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7a0006
卷43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四十三卷目錄
順天府部雜錄四
職方典第四十三卷
順天府部雜錄四
《五城坊巷衚衕集》：教忠坊十鋪，元殺文丞相於此地，故名。
《元史·選舉志》：國初燕京始平，宣撫王揖，請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二十四年，既遷都北城，立國子學於國城之東，乃以南城國子學、為大都路學。
《百官志》：至元二十四年，既立國學，以故孔子廟為京學，而提舉學事者，仍以國子祭酒繫銜。
《王楫傳》：楫判三司，時都城廟學，既燬於兵，楫取舊樞密院地，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
《春明夢餘錄》：順天府學故報恩寺也，元末，有僧遊湘潭，募造報恩寺，尚未安像明師，下燕戒士卒毋得，入孔聖廟，僧倉皇借，宣聖木主置殿中，後不敢去，遂以為學其地，元之柴市也。文文山授命焉，東有祠，西有館，曰：教忠。再西有坊，曰：育賢。
《帝京景物略》：文丞相祠，國初，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立。
《析津日記》：普德寺，俗呼大佛寺，建置年月，無碑記可考。
《名勝志》：大興縣，金名也，本秦薊縣地，縣治在北城，教忠坊。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大興秦薊縣，漢為廣陽國，東漢為郡，兼立幽州，仍為薊縣，晉屬燕國，元魏亦為幽州，立燕郡，隋為涿郡，唐為幽州，治所開元二十三年，陞為望縣，建中二年，析西界置幽都縣，五代亦為薊縣，石晉割地予遼，遼為幽都府，開泰元年，更縣為析津，金得之，割以遺宋，宣和七年復歸金，天德五年改大興縣，與宛平同為赤縣。洪武中，屬北平倚郭縣。元混一方輿勝覽白馬祠，昔慕容氏都燕羅城，有白馬前導，故因以為祠。
《春明夢餘錄》：關帝廟，在皇城北安門，東者白馬廟，隋基也；姚彬盜馬廟，在三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五城坊巷衚衕集》：崇教坊十四，鋪有大聖寺，淨居寺，極樂寺，崇興菴。
《順天府志》：極樂寺，在崇教北坊，元至元間建。
開元寺，在崇教南坊，俱有敕建碑。
《帝京景物略》：都城東北隅坊曰：崇教；街曰：成賢。國子監在焉。國初，本北平府學；永樂二年，改國子監，左廟右學，規制大備。彝倫堂之松，元許衡手植也；廟門之石鼓，周宣王獵碣也。
《春明夢餘錄》：國子監在城東北，即元舊學，洪武改為北平郡學，永樂，仍為國子學，又改為國子監，正堂七間，曰：彝倫堂。元之崇文閣也，中一間，列聖。幸學，俱設坐於此，上懸敕諭五通。東一間，祭酒。公座面南，司業座面西，堂前為露臺，臺南中為甬路，前至太學門，長四十三丈，聖駕臨幸由之東。西為墀，諸生列班於此。後堂三間，東講堂三間，西講堂三間，藥房三間，折而東，為繩愆廳三間，鼓房一間，率性堂、誠心堂、崇志堂各十一間，博士廳三間，鐘房一間，修道堂、正義堂、廣業堂悉如，率性堂六，堂乃諸生肄業之所。東折而南為廊房九間，門一間，西亦如之。太學門三間、門東敕諭碑一，通洪武十五年申明，學制一通，洪武三年定學規，碑一通，洪武初年欽定，永樂三年申明學規，碑一通，洪武十六年并三十年欽定廟學，圖一通，廟學規制地界四至丈尺，勒正統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立外，西東井亭一，又東為持敬門，以入廟。自中少北，為儲門，以通啟聖祠、土地祠，及典簿、典籍、掌饌廳，倉庫之路，祭酒東廂，亦由此入，西井亭一，又西為退省號門，自西少北為廣居門，以為司業入廂諸生入號之路，墀內雜植槐柏，共二十株。前為集賢門、三間門，前為通衢，東西牌坊各一，題曰：國子監監衢。東西牌坊各一，題曰：成賢街彝倫堂。後齋明所九間，格致，誠正號，每號計三十七間，嘉靖七年，作敬一亭，御製聖諭，共碑七座，前為大門，題曰：敬一之門。祭酒，廂房在亭東，司業，廂房在亭西，會饌堂一所，在監東北，土地祠五間，在饌堂門之右，典籍廳五間，在饌堂門之左，典簿廳三間，掌饌廳五間，退省號及廣居門之西，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規、矩、準、繩、紀、綱、法、度，凡一十八號，并退省房，三連混堂、淨房各一所。
《太學志》：內外學舍之制，內號在廣居門，右門一座，曰：退省。號舍四連，共四十九間，其南湢室與廁，自退省門漸北折而西，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規、矩、準、繩、紀、綱、法、度，共十八號，每號計二十一間，度字號，北有保安堂五間，以處監生之有疾者，彝倫堂後，有格致誠正四號，計九十八間，嘉靖七年改建。敬一亭外，東號在廟左，共三十四間，大東號在東城之北，居賢坊賽百萬倉酉門，街門二，一曰：登俊。號舍東西二連，共四十間。一曰：集英。號舍二十七間。新南號在北城，二條衚衕，東口門一座，東西房二連，共三十四間，南北四間，小北號在居賢坊衚衕，門一座，南北房二連，共八十間，交趾號在監之南，門一座，南北房二連，共二十八間，西號在成賢街之西，北去監五十步，舊雲閑寺址也，小房十間，又房二層，計九間，本監屬官。遞居之北，小房四間，南一間，近西小房十餘間。
《太學志》：監規：國子生由廣業堂肄業，以漸升至率性堂，然後積分量與出身。
《太學志》：監丞稱太學，司直所居，曰：繩愆廳，亦曰：東廳。博士別有廳，稱為：西廳。
《太學志》：洪武中，國子生出使視行人，如覈天下土田，稽百司案牘，督吏民，修水利，出有賜，還有勞。永樂初，頒詔諭訪輯，高皇遺文，至同十三道，御史問刑，慮囚皆舉，重務以試之，然雖勞，績有成，無不復監卒業者，其後有長差短差之例，長差若清黃寫誥之屬，短差若承運庫試字司禮監謄，本禮部寫民情，中書科謄黃之屬，短差復監，長差則例滿附選。待除不復監矣。《太學志》：隆慶元年，駕幸國學，朝鮮陪臣李榮賢等六員，各具本等衣冠，赴彝倫堂外，立文臣班次，之次敬事，草視學規，制國子監先期，灑掃內殿，設御座於彝倫堂中。駕至，則學官率諸生叩迎。升座，則率諸生叩拜。受經，則諸生環聽。階下還朝，宴賞，則率諸生叩謝。
《西隱集》：太學堂有七彝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
《查浦輯聞》：虞文靖謂，許文正歿後，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蓋文正為祭酒，時尚在舊學所，謂王宣撫宅也。今國學彝倫堂前樹，傳是文正手植，殆未必然。《炙硯錄》：桑澤卿蘭亭考載：何子楚跋定武，本云大觀，間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今國學，本安知，非與石鼓俱載而北者。
《薊丘雜抄》：國子監碑亭，惟西南隅，崇禎庚辰進士題名，碑下尚可容兩碑，因又立庚辰科特用題名碑，僅容癸未科進士題名，碑立於其次，更無餘地可以立碑，而明之進士題名，止此亦異矣。
《暇老齋雜記》：國初，國子生仕進在科第之上，其未仕時，自出使歷事之外，又有大本堂讀書，武英殿紀事等清要之責，故士出此途者，多矣。
《國史唯疑》：兩京孔子廟，易琉璃瓦，自萬曆庚子始從，司業傅，新德請也。
《格古要論補》：唐僧洛陽亞栖草書千文，在國子監。《考槃餘事》：趙文敏公臨王右軍，樂毅論黃庭經蘭亭，定武，本顏魯公爭坐位帖，張平叔金丹四百字，五碑俱在北京國子監。
《春明夢餘錄》：唐太宗聞蘭亭真蹟在僧辨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武德四年收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湯普徹、馮承素、諸葛貞、歐陽詢、褚遂良臨之，而歐褚留傳最著，後之所謂定武，本歐所臨也，所謂唐絹本，褚所臨也，定武本當時刻石，禁中每紙已直萬錢，迨後，石晉之亂，契丹輦之而北，路棄殺胡林，慶曆中，李學究得之，其子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帑金代償，納石於庫，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刋一別本，以應求者，此郡真贗已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又摸之他石，潛易古刻，又剔損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為識，大觀中，詔向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後靖康之亂，金人取石鼓及蘭亭敘重，氈輦至燕，石鼓在國學，而蘭亭不知所在矣。今存國學者，疑是定州薛師正翻刻本，或薛紹彭所刻本，雖非古刻，然元人不能也。此石一云明初出天師菴土中，一云元順帝北還重氈裹載，棄之於路，徐中山取，置國學，未詳孰是。
北京國子監版書，有喪禮一千二百八十二片，類十二片，類林詩集六十二片，西林詩集三十片，青雲賦五十片，字苑撮要一百二十七片，韻略四十五片，珍珠囊八十二片，玉浮屠十七片，孟四元賦一百十三片。
《淥水亭雜識》：昔人好取華麗字，以名類事之書，如編珠合璧、彫金玉英、玉屑金鑰、金匱寶海寶車、龍筋、鳳髓麟角、天機錦、五色線、萬花、谷青、囊錦、帶玉、連環紫香囊、珊瑚、木金鑾香蕊碧玉芳林之屬，未能悉數聞。國學鏤版，向有玉浮圖，不知何書，當亦屬類家也。又有孟四元賦：孟名宗獻，字友之，自號虛靜居士。金時魁於鄉，於縣，於府，於省，故號四元。其律賦，為學者法。然《金史》不入，文苑之列惟見於劉京叔，歸潛志耳。《憲章錄》：永樂二年三月，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命侍讀學士王達撰記題名，碑有記始此。永樂十三年，令立石北京國子監。
《博物典彙》：進士題名碑，原在國子監大成門下，正統間，移於太學門外。
《實錄》：景泰二年五月，左春坊、左諭德，管國子司業。事趙琬奏，進士題名，立石大成門下，俾諸生出入，皆得瞻仰。誠激勸後學之意。正統間，移於太學門外，風雨飄淋，易於損壞，乞敕工部造屋覆蓋，以圖經久，從之。《英宗實錄》：天順七年八月，久雨，壞國子監碑亭，仆進士題名碑五，通上，命有司修碑亭，并豎其碑。
《明一統志》：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上刻春秋禮記文今，磨滅不完。
《太學志》：廟學建於正統癸亥，至弘治十四年，尚書曾鑑請修堂宇垣牆并會饌堂，十六年工竣。櫺星門前，舊有小巷橫溝積穢，乃買劉福姚浩等地，東西闊七丈五尺，深入四丈，高築屏牆，上覆以青琉璃瓦，兩旁築小紅牆，前為欄干，以擁護之。
《周氏法書》：苑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也。年代斯遠，字多訛闕，舊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鳳翔府夫子廟。
《東皋雜錄》：自後漢，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西漢以前，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巳，及秦李斯篆耳。
《宣和書譜》：史籀書存者，石鼓以其籀之所創，故名之，曰：《籀書》。以其為太史氏而得名。又謂之曰：史書。《集古錄》：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之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蔡襄石鼓文、跋觀石鼓文，愛其古蹟，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父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
《山谷集》：石鼓文筆法如珪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鐘鼎，款識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在。
按：岐陽十鼓，乃周宣王內修，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講，蒐海宇廓清之日，勒駿功於十鼓，以永鎮於岐周者也。其曰：我馬。既同車攻之，徂東也；其曰：佳魚，魴鱮吉日之宴語也。其文高字古，雖龍騰蛟躍鸞下鳳翥，亦不能擬其萬一，誠楊修不能妙其語，子雲不能識其奇者矣。摩挲徙倚之餘，雖字體不知伊誰之筆，作誦者必當時之吉甫也。嶧山之碑，原廟之彝，孰有過於斯焉。
《金石錄》：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麄石，如今世以為碓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剝缺，又往往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葢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况，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所能，到文忠公，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
《倦游雜錄》：古之石刻存於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於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幾希。
趙彥林、東坡詩注：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東坡先生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葢蝌蚪之變。韓愈有蝌蚪書後記，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蝌蚪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依據，葢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科斗書者，而石鼓歌乃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先生，今詩乃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為精於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蓋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魴維鯉。而子由云魴鱮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冊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詩，其見於經，所作者有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鼓上無名氏，故又云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也。
趙夔東坡詩注：石鼓十其一無文，其九有文，可見者四百一十七字，可識者二百七十二字。
《諸道石刻錄》：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廣川書跋，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袠於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蹟。唐世諸儒，以石鼓為無所据，至謂：田獵之碣，葢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乃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為雅頌，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著說，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驚潛動蟄金繩鐵索特，以其書畫傳爾顧，未暇，掎摭其文，列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靈憺讋夷夏，故愈謂此為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攷於書田獵雖，歲行之，至於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二公，後世以為絕典。然則宣王蒐於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竇蒙以為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畋。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藉之，則有據矣。然為諷為美，其知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於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於岐山，以合諸侯，況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為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据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為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而籀文，葢其以名自著，宣王世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為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當時以為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鐘鼎之銘，皆蕃吾之跡，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為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於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於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於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年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朌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文，若者，猶得人人錄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譌自杜甫尚嘆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耶。曰：轡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為成王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於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為敖，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攷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我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能改齋漫錄》：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況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為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
《資古紹志錄》：歐陽集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三，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今資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葢予先世所藏，本猶在集古之前也。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并錄之，以見三代。書蹤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姚氏殘語》：溫彥威使三京，得偽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
《籀史》：石鼓文，唐張彥遠法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敘籀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跡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蹟記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剝，苔蘚澀，飛喘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辭嚴義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為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略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窾，惟字參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於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
《鐵圍山叢談》：宣和以後，所貯古器，累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宮禁，而宣和又刱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尚、古等閣，咸以貯古玉印璽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等物，自經僣亂散落無存言之，可為於邑。
《東觀餘論》：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僕弱齡喜篆法，初得岱宗秦刻，及朝那石章學之，後得岐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識，又學之。仰其高古，惟是之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目下此者，未嘗過而問焉。
《雍錄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葢紀周宣田獵之事，即史籀之跡也。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跡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紀錄，尢為可惜。按志此言，則知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虞褚四子，實為之先，隋以前未聞也。故歐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錄耶。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考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傳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不信也。若夫，竇臮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臮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史籀體與古文小異，其跡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之言耶。或其嘗有所本也。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即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魴及鯉，何以摽之維楊及柳則兼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蘇文忠所謂眾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既與車攻，詩合，而其所記田漁文與車攻相似者，且其字體又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皆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也。然古字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爾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為可證，而大篆未必創於史籀，古載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為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杜預之為若言也，雖不曰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即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為車攻之辭，亦以明矣。鼓辭既不為車攻之辭，則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於傳疑者不敢不存其舊等，之其為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愈，於泛漫臆度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既能明記岐蒐為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為不備，若較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為宣王之物者，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獵與後世不同名，為從田。其實閱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眾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位之諸侯，已遂識之於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共見焉爾也。此古人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蒐也，以鼓武地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託物傳遠則一意也。
古今常言：刻石起於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秦王之議刻山也，其群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以日為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前矣。若夫，伐石為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代之前無有，非誠無也，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湯盤栒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盤之與鼎，皆鑄金為之，則遂可盛可烹，皆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不駭其異也。今其此鼓，則石為之，質既已不可考擊，而專著其辭，故人莫明其用，且驚且疑也，然而武城識政於策之，為物豈其可為用器也與。蓋古人託物見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辭，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今其伐石為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眾，致眾，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是其托物為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銘刻者，遂兼舉金石也。古來託物記事，決不止於盤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傳於後焉耳，後漢橋元之廟，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為銘辭，則曰：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勳焉。邕之謂勳者，蓋橋嘗剋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間用器，而三器同為一辭，則古來識事于石，豈必專為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與橋勳為銘，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詩于典刑，老成配對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
《世傳》：大篆，起于《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故唐世諸人因其體之，為籀也。而遂指之，以為宣鼓，其亦近似而實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體者與。蓋《藝文志》記《史籀》兩學曰：《史籀》十五篇，蒼頡一篇，顏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則曰：上七章李斯作，爰歷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衛恆曰：斯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名為小篆，則小篆固出于大篆矣。至其對鳥跡立論，則遂通指篆籀，以為古文。子孫矣，不曰：《史籀》別為一種也，恆之說曰：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名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刱也。王莽時，甄豐攷定六書，目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文。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豐六書，元無籀體而豐也。亦不能，即古文體中，別白何者之為籀體也，則謂：籀體刱始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冢遺書，字體最古，而自易經以至魏之安釐字體，數四其變，世但見其體，為數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於何世也，則世人豈可聞大篆之為籀體，而即謂鼓字之為籀書。籀書之為，宣王時物也。此予所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
鼓之數十，先時散棄於鳳翔之野，鄭餘慶耴寘夫子廟中，尚亡其一，國朝皇祐四年，向傅師求諸民間，得之。而後十鼓乃足，當張懷瓘之為書斷也，其登載能書人姓名，至盧藏用而止。考其時，則元宗以後人也。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至竇臮，但見墨本，而曰：石尋毀失，則在鄭餘慶未嘗寘廟之前矣。至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駱駝，則是因餘慶收徙，而其石得存也。紹興壬子福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詩韻，次和謝之其自跋，曰：昂貢隸辟雍時，常徘徊鼓下，以舊本校之，字又差訛矣。寇難以來，不知何在，莆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與昂同，或得之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正之，文多不錄。
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詩曰：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龍蛇走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是也。東坡初仕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親見之也。予之取古辭而敘辨石鼓也，非獨不曾見石鼓，亦復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曉者，而隨用其見以為之辨，南劍州州學以鄭本鋟木，予既得版木，遂隨事而為之，辨紹興辛亥有以墨本見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點畫糢糊，皆不可讀，而其觕可曉解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即東坡所謂眾星錯落，僅名斗者也。鄭樵南劍木其成，字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知鄭本所傳奚自耳。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作摽，蓋疑鄭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向傅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傅師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刱為一鼓，以補足之也。
《九朝編年備要》：宣和元年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京作記，以進略曰：保和殿三楹，時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叢檜已森陰蓊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宣道。有稽古邃、古尚、古鑑、古作、古訪、古博、古祕、古諸閣稽，古閣有宣王石鼓。
《通志略》：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
《石鼓考序》：《石鼓》十篇，大抵為䰻狩，而作，甲言䰻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為畋狩，而除道，戊言策命諸臣，已言亯社，而皆有事於畋狩也。辛言䰻狩而歸也。十篇而次成十目者，後人之次也。石鼓不見稱於前代，至唐始出於岐陽，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取置於鳳翔之夫子廟中堂，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師求於民間，而得之十鼓於是乎。足信知神異之物，終自合耳。大觀中置之辟雍，後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蓋本韓退之之歌也，韋應物又謂，文王之敱，至宣王而刻詩，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據見，然前代皆患其文難讀，樵今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曉，但其文不備，故有得而成辭者，有不得而成辭者焉。然篆書之始，大概有三皇頡之後，始用古文，史籀之後，始用大篆，秦人之後，始用小篆，樵自續汗簡攷，古《尚書》纂分音之韻，作象類之書，其於古今文字粗識變更，觀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簡近而易曉，其間有可疑者，若以也為殹，以丞為<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5334-18px-GJfont.pdf.jpg' />之類是也。及考之銘器，殹見於秦斤，<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5334-18px-GJfont.pdf.jpg' />見於秦權，正如作越語者，豈不知其人生於越，作秦篆者，豈不知其人生於秦乎。秦篆，本乎籀籀，本於古文，石鼓之書，間用古文者，以篆書之，所本也秦，人雖刱小篆，實因古文籀書，加減之取成類耳。其不得而加減者，用舊文也。或曰：石鼓，固秦文也。知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則爾也，石鼓何義乎。曰：古人制器猶作字也，必有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類是也。皆是作鳥獸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則取諸畜獸，其受小者，則取諸禽鳥。先儒不達理於尊彝，則妄造不適用之器，而畫以鳥獸形爵，雖象而不適用。宣和間，得地中之器，為多故於古而鑄祭器，因以賜大臣。其制作不類於常祀之器，應知先儒之說，多虛文也。近陸氏所作禮象，庶幾千古乎。其於禮圖，固有間矣，款識之用，則亦如是。而取諸器物，商人之識，多以盤，周人之識，多以鼎，盤鼎雖適用之器，然為銘識之盤鼎，不必適於用也，但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類也。嗚呼。鼎鬲遠矣。世變風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漸歟，然觀今中原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盤鼎鐘鬲，南粵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銅鼓。其間有有文字者，有無文字者，然皆作鼓形，此由其風俗之所用也。南粵多銅錫，故其鼓以銅。岐周多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地之所出也。或言，楚蜀之地中，間亦得銅鼓者，南粵與楚蜀，北連岐雍，豈其所習，尚者多同歟。
《書錄解題》：石鼓文攷三卷，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
《復齋碑錄》：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勣、李嗣真、張懷瓘、竇臮、竇蒙、徐浩，咸以為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敘歷代書，亦廁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為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為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為之序，乃摘<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5334-18px-GJfont.pdf.jpg' />殹二字，以為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為秦鼓。偽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為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足為《石敱》重輕，然近人稍有惑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為尢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為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干祿字，刻於大曆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為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溷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為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沈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錄於隋氏，而指為近世偽物也。予意此敱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勖敘記，尢喜。予言之為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錄，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為甚備，而學者不敢為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為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5334-18px-GJfont.pdf.jpg' />殹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況<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5334-18px-GJfont.pdf.jpg' />字從山，取山高奉<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5334-18px-GJfont.pdf.jpg' />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為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況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有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於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攷據，獨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觀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隸之所自出，好異者又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於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墓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俄頃，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則拓本留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校異同，并攷覈字書，而是正之，書於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
石鼓音，石鼓詛，楚音皆直寶，文閣臨川王順伯所為書也。公稽古成癖，至忘渴飢，石鼓考辨，尤為精詣，蓋自南渡以還，故家之藏絕不多見，況摹有精粗，故亦艱得。往本參校同異，宿乘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以先後得於北方，及石林葉氏本，訂其筆意，粗得一二，乃略倣古人入行足成，是書如詛，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張公皆嘗有釋，王氏尋訪，未獲比歲，里居得石林三文，音釋頗備；又傳，從互市得朝那碑陰有畢造記，徙置宋城縣治，是歲，蓋紹興八年也。先一歲，為丁巳，金人既廢，劉豫至，己未正月，嘗歸我河南、陝西地，碑云：歲在敦牂，則戊午歲也。其意亦不肯用彼年號，故為此間。歲月皆并錄之。異時，中原掃清，猶可按圖問此石之在否也。嗚呼。自周至戰國，遺文見於金石者，不過三數，祐陵悉萃之，保和寶護甚至，至用金填敱文，以絕摹拓，一旦四海橫流泯焉，無復遺跡，良可哀嘆，此書之刻，使好古者相與讀之，猶足想絕學於千載，穆王吉日癸巳，諸家所記，皆言在趙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內府矣。其說為信，因附卷末，庶廣異聞，苐石林諸跋，其間亦有譌舛，而無別本可證，不容臆決，姑竢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日，吳興施宿書。
《古文苑序》：岐陽蒐狩實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補詩雅之遺。
《古文苑註》：周宣王狩於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樵各為之音釋，王厚之攷正，而集錄之，施宿又參以諸家之木，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於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按此編孫巨源得於僧寺佛書龕中，以為唐人所錄審爾，則又在薛鄭之前二三百年矣。詳考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豈鄭為音釋時，嘗得其本參校耶。惟甲乙之次與薛鄭本俱不同，今合諸家之說，并摘經傳語，可為證者，載於下。
《緯略》：周宣王石鼓文，蘇勗謂之獵碣。獵碣二字，甚生，蘇氏用此必有所據按任昉述異記崆峒山有堯碑禹碣亦用碣字。
《古文苑註》：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勛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襄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
《黃氏詩解》：韓文公作石鼓，歌以為宣王之時，未必可信。
《朱子詩傳》：遺說：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群書考索》：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闕磨滅，或者得之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蓋因蒐狩講武之作也。
《宋文粹孫》：何碑解，世稱周宣王蒐於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其事不經見，吾無取焉。《淮海集》：《史籀》書，與古文時有異同，今稱史籀之跡者，惟岐陽石鼓文為真蹟。
《韻語陽秋》《左傳》云：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紀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鴈，方召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所據乎。歐陽永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談而難信。況傳紀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梅聖俞亦有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兵人偶見，安碓床云鼓，作臼，刳中央，心喜遺篆猶，在旁以臼，易臼庸何傷神物，會合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劎何異哉。《止齋集》：岐陽石鼓之詩，寂寥簡短，至不可考，後世以為周宣之作形之，歌詠極其揄揚。
《嵩山集》：宣王嘗狩於岐，石鼓之詩偉矣。夫子乃舍而不錄，得非岐之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
字府：周宣王時，柱下史，史籀始著，籀書，今六八之法雖存，十五之篇亡矣。
《唐元度十體書》：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惟易與此篇得全。
《釋夢英十八體書》：籀文其跡，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周宣王畋獵而作，今在陳倉，少人攻學。
《鐘鼎篆韻》：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為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
《鐵菴集》：岐陽有鼓，中興績勒。
《朱子大全集》：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著論岐陽獵鼓引，歐陽、虞褚，並稱墨妙。為據三君體法，為世楷式，賞好為物軒輊，在當時已爾。今其故跡，僅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避地來南方，日料檢行李，流徙之餘。岐鼓諸碑，偶無散落，為之驚喜，書以示子孫，建炎己酉，夾鐘五日，洛人李處權巽伯。
封氏聞見記：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指，亦名籀書，與古文兼行。
《中州集》：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茌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辨子卿，姓馬氏，名定國，茌平人，金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自號薺堂先生。
《陵川集》：周宣王時，史籀變古文科斗，為大篆，今存者祇有石鼓文耳。
《天慵先生集》：石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群疑，翟氏評周官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茌平馬氏疑宇文周所為。
《道園學古錄》：大都國子監文廟石鼓十枚，其一已無字，其一但存數字，今漸磨滅，其一不知何代人鑿為臼，而字卻稍完，此鼓據傳聞，徽宗時，自京兆移置汴梁，貴重之以黃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為何物，但見其以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為大興府學，大德之末，集為大都教授，得此鼓於泥土草萊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後助教成均言于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於今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為磚壇以承之。又為疏櫺而扃鐍之，使可觀而不可近。然三十年來，摹搨者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者。然移來時，已不能如，薛尚功鐘鼎款文所載者，多矣。大抵石方刓而高，略似鼓耳，不盡如鼓也。
《學古編》：《史籀》。石鼓文，薛尚功法帖所載字完於真本，多故不更具真本，在燕都舊城文廟，鄭樵音不可信，周秦刻石釋音，序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斷文，連屬曲取意義，其字有不可識者，亦強為之辭，質諸真刻，或前後相遠十餘字，何其陋耶。余舊藏甲秀堂小譜圖，畫鼓形，隨缺補字以意想像，則我車既攻，維楊及柳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參以薛氏款識，及古文苑等書，隱度成章，因影得表，其闕文不敢以已意，填補依穆，天子傳例，補以圍方，其有重文，亦注於右，不可識者，闕音，惟《鄭樵音訓》，最為乖誕，因削去不用，昔淳熙間，楊文昺以詛楚石鼓，泰山、嶧山碑，作周秦刻石釋音，其瑯琊之碑，不類秦文，亦與收入，似未盡善，今皆刪定，止存泰山、嶧山刻字，併二世詔文，正詛：楚絆遝〈遂〉二字共成一卷，仍以周秦刻石為題號云，至大戊申十二月，魯郡吾衍序。
《吳文正公集》：六一公謂，石鼓可疑者三。余嘗至燕都孔廟草莽間，手撫遺蹟，躊躕久之，今又見此刻文，裝褙甚整，附昌黎東坡二詩於後，余於是而深敬宗茂之好古也。宗茂多蓄古人墨蹟名畫，而家無銖兩資處之裕，如吁是，豈可為俗子道哉。
《衍極》：草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籀石鼓舊畫，蔚有奇秀，學者不可不厭觀焉。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為周文王宣王時，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夾漈以為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研北雜志》：金人馬定國，嘗攷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承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群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未訓。又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決非宇文周之物也。石鼓文音訓右：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於燕聖朝。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豈物之顯，晦自有時耶。鼓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詳，固不敢妄議。然其文曰：天子永寧，則為臣下祈祝，之辭無疑，又曰：公謂天子，則似是畿內諸侯從王於狩，臣述其君語，天子之言，吁鼓之時，世雖不可必，但其字畫高古，非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知也。迪自為諸生，往來鼓旁，每撫玩弗忍去。距今纔三十餘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為之愛護哉。間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子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篆籀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五月甲申，奉訓大夫國子司業潘迪書，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子祭酒。歐陽元承事郎典簿尹忠承直郎、博士黃溍、奉議大夫、助教祁君璧，從仕郎助教劉聞，承務郎助教趙璉，從仕郎助教康若泰同校。
《石鼓論》：石鼓文始不見稱於前代，自唐韋應物，韓昌黎以為周宣王時史籀作。後人因之，遂紛然附會，以資博古，殊無證據。余謂宣王中興田狩，選徒備見於車攻，吉日之詩，當時刻石，宜不舍此而他取也。昌黎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豈吉日車攻乃星宿，而石鼓文反比羲娥乎。況書取秦誓詩錄駟鐵車鄰等篇，使秦地有石鼓文，孔子何乃刪去，而遺之乎。設若誠為宣王故物，距今二千餘年，秦漢碑碣，往往磨滅殆盡，豈石鼓露立野處，膚刻細文而獨不盡泯乎。歐陽文忠公固疑其非宣王時事，而鄭夾漈博考字，學以為先秦之書，溫彥威使三京，乂知其為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所作，則非史籀，書文明矣。不然，乃好事者模倣籀文，以欺後世。如張霸偽古文書，張天覺作三墳，皆此類也。天台熊仁本識《潛溪集》：宣王時石鼓文，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
《王忠文公集》：岐陽石鼓，三代石刻之，僅存於今者也。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拓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則其見寶於世，可知國朝既取中原，乃輦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於是搨本日以廣，而字畫益漫漶，不可辨矣。至正年義烏王禕。
鐵網珊瑚，嗚呼。三代之文字存於今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盤銘、延陵墓碣，及法帖所載，皇頡文二十八字間，見商周彝款識而已，夫蒼夏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數字而已，比干、盤銘，世復罕用，商周款識，又不多得，法帖所載，翻摹失真。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銛利、鉤殺自然，而無涯生動，而神馮機發秀出，惟石鼓文焉耳矣。竇臮所謂：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旨哉言也，惜其歲久剝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石之質頑，性堅，若世為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為也，見於秦斤以<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5334-18px-GJfont.pdf.jpg' />，為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為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為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5334-18px-GJfont.pdf.jpg' />字，正當從山取奉<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5334-18px-GJfont.pdf.jpg' />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溫彥威使三京，以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5703-18px-GJfont.pdf.jpg' />陽之語而云也，尤為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苟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為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脩，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趍趍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蓋即石鼓<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3304-18px-GJfont.pdf.jpg' /><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3304-18px-GJfont.pdf.jpg' />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它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即我其用，道之謂也。曰之子于苗，即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囂囂，徒御不驚，即徒<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7171-18px-GJfont.pdf.jpg' />孔庶𨖍，從既簡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悠斾旌，即其斿鼎斿之謂也。其曰：赤芾金舄，即華敕填，填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即來樂，天子之謂也。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即〈闕四字〉秀弓孔碩彤矢<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4393-18px-GJfont.pdf.jpg' /><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4393-18px-GJfont.pdf.jpg' />之謂也曰：兩驂不倚，不失其馳，即左驂旛旛右驂騝騝之謂也。曰：助我舉柴，即我鹿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大害不余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即田車既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群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於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8179-18px-GJfont.pdf.jpg' /><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8179-18px-GJfont.pdf.jpg' />之謂也。曰：儦儦俟俟，即<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0017-18px-GJfont.pdf.jpg' />田，若反之謂也。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秀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曰：漆沮之從，即於水一方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即我敺，其特之謂也。又況石鼓漫滅者，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也。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為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錄，而遽以是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為絢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者，多皆有得失，或前後相遠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歐陽集古所錄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所錄，雖後出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資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時搨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比今世所有者，極為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譜之，其闕文依吾氏潘迪，補以圍方末書。杜甫以下諸賢詩文，時一觀焉，則儼如對古人矣。時洪武乙丑夏五月朔，後學趙古則書。
石鼓文，隋唐以前未見，紀錄自蘇勖而下。名公聞人稱述者，始眾。或以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書，或以為秦人之篆，或比為西魏後周之制作，評論紛更，莫之適從，雖歐陽文忠公之博古，猶未免。以其文細刻淺，歷年深久，而不漫滅為疑焉。余友趙君撝謙，獨能脫略舊聞，辨正浮議，定為籀文，而不惑其高見遠識，可謂度越前人，什伯矣。然前人皆以石鼓為十篇，余則以為一詩而十章，不知撝謙，以為然否。嗟乎。自周宣王時，逮今二千餘年，石鼓之顯。晦，每有關於世運之興衰，今自變故以來，其存歿未可知，而氈包輦運金填櫺護固不可復得，乃得吾撝謙訂正，而發揮之，其亦籀文之幸也。與吳但跋。
岐陽石鼓文，周史籀所作，昔人以為宣王時物，銛利鉤殺為大篆之祖，自後別為十有三源，分派衍沓見錯出，若李斯、崔駰、蔡邕、李陽冰諸前烈，以篆名家者，率本於此。昌黎、韓公、眉山、蘇公、詠歌，深致重焉，舜江趙先生撝謙，得古刻完本，裝潢成軸，躬為音注參考，互訂用車攻，吉日詩比類，而同之，至謂周雅偶刪削，葢昔人所未發之旨，所書篆隸渾厚高古，如見史籀於千載之上，觀人文以化天下者，舍撝謙其誰哉。時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鄉貢進士將仕佐郎廣信府，儒學教授四明鄭真識。
《格古要論》：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時史籀小篆，歲久，刻淺，字多不可識，非秦漢以來之人所能為也。王文端公集：永樂之初，予與餘姚柴廣敬同被簡入翰林講學之暇，因論及石鼓文，廣敬為道其師趙撝謙得善本，審定為周宣王時詩史籀所書無疑。永樂十一年，予從太宗皇帝來北京乃得見石鼓於太學門下，亟磨搨成卷間一展玩，惜其訛闕已多，時廣敬去世七八年，欲求趙先生所藏卷一觀，庶稍補其闕文，而不可得。今稽勳員外郎柴蘭廣敬姪也，忽持此卷云予閱之，信為善本，而趙先生之文，援引切，當辨論精覈，真博雅君子哉。廣敬純謹該洽不媿其師，而蘭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矣。卷留予閣中，凡兩日得從容觀覽，俯仰今昔，為之慨然。
《東里集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在今北京國子監。此刻鄭夾漈定為秦篆，《歐陽公集古錄》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余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為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三代鐘鼎卣彝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素齋集》：石鼓文，并音訓，在今北京國子監先聖廟門內，始余欲求之，而未知鼓之所在，永樂七年，來北京，乃見之於此。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歸後，四年，扈從再至，又明年始摹得之，深加愛惜，乃令工人裝潢成卷，并錄韋韓蘇之詩，歐陽公王順伯跋尾於後，以藏於家。蓋自宣王至今，二千二百六十餘年矣，而猶存此刻，信物之奇，古莫有先於此者，然考其文之所存，則其漫滅剝落，已十之八九，當歐陽公為集古錄時，尚存四百五十六字，後二百二十八年，當元後至元己卯、國子司業潘迪為音訓時所存，猶三百三十九字，當時已惜其剝落之甚，又後有七十有六年至今，永樂十二年甲午，則僅餘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七十八字中，昏缺難辨字或存半，體証以音訓，而後可識者，又九十八字，蓋其歲月益深，則磨滅益甚，加以摹拓椎擊之多。其不能無損缺，亦理勢自然也。昔王順伯居宋南渡後，不獲見此鼓，而甚貴其文，以為難得，況至於今，又二百餘年，其可寶貴，當何如也。故并述其年歲之久近，其文之多寡，使後乎今者，得以此參考。
《格古要論補》：石鼓文，韓文公謂為周宣王時，韓公必有所見也。
《金薤琳瑯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後歸予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趙氏跋謂溫彥威使三秦，以石鼓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而斷其謬妄，予按姚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此得之，偽劉詞臣、馬定國，然亦非金元好問編中州詩，《定國小傳》云：仕金翰林學士，考石鼓字畫，定為宇文周時所造作，文辨之萬有餘言，元台州劉仁本為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籀之書，二子謬妄，固不俟言。跋復謂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而以其言為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為遼闊，勗貞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真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為史籀，嗣真，高宗時人，而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為籀書者，始於蘇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爾，古則字撝謙宋宗室之後，讀書博古，尤精字學，所著有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嘗仕廣東璚山教諭，卒於官。
金薤琳瑯：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巳亡，向傅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傅師跋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蹟，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葢嘗有偽，為者至傅師而真鼓始復出，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耶。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世將資古錄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也。以為周成王時，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亦一說也。
《丹鉛錄》：石鼓文，在太學潘迪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蓋全文也。嘗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敬金薤琳瑯劉梅國廣文選，所收仍是殘闕四百九十四字本，蓋亦未見此也。
《丹鉛錄》：石鼓文，韋應物以為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蘇子瞻皆以為然，而後或以為後周宇文時所刻，則疑之，卑之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可疑一也。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吳季札墓，尚是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人伐古塚，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蝌蚪字推之，知為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矣。鞏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一本作徙〉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一有其字類小篆一句〉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為秦物，可知〈一作其為秦詩何疑〉此說合理，予竊信之書以俟知者。《楊升庵集》：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為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元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年間物也，惜夫遺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軋，卷首裒錄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為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員邋邋員斿二句牽合紕繆，重堪𠷣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不復書，此易見耳，迪既誤讀：君子員員邋邋員斿，遂復臆釋，云：員員眾多，貌邋邋，旌旗搖動貌。此豈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邋邋員斿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也。一隅若此，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為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字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為繼絕表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葢丹書未竟而先生已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維耳言，未墜手跡，莫續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為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末，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楊升庵集：慎得石古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臮所謂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即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於太學，作歌紀之，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凰，以茲本所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持邪得之，不啻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絓萬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唐章懷太子賢注：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災引岐陽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堙滅，陳倉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為曠，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久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邋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臮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目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注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枝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讀書邪，此公葢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於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邪。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甫《故跡遺文》，張師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所云：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致於府學之門，廡護，以一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傅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於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詩略云：我欲效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元人移之太學，刻潘迪釋文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於海內大方家云。
《金石古文》：石鼓文，字畫奇古，皆云史籀。書不知何時，徙置北太學門廡下，字磨漫過半矣。升庵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所，凡七百二字，葢全文合於潘迪音訓，間有同異，然無從復考。
《金臺紀聞》：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葢風雅之遺，鼓今在北監，予為國子司業時，慮其日泐也。欲扃鑰之，而不果，別有樹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潘仕。大德間，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嘗謂十鼓，其一已無字，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集錄以傳，石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搜訪訓釋》：，靡餘力矣。咸存斷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錄，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乃稱先世藏本，在集古錄之前。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文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畫之歎，韋應物亦謂風雨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石鼓久已訛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款識諸作，斯已勤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爾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修撰，楊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
弇州山人稿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質是史籀跡，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獨以臆見疑之，為書家諸學士貶擊，殆無地可容。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則非也。詩固有夫子之所未盡見者，此石今猶在太學，而人不知護持，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
《筆乘》：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為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為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陽永叔以為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紀，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倣，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天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群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況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惟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為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為春秋時書。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己辨其偽。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刻石，前此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為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據。《名勝志》：石鼓，在國子監文廟戟門內左右。世傳周宣王獵碣，大徑尺餘，高可三尺，其形似鼓，而頂微圓。古今印史籀，文比古文，又殊，石鼓是也。舊本因石刻，火焚風剝，多闕而不全，乃驗其真。近時，楊用修刻本穿鑿補綴，文太完備，是可疑耳。
《野獲編》：周宣王石鼓，凡十。久棄陳倉野中，僅存其八。唐時鄭餘慶始徙至鳳翔縣，至宋仁宗皇祐間向傅師得其二，於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亂，金人取歸燕，亦置之文廟。元仁宗又移置國子監文廟戟門左右並列，使後學得曙周世第一奇文，即天球拱璧不敵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學，得此無足怪。然而璞重難移，非他珍異，可篋笥藏者，粘沒罕輩破城時日，索金銀表緞，何以亦及此大骨董。葢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遷汴，後蒙古攻城，一切頑石俱充砲用，即艮嶽無片礫存者，十鼓雖微，安得自免。乃以在燕得留至聖朝，為文藝佳話，殆有神物，呵護不可誣也。古人如韓愈、蘇軾、洪邁輩，俱有歌詠及考據，但是時文尚多缺字。至正德間李東陽、楊慎尋繹補訂，始稱全文燦然大備矣。
《游鶴堂墨藪》：《史籀》，取倉頡形意，損益古文，或同，或異，轉相配合，加之銛利鉤殺，為大篆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謂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篆。今之石鼓文是也。
《游鶴堂墨藪》：石鼓文，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置保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之，靖康分裂之後，拓本絕不可得，至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置北京國學，於是榻本日以廣，而字畫之存者僅三之一耳。且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一驗也。若今之轉摹者，則謬甚矣。
《五雜組》：古篆之見於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時作者，妄無疑也。
《長安客話》：宣聖廟戟門石鼓十，元皇慶初，移於此。辭類風雅，字皆古籀，文非秦漢以下所及。然多磨滅不可辨矣。
《學古緒言》：《史籀》石鼓，皇象國山二刻，晉唐名書皆得此意，所以為工二刻，時代既遠，猶可想見古人之遺也。
《金石史》：岐陽石鼓文，有謂周宣王獵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鑿鑿有據，其略云考之書天子大蒐，會諸侯、施命令、非常事也。史不得無書，若宣王蒐岐，即周史失之，列國不得，並逸胡，後世無聞焉，則為成王信矣。其言真如嶽峙，不可復撼，第廣川有其學、有其識、有其辨、而無其筆，故不勝藤，葛糾纏確論反晦耳。鄭樵謂為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瞽說迷謬，不足與辯。韋應物謂為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真如少君古強之徒，曾目睹其事也何物，又有馬子卿者，以為宇文周時作，一似無目者，益大可笑。樵又謂：石鼓者，立碑之漸千載名，言至謂以石為鼓，繇其土地之所出，則非也。古人制作，尚象不為虛器，豈止以地之所出，苟且不法耶。觀九州貢物，攻工制器，無一不窮極奧，渺以石為鼓，何所取。則乎今石鼓在太學聖廟戟門左右，寶護無人，冬輒篝火，撫搨燬剝日甚。余曾手摩其文與鼓形，了不似其堅，類玉，故能久存，就石形之自然，少加琱琢，旋轉刻文行字，或七或六，少華山前石之堅潤者，與此無異，想當時因有佳石，即刻置蒐所而已，第文無不典，字無不雅，民休王遊自加寶愛，此三代有道之長也，非似後世竭力徵石造天無極，刻龍繡螭，築藩置守，妄意垂遠。然不一轉盼旋離野火，能得鬼神呵護至今哉，悲夫。余既裝潢成，而題曰：周岐陽石古文，斷以成王時物，而不以鼓名，足刊古今之謬。
《石墨鐫華》：石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時《史籀》筆亡疑。都元敬、楊用修、王元美諸人辨之已詳，余借得一本，雖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為秦物者，已非；又有以為宇文周物，尤可笑。歐陽公最號博雅，乃亦疑之，遂令後人譏駁，無地自容矣。今石猶在太學門內。
《書畫史》：岐陽石鼓，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搨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
《紫桃軒雜綴》：東坡有石鉤、石鼓文，篆籀全音釋備，遠勝潘迪等所錄。
《古詩紀注》：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於佛書龕中，蓋唐人所錄僅四百九十七言耳。章樵為之考正集釋，又薛尚功、鄭樵、潘迪諸家咸有音訓，然有闕文靡所增益，楊用修自言受學於李文正公，得蘇文忠舊本，蓋七百餘字，易以今文，傳之陝西志，亦載此文，其文悉與楊本同，而字畫訓釋頗異。
通雅鄭漁仲謂：石鼓有秦權文，亦周時先有此文，而秦權用之耳。金馬子卿謂是宇文時造，焦弱侯以蘇綽傳魏文十一年狩岐陽考。宇文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命綽倣大誥，則詩體倣之，可知然。當時何以不刻年月，豈故為此迋後世耶。
《帝京景物略》：石鼓，高二尺、廣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辭誦天子之田。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教授，得之泥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言鼓者，人人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竇臮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