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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弁　言

　　「臺案彙錄丁集」是從「明清史料」戊、己兩編裏選錄了一百十八個文件編輯而成的。全書分作五卷。

　　卷一收了二十四個乾隆時期的文件，卷二收了三十一個嘉慶和道光時期的文件。在這些文件裏，以關於臺灣馬政──如奏留馬匹在臺試養、報銷官馬朋扣皮臟銀兩以及請裁馬匹之類的為較多，其次則為關於臺澎各營修建衙署兵房、戍臺班兵的調撥與配渡、賞卹遇匪御盜被難的弁兵、題報官莊租息、籌撥防堵經費、調駐營員、移撥汛兵以及恭報奉到恩詔、律例、王命旗牌和欽頒督捕則例之類的例行公事。總而言之，都是有關臺灣軍事行政的各項檔案。

　　卷三收了乾隆、嘉慶和道光時期的二十個文件，全係巡閱全臺營伍的報告。按照定例，臺灣總兵年須巡查所屬營汛地方，校閱官兵武藝、點驗軍裝器械；但將軍、督、撫和水提、陸提也要分年輪流渡臺巡閱。所以這一卷的文件，四分之三是臺灣總兵的報告，四分之一是將軍、巡撫和水陸提督的報告。

　　卷四收了雍正、乾隆時期的十三個文件，卷五收了嘉慶、道光時期的三十個文件。這些文件大都是報告督解臺澎餉銀、運載戍兵眷米、報銷官兵俸餉馬乾紅白賞銀和眷口

米折銀兩的檔案。

　　巡閱營伍和辦理軍餉，原也是軍事行政的事項；因為這兩項的文件比較多，就特為分作兩類，編為三卷(卷三～卷五)。

　　各卷之中，有些文件是奏報福建全省之事的。因為臺灣是福建的一府，這些文件當然與臺灣有關，所以也被收入了。

　　本書最值得注意的是嘉慶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的一道上諭(見卷二第三三號文件)。這個上諭先述清朝的經制兵在乾隆晚期以前是如何的能打仗：

　　　　『國家設兵，所以衛民，內而八旗勁旅、外而駐防綠營，原以備一時徵調之用。我朝從前用兵域外，平定準噶爾、回部、大小金川以及勦捕內地亂民，均係調用額兵，隨征奏凱，從未有雇募鄉勇之事』。

　　繼述乾隆五十二年用兵臺灣以及嘉慶初期幾年間平定川、楚白蓮教之亂，卻都雇募鄉勇：

　　　　『自臺灣匪徒林爽文滋事時，該處地隔海洋，本有義民等急公慕義，請效馳驅，因而隨宜量用，協同官兵，分司搜勦。

　　　　『迨至勦辦邪匪，帶兵大員及地方官等召募鄉勇多名，輾轉隨征，以致愈集愈

多，數盈累萬』。

　　國家既有經制兵，為什麼又雇募鄉勇呢？上諭說：

　　　　『揆厥所由，皆因武職大員不能實心辦公。平居無事，往往令本標兵丁充僕隸廝養之役，或兼習手藝，在署傭工，而於訓練操演，轉視為具文。屬下將弁相率效尤，而督、撫大吏又不能隨時整飭。遂致隸名營伍，步伐茫然；一旦有事徵調，其能知紀律、陷陣衝鋒者寥寥無幾，勢不得不募民充勇，以供調撥』。

　　這個上諭說明了嘉慶時期清朝的經制兵──八旗與綠營都已腐敗不堪。白蓮教亂之平定，不是這兩種額兵打平的，全靠團練鄉勇之力。

　　考團練鄉勇的政策，是由合州知州龔景瀚建議的。他因八旗官兵不可靠，所過地方受害甚於盜賊，所以主張募集鄉勇，給以武器，舉辦團練，既可替國家節省軍費，又可減免地方的擾害。其時，四川一省便有鄉勇三十萬人。事平之後，又把鄉勇的兵器收回。嘉慶皇帝還下了這一道上諭，認為：

　　　　『國家兵制之設，有將軍、都統、督、撫、提、鎮以資統轄，設立營伍，蒐簡軍實，豈尚不能為國宣力？乃必藉閭閻未經練習之人，供疆場折衝之用，則又安用官兵為耶？

　　　　『兵之強弱，總視乎練兵之勤惰。如勤加訓練，則弱者可漸使之強；倘玩愒從

事，則強者亦流而為弱』。

　　他諭令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鎮等：

　　　　『嗣後均應飭營員，痛改[前非，督率]官兵，認真操演。俾標兵皆成勁旅，以肅軍政而勵戎行』！

　可是，這種頹風終究未能挽回。清代的經制兵既不足以平內亂，當然沒有捍御外侮的能力；所以後來一與西方武力接觸，便無往而不敗。而洪、楊之役，也全靠鄉勇之力才得平定。足見八旗、綠營的腐化，是清代中衰的主要象徵之一。(百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