等的史料來應用。

　　早在光緒二十七年(一九０一)，日本人市村讚次郎就從北京內閣東大庫檢到有關臺灣鄭氏的三件舊檔案。他曾把這三件檔案的原文連同他的簡單說明於第二年在「史學雜誌」上發表了。這便是本叢刊所已刊出的「鄭氏關係文書」。這三個文件，一件是康熙元年鄭泰、洪旭、黃廷移咨靖南王耿繼茂和總督李率泰的咨文，並附官員兵民船隻總冊；一件是同年欽命管理福建安輯投誠事務戶部郎中賁岱等的題本，並附鄭成功歿後鄭經所管文武官員的底冊；一件是康熙六年南安縣生員黃元龍的密奏。從這幾個文件上，可以看出康熙初幾年間鄭氏部下投歸清朝的有那些人以及若干冒稱下海、投誠謀官的乘機取巧之徒。這本「鄭氏關係文書」雖只有三個文件，卻都是很可貴的原始資料，毋怪市村氏視之若瓖寶。

　　近三十多年來，內閣大庫檔案被刊布出來的已經不少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編印的「明清史料」，便已有甲、乙、丙、丁、戊、己、庚七編。我們約計其中有關鄭氏史事的文件，不下五百多件。這些文件，雖然有許多是殘缺不全的，而且又非彼此互相銜接的，但都是原始的文件，為研究鄭氏史事最好的資料。因此我們決定把這些文件彙集起來，先照年代的先後，再按事情的內容，加以排列整理，編為「鄭氏史

料」。又因分量很多，所以分做幾編刊出。

　　這本「鄭氏史料初編」是用從「明清史料」乙編、丁編和戊編裏抄出來的文件編成的。這些文件都是關於鄭芝龍的史料，所以稱做「初編」。凡分三卷：卷一、卷二共收二十一個文件，都是明朝崇禎年間的；卷三收了六件，是清朝順治九年、十年和十八年的文件。我們從卷一的十個文件裏可以看出：在鄭芝龍受撫前後，東南沿海所受寇禍的情況；鄭芝龍受撫後，他怎樣協剿閩寇李芝奇，又怎樣會剿粵寇鍾凌秀，又怎樣和當時騷擾閩、粵沿海的紅毛夷有所接觸。我們從卷二的十一個文件裏可以知道鄭芝龍剿滅海寇劉香老的經過以及崇禎末期閩、浙海上的情形。崇禎十六年，明廷還有急調鄭芝龍率領水師北上，以圖牽制滿洲的計議；但他遲遲未能成行，而滿洲已經入關了。

　　這裏沒有講到鄭芝龍如何擁立唐王於福州，如何在唐王的朝廷裏專橫跋扈、擅作威福以及如何投降清朝，被挾北去。我們從卷三的六個文件裏，一則看出鄭芝龍已成籠中之鳥、釜中之魚；一則看出清朝皇帝要拿他作釣餌來招降鄭成功，便先封他為同安侯，等到撫事不成，便說他『包藏異志，圖謀不軌』，他終於得到一個悲慘的下場！

　　本叢刊第三三種「靖海紀略」，係明人曹履泰所撰。他於天啟、崇禎間任同安知縣五年，此書所載，都是他在任內辦理海寇事宜的公私函札；時間雖短，也不失為真實的史料，足備參考。(百吉)

　　　弁　言(二)

　　本書原是作為「鄭成功光復臺灣三百週年紀念特輯」之一的，因述其經過，以留紀念。

　　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０年)十二月間，我連續接到陳正祥先生幾個電話，他說：明年四月是鄭成功光復臺灣三百週年，我們得及早籌備一個像樣的紀念特輯。因此，我於五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特約陳正祥、夏德儀、戴炎輝、賴永祥、曹永和諸先生集會商討；當日，正巧中村孝志教授來看我，所以也就請他出席參加。

　　會談開始以後，我以召集人的地位，首先表示意見。我坦誠報告，這件事的主動者是陳正祥先生；就我們(指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來說，是所謂「有可無不可的」。我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為什麼「可以不做」？因為我們畢竟是臺灣銀行的研究機構，我們研究的主要對象是臺灣經濟；即如我們印行臺灣文獻叢刊，目的也在幫助臺灣經濟的研究，而非純為臺灣歷史的研究；所以，我們不做「紀念」工作，不算失職。又為什麼「可以做」呢？這因鄭成功對臺灣的關係太大了，尤其在舉國推崇鄭成功的今天，我們即使「做了」，想也不會有人批評我們「多事」的。惟其如此，我的主張：我們不做則已，做則一定要有意義，要有價值，千萬不能走上「趕熱鬧」或「交賬」的「魔道」

。其次，講到紀念的日期，按照規定，是鄭成功登陸臺灣本島的那一天(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一說三十日)。但時間太逼，恐籌備不及；「紀念論文」的發表日期，可否延到荷蘭人投降的那一天(永曆十六年、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

　　大家同意，於是進而討論如何紀念。首先提出的，是在第十三卷第一期(民國五十一年三月出版)的「臺灣銀行季刊」上，出一「紀念特輯」。特輯的內容，除了鄭成功年譜的編撰與鄭氏文獻的分類編目外，我們希望能有十篇研究鄭成功(包括鄭氏祖孫三代)的專門著作，有系統地分為政治、經濟、軍事、貿易等等。我還自告奮勇，願以尚未發表的拙著「鄭氏時代之臺灣經濟」(為拙著「臺灣經濟史」之一章)改寫充數。但是，這一計劃，終於因為我們的交遊太窄，力不從心，無法進行；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主張改著作為翻譯，即就外國學者有關鄭氏的著作，翻譯十篇拿來紀念。陳正祥先生認為這「太洩氣」，我卻認為這「很別緻」。後來夏德儀先生提議，除了「季刊」出「翻譯特輯」(包括「年譜」與「文獻目錄」)外，還可就中央研究院印行的明清史料選輯有關鄭氏部份，加以整理，定名為「鄭氏史料」，編入「臺灣文獻叢刊」，作為紀念之一(按：我們曾就「明清史料戊編」，選出有關鄭芝龍的四個文件，作為「文叢」第三三種「靖海紀略」的附錄)。他說：這是我們一定可以做到的工作；同時，有意義，有價值。果然不出夏先生所料，我們能夠做到的，也祗有這一「鄭氏史料」的編

印，而且直到今天才能刊出「史料」的「初編」(全屬鄭芝龍部份。上述「靖海紀略」附錄四篇，亦已重新編入)；因為時間實在落後太久，所以除在這裏一提當時的經過以外，今後「續編」出版，將不再說「紀念」的話了。

　　至於另一計劃「翻譯特輯」，稿至今天還未齊全。我們不得已祗好改變方針，準備將來編入「臺灣研究叢刊」，不再作在「季刊」發表的打算了。其中有一件事，要乘便一提。這就是鄭成功年譜，當時決定由我們主稿，字數以不超過三萬為度。雖不滿意，幸有結果。有位從未見面的南棲先生，他在「季刊」發表過「臺灣日月潭浮田種稻說之研究」，文字條理，均有可觀；他有的是多餘的時間，曾自動替「文獻叢刊」做義務的校勘工作。我們為了「集思廣益」起見，同時也覺得對他的義務校勘有點過意不去，所以在七月二十八日，寫信請他利用我們已出版的「文獻叢刊」寫篇「鄭成功年譜」，以供我們合編參考之用，決定在年底交稿。因為我們給他的時間不多，同時我們的目的原在合編參考，所以未有字數的限制；以意度之，三、五萬字而已，最多也不會超過十萬字(按照我們的規定，十萬字以上的約稿，對內得先經過一定的手續；所以我們也沒有做這手續)。想不到的，他竟「下筆千言」，一口氣寫了八十多萬字。最後還是我們因為種種關係，寫信要他停止下來；如果全稿完成，一百萬字是可能的。而且，他還用的是簡潔的文言；要是改用語體，至少又得增加二十萬字。再則，他還沒有機會利用下

述這些重要參考資料，日文如「華夷變態」及其他有關鄭氏的專門著作，中文如「小腆紀年」、「小腆紀傳」、「燼餘錄」、「南疆繹史」、「張蒼水詩文集」，特別是「鄭氏史料」各編；否則，至少又得增加二十萬字。因為這部稿子的字數太多了，所以我們給的也是極甚微薄的報酬；這在作者未免是委曲，但在我們卻也很為難，幾乎要用停止「季刊」一期來填補這一「窟窿」。推其原因，全在我們當初少了一句限制字數的話。這是一個意外，不勝遺憾之至。

　　我不認得南棲先生；我的印象，他不但工作認真，同時，理想甚高。照常情來說，一個人寫的東西，總希望能夠出版的；他用近百萬字來寫「鄭成功年譜」，如果也存了出版的希望，就眼前的事實來說，這理想未免太高了。這猶如前些日子，我們接到一位讀者的來信，他希望我們拿二十五史也像「文獻叢刊」一樣標點印行。現在，這部稿子放在我的書廚裏，我也沒有工夫詳細去看，祗在第一冊原稿上隨手寫了幾點意見；但卻不時使我想起「處理」的問題。近年以來，我雖一意經營臺灣文獻的整理與出版，這畢竟不是我的「本行」；不過，為使南棲先生的這番心血不至於完全抹殺，我頗想等待「鄭氏史料」出齊以後，花一年半載的時間，改用語體，加以整理，豫計字數至多不得超過二十萬。由於興趣與健康的關係，我沒有把握能做到。我希望年輕的曹永和先生能夠參加這一工作，使底於成。但是同一本書，我們已有稿費支出，不能再有稿費負擔；

曹先生雖然熱心從公，豈可枵腹將事！真不知將如何「以善其後」？思之！思之！『經驗是最可寶貴的』；我用這話來做結束。(周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