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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

　第二百二十三卷目錄

　河部總論一

　　程大昌禹貢論〈大河論一　大河論二　大河論三　大河論四〉

　　圖書編〈河源總論　治黃河議　黃河治法　治兩河議　治河大要總考　治河總論一　治河總論二　治河說　治河議〉

山川典第二百二十三卷

河部總論一

程大昌《禹貢論》《大河論一》

河自洛汭山上，行乎地中，他水反來注之，故未嘗有所汎逆。而經所書積石、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亙古今可考，自成皋以下，垠岸高於平地，故在古已嘗溢為滎澤，播為九派而其跡道不主一地矣。逮及後世，決齧流徙，至不勝載，而津瀆悉變古始，於是自大伾以至洚水，大陸說者甚多，以其說而揆之，則河道經文悉不附協，不待至九河，而始紛紛難究也。然尚有可考者，賴經指著明。可主之以為宗本焉，爾經之敘，河既至洛汭，乃又曰東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其次序方面嚴整有倫，故可酌理以究世傳之信否也。張揖以大伾為成皋，而薛瓚不以為然，曰：大伾當在汲郡之黎陽，不當在河南之成皋。是二說者，黎陽之暨成皋俱不以大伾為名而臣得以瓚說為是者，經之於河方，其自北而東，嘗即底柱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已久，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敘則黎陽實為愜當，而成皋則為太早也。是故當以薛氏之言為正也，若夫洚水，則說者益多，惟貝〈清河〉冀〈信都〉之間，有瀆而枯，古名為絳，頗與河近，諸儒多以應《經》。然《經》曰：北過洚水，則必河水折北而經其地，禹跡乃得過之。今貝冀之間，枯絳皆背南向北，而漢以後大河，反在魏貝之南。若以漢河為禹河，則禹之施功于河，無由遍歷其地。鄭康成固已疑之於是，因淇水之自衛注河也，順飾其水以應古洚，已而不自以為安，則又以館陶屯氏河當之。酈道元闢淇貝不用，而主屯河之說。其言曰：《地理志》：絳水發源屯河，及至信都，復見絳名，河之過洚，當應此矣。是說也，酈實無以得絳水之真，遂牽合以信其說。然考《地理志》首受屯河而末流入漳者，自名張甲河，元非絳也。雖中間跡道，頗嘗穿絡枯絳，而《漢志》本無絳水之名，則酈之更易他水為絳，以應古語，其與鄭氏之誤，曾無以異也。至於大陸，尤為散漫。《地理志》：鉅鹿郡鉅鹿縣北，有大陸澤，後世率祖此，以為經之大陸。然漢鉅鹿縣，唐邢州之平鄉縣地也。今河既不經邢，又其地反在枯絳上流，則與經之先過洚，而後至大陸者不同，殆又不可據之以為經証。雖孔穎達輩，極為詳博，而不能究求其當，則亦以世遠載籍斷闕，無所據以極其詳密焉。爾今去古日益遠，禹跡之在名山大川者，其稱謂位置轉徙益多，而臣乃欲究極其變，以發明經文本旨，實所不量。然考古談，經正業，儒者之職。若人人畏之不言，則古典何賴。故卒究之。

大河論二

以臣愚見，周定王時，河徙故瀆，至漢元光，又改向頓丘東南流。則漢河既非禹河，而世儒乃欲即漢河而求禹河所經，曰此當為洚水，此當為大陸，如鄭氏、酈氏可謂博洽，而洚水屯河之類，皆追末失本，不足以得古事之真，他人何望哉。臣為此，故先與之辨別漢河、禹河所據之地、所奠之方，然後即其位置，以案求禹河所歷，則夫洚水、大陸，或有所宿矣。遷、固二子，同言禹、釃二渠，其一北行乘高者，明載《禹貢》道河本語，知其正為禹河矣。而餘之一渠，乃皆不言何向。孟康、酈道元輩，相因皆以漯川命之。且謂在漢魏之世，不枯而流者，是為漯川。其空涸無水者，是為王莽河。漯川者，亦非頓丘改流正逕，特以漯在禹時，嘗分河為派，又與漢河偶皆在王莽河之南，遂舉漢河附之漯川，以傅合遷、固之謂二渠，皆禹力所釃者爾。至究其確實，乃自漢河而非禹跡也。其在北而枯，俗名王莽河者，概之漢河，其地並北而高，即遷、固同詞以為，禹懼平地，不勝河悍，而載之高地，過洚、大陸以行者也。此其位置近似禹河，而世久難明，臣亦未敢據以易言也。於是參以歷代地說，而究求孟、酈二子之所言，審其不妄，乃敢主執益堅。《地理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入于海。既曰故河，則非班、固時見行之河矣。命之曰大，而能直達于海，則非分枝小河矣。桑欽敘河自戚城，以至大陸，悉以大河故瀆為目。而孟康、酈道元止以王莽空河當之，合二古河者之源委以言，雖瀆空無流，其灌注首尾，難以審考。然大略自魏郡以至大陸，粗有跡道可尋。而又大陸一名，正是禹河所逕，則此之名為古河莽河者，其本為禹河亦已審矣。載以杜佑、李吉甫《樂史》、《地書》，考之此之枯瀆，自漢至今，猶不湮乎。蓋其在唐，貫穿魏〈唐魏郡〉、博〈博平〉、德〈平原〉三郡之遠，大抵常與漢河夾對，而其中間相去遠者，不啻百里，而近者不能五十里。雖疏比不齊而漢河常行乎南，故瀆嘗在其北。推方而命，則其受水而東南者，即元光改流之道，而空枯但存故跡，且在漢河之北者，則《禹貢》正逕也。其所從枯，則以河流更遷徙而空奪之也。其位置相距，流涸相易，會古記古跡而參觀，如白黑相形，更何疑乎。漢王璜之言曰：禹之行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自周定王時，河徙，則今之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卻徙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夫璜謂西山者，太行、常山也。今河非禹穿者，乃漢河。其欲乘高而復禹之舊，使漢河東北入海者，乃遷、固所謂引而載之高地，以入渤海者也。合遷、固、王璜之言，以為臣言之証，而王莽枯河之本為禹河，益明矣。夫使此河而非禹故跡，孰能闢地為隧、施工力於數郡無用之處，如此其闊且長也乎。況漢世河決，其分派北流，而與漢河比大者，為屯氏、為張甲，亦嘗灌注莽河以為之道，而此之故瀆，不間三郡，堆阜原隰，悉皆貫徹其間，能使決河之力，不能自為之道，而因其見跡以為之道，此不待多辨廣喻，而其意象宏長，非古來大河，其孰能當之。

大河論三

禹，聖人也。其遺跡在河，世不以禹命之，而轉為王莽者，臣嘗攷之，知其語起於三國之魏，而非漢人肯為此語也。班固之志第曰故大河。桑欽《水經》亦止曰大河故瀆。而范曄之志郡國，本東漢計簿，亦曰故大河。皆無謂為莽河者。其以王莽為目，據臣所知，則曹魏時，孟康《訓釋漢志》，始有其語也。自此而後，酈道元、杜佑、李吉甫輩，皆祖述其說，曰：古河，至王莽時始空無水也。夫魏郡之北，號為故大河者，自周以至元光，河既南徙，則已空涸。是以班固志地理，命之為故，豈待至莽時而後空也邪。亦猶濟之入河，不知何世何年改其舊逕，而實亦未嘗竭滅。世惡王莽，亦曰濟之枯也。以莽則知河之改瀆，本不因莽，而莽居世議下流，則遂舉以諉之，其例同也。夫其譌固已如此，而其所從譌，亦必有以。臣又嘗究求其故，蓋魏郡內黃縣〈唐之澶州清豐縣〉地，與汲郡之共城接，共城有城而廢，實王莽所築，適會內黃有河，亦枯涸無水，二者相去不遠，世久，無能究求其始，因此城之實為莽跡，而遂以河之枯者，併歸於莽。流傳既遠，併與長瀆之亙數郡者，同為莽河，而遂不可改辨。夫其譌誤所起，曲折如此，則禹河之不為禹，而名之以莽，具有載籍，非臆度也。

大河論四

王莽河，本即禹河，而後世譌變其名矣。至其河之所經，又有古絳，其方鄉名稱，志與經合，則不獨可因絳瀆，而證古絳之所麗，又可因古絳，而証禹河之所遵也。絳瀆自唐貝州漢清河經城，有故跡焉。已而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唐冀州〉大抵北向而及古河於信都之北，則經之謂北過洚水者，於是乎應矣。而又有可証者。古河既枯而絳瀆亦枯，皆以頓丘河徙。而向來東北灌河之水，皆轉注東南，故并絳之小水亦空，此其同為一水者也。若夫大陸之說，雜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在鉅鹿縣北，未問其去古河絕遠，且其地理次序遠在古絳上流，不與經應。故歷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為此之故，應旁東北展轉求之，故隋氏以趙之昭慶縣為大陸，唐氏先天中割鹿城，置陸澤縣。皆意大陸之在其地而為此之名，而杜李輩因而實之曰：邢趙深，此三州者皆大陸也。亦孔穎達所謂廣平為陸故綿，延千里而皆可稱謂者是也。今去古絕遠。隋唐之名二縣以為大陸者，或其有據，不可得詳矣。姑雜信疑而兩傳之，且以深之陸澤為大陸，則古河之行乎貝冀者，既可用枯絳以應北過洚水之文，其遙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寸銖銖較其首末，比之漢河所經，全無洚水、大陸二名可以傅會者，其道多矣。且夫漢河之與禹河，自周漢而後，分為南北二道，今而驟語人曰漢河既徙而南，則並北而枯涸者，本謂人將莫之信據。然臣敢主執其說者，古絳大陸之在貝、冀、深者，以漢河地理參之，則南北相背，無一而相混。近以古禹河案之，則趨東而北者，方面向背，悉皆附並此，豈筆舌空談，所能強合哉。過此而益直北東，則當從九河求之。

圖書編河源總論

古今河源之說異。《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蔥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於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穆天子傳》言：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為河宗。《佛書》言：阿耨達山有大淵水，即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變易，或番漢異稱，不然記者之妄耳。按潘侍讀《昂霄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蓋得目觀，非傳聞者也。元太祖嘗征西夏，過沙陀，至黃河九渡。九渡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矣。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城其地，以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郭位置以聞。上悅，以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往，使其弟闊闊出馳奏，大臣沮之。次年還奏，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而皆沮洳不勝人跡，泉不可逼觀，登其旁嶺下視，竇歷歷如列星然，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者，漢言星宿也。腦兒者，海也。星宿海合流，而東匯為二澤，復合流，始名黃河。然猶清可涉。河析為九，即九渡也。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遠水益渾，土人抱革囊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為舟以濟，附以毛革，中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崑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六十里。又南為四達之衝地，多盜，常鎮以兵。崙崑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峻，獸有旄牛、野馬、狼、狍、獂羊之屬。東則山益峻而地漸下，岩至狹，或狐可躍渡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河州東北，流歷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自星宿海至漢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眾。其山或草或石。至積石，始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書》言：蔥嶺河至蒲昌，海水洑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昌也。土人言于闐、蔥嶺水下流，散之沙磧，則其洑流，信然。其復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黃河與天通。又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閬風元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之若源於是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崑崙之西北，東流過山之南，然後折而抵山之東北，其繞山之三面，玦玦焉實非源於是山也。然凡水者，山之血脈也。山高而廣，則其水必眾而鉅。崑崙，至高廣者也，而謂無一水源於其間邪。其不言之者，蓋欲破昔之謬，著今之奇，故略之爾。

治黃河議

黃河發源具載史傳，今不敢煩瀆，姑自寧夏為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岸皆高山石麓，黃河流于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衍，土少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於洛陽河內之境，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無高下之分，水無傾瀉之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至入開封地界而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矣，況又接南北直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於河者愈多，淤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概也。今之論黃河者，惟言其瀰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為不可治。此蓋以河視河，而未嘗以理視河也。夫以河視河，則河大而難治。以理視河，則河易而可為。瀰漫之勢，蓋因夏秋雨多，而各處之水皆歸於河。水多河小，不能容納，遂至瀰漫。然亦不過旬日。至於春冬，則鮮矣。是則瀰漫者，不得已也，水之變也，豈其常性哉。至於所謂神水者，尤為無據，其故何耶。蓋以黃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今日淤之，明日淤之，今歲淤之，明歲淤之，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然水性就下，必於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疏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瀰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傾刻奔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近日蘭陽縣父老謂黃河未徙之先，數年城中井水已是黃水，足為證驗。故人徒見一時之遷徙，而不見累歲之浸灌，乃以為神，無足怪也。為照河南、山東，及南北直隸，臨河州縣所管地方，多不過百里，少則四五十里。若使各該州縣，各造船隻，各置鐵扒，并尖鐵鋤，每遇淤淺，即用人夫，在船扒濬，若是土硬則用尖鋤，使泥沙與水並行，既無淤塞之患，自少衝決之虞，用力甚少，成功甚多。且黃河水急湍，而泥沙則又易起，更有船隻，則人夫不惟免涉水之苦，而風雨可蔽，宿食有所，是修河之智，而寓愛民之仁。推而言之，其利甚博。若夫瀰漫之勢，殆不能免，所可自盡者，則在築堤防患，不與水爭地耳。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修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修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黃河治法

今之治河者，難於禹焉。夫三代以上，或都秦雍，或都陳貢，道皆愬黃河，水擊數千里直達耳，而江南之貢賦，猶未入中國也。且王畿自以公田之入，足上供祭祀宴享，軍國之需，故餉道不經見。禹特治河之患，播大伾，析九河，至今天津入于海，事畢矣。彼一時也，河利于北流而不利于南徙，今則餉事大半仰給江南，而江南之舟泛長江，歷揚淮而北，非河以濟之，則五百四十里，當陸運耳，京師若何。故治水者，必不可使北行由禹之故道，必約之使由徐、邳，以救五百四十里餉道之缺，是不徒去河之害，而又欲資河之利者也。不亦難乎。若不為餉道計，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復禹故道，則從河南銅瓦廂一決之，使東趨東海，則河南、徐、邳水絕河患，是居高屋建瓴水也，而可乎。故九河故道，必不可復者，為餉道也，而非難復也。

黃河由小浮橋，會徐洪，自小浮橋之上，皆閘河也。故汶水出高家閘，與小浮橋大河會，是汶與河交會在高家閘。嘉靖末，水北徙由秦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遂四十里至茶城，悉為大河，高閘沉河中不復見，則汶與河交會，在茶城矣。

黃河自清河迄茶城，五百四十里，全河經徐、邳，則二洪平舟以不敗。是黃河決堤之害有限，而濟運之利無窮。今惡其害也，而欲去之河南。是河南歲治黃河，徐、邳歲治運河，滋多事耳。今以五百四十里治運河，即所以治黃河，治黃河即所以治運河，其功合一，不亦便哉。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正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隄治，是滅趾崇頂者也。徐、邳以埽治，是摩頂擁踵者也。其失策均也。

黃河上源支河一道，自歸德飲馬池，歷虞城、夏邑、永城、宿州、靈璧、睢寧，出宿州小河口。弘治中侍郎白昂濬之，一殺河勢，一利商船，今淤。若河趨則因勢利導之，而豐沛蕭碭徐邳之患紓矣。

黃河為中國患久矣，神禹以來，或言於三代，或言於漢唐宋時，固不同。或言于秦晉，或言于宋鄭徐淮地，固不同。今治河者，動泥古說則以三代治河之法用之，漢唐宋可乎。又以秦晉治河之法用之，宋鄭徐淮可乎。特以數事拘儒牢不可破者列於左。

一多穿漕渠以殺水勢，此漢人之言也。特可言之秦晉峽中之河耳，若入河南，水匯土疏，大穿則全河由渠而舊河淤。小穿則水性不趨，水過即平陸耳。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緩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勢急如奔馬，吾從而順其勢隄防之，約束之，範我馳驅以入于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則河深，河深則永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趨其高，河乃不決，故曰：黃河合流，國家之福也。

一我朝之運，不賴黃河。此先臣之言也，蓋欲黃河由禹故道，而以為山東汶水三分流入徐呂二洪，為可以濟運，遂倡為不賴黃河之說耳。夫徐呂至清河入淮，五百四十里。嘉靖中，河身直趨河南孫家渡、趙皮寨，或南會於淮，或出小河口，而二洪幾斷，漕事大困，則以失黃河之助也。今欲不賴之，而欲由禹故道，則弱汶三分之水，曾不足以濕徐、呂二洪之沙，是覆杯水于積灰之上者也。焉能盪舟二洪而下，經徐邳，歷宿桃，河身皆廣百餘丈，皆深二丈有奇，汶河勺水能流若是之遠乎。能濟運否乎。故曰我朝之運，半賴黃河也。

一黃河北徙，國家之利。此先臣之言，堪輿家之說也。不知三代以上都冀州，黃河若張弓然，其時大江以南多未貢賦，故山東之運東而至，西秦之運西而至，原不藉南運也，若河南徙則東運既不便，而黃河之水從太行而望之，勢若反而挑，王氣乃微，方今貢賦全給于江南，又都燕、據上游以臨南服，黃河南徙則萬艘渡長江、穿淮揚、入黃河而直達于閘河浮衛，貫白河抵于京，且王會萬國，其便若是。苟北徙則徐邳五百里之運道絕矣，故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也。一黃河不能復禹故道，必使復河南故道，此近臣之議也。蓋懲徐邳連歲河患，激而云然耳。不知徐邳之患，由邳河之淤，又由先年河行房村口，近年曲頭集口旁，流既急而盛，正流必緩而淤，而徐邳之水患博矣。然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不在河南，必在徐邳。嘉靖以前河經河南，河南大患，九重拊膺，百工蹙額，思與河南，圖一旦之命，策力畢舉，竟莫支吾。而河南適有天幸，河併行徐邳而後河南息二百年之大患，居平土者僅二十餘年。今若復河南之故道，豈惟人力不勝，即勝之，是又益徐邳之患於河南，而又生二洪乾涸阻運之患也。第隄徐邳三百里有奇，河不泛濫而徐邳之患消，故河由徐邳則民稍患，而運利由河南則民與運兩患之，姑毋論王土王民、鄰國為壑之大義也，又況隄固水深，即碭徐之患直河秋一季耳，利害豈不明甚。故曰河南故道不必復也。

一黃河清，聖人生。此史臣之言也。彼蓋謂五百年王者興說也，非河渠說也。夫王者興，非臣所當言，而今拘儒每以黃河清為上瑞，誤哉。夫黃河濁者常也，清者變也。欲其常濁而不清，彼濁者盡泥沙，水急則滾沙泥，晝夜不得停息而入于海，而後黃河常深常通而不決。清則水澄，泥不復行，不能入海，徒積墊河身與岸平耳。夫身與岸平，河乃益弱，欲衝泥沙則勢不得去，欲入于海則滯不得疏，飽悶偪迫，然後擇下地一決以快其勢，此豈待上智而後知哉。夫河決矣，餉道敗矣，猶賀曰上瑞，非迂則愚，故河清則治河者當被髮纓冠而救之不爾，憂方大耳，故曰黃河清，變也非常也，災也非瑞也。

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

國家餉道，延袤幾三千里，黃河之水，每患其大盈。有法以制其盈，令不溢閘河之水。每患其大縮，有法以濟其縮，令不竭，蓋有元運存焉，未可以言而盡也。瓜洲上曰通惠閘，下曰廣惠閘，青石市諸蘇州，麻石市諸上元，匣匠取諸夏鎮，丁夫募諸江北，經三月而後成排，萬口而始定議，百年而方興，難矣哉。

黃河若河南銅瓦廂、陶家店、練口、判官村、穵泥河、榮花樹、劉獸醫口，若山東武家壩、瓦堽口，皆要害也。以頭年下埽，為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為兩年之用。則桑土早備，陰雨無虞矣，慎之哉。

治黃河之淺者，舊制列方舟數百如牆而以五齒爬杏葉杓疏底淤，乘急流衝去之效，莫睹也。上疏則下積，此深則彼淤，奈何以人力勝黃河哉。虞城生員獻策為：余言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河也夫。河性急，借其性而役其力，則可淺可深，治在吾掌耳。法曰如欲深北則南其隄，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則北其隄，而南自深；如欲中深則南北隄，兩束之衝中堅焉而中自深。此借其性而役其力也，功當萬之於人。又其始也，假隄以使河之深；其終也，河深而任隄之毀。余曰：此深河之法也，欲淺河以為洲法，若何。曰：反用之耳，其法，為之固隄令漲，可得而踰矣。漲衝之不去而又踰其頂，漲落則隄復。漲急，流使之別出而隄外水皆緩，固隄之外，悉淤為洲矣。余試之為茶城之洲，為徐邳之河，無弗效者。故曰以人治人，以事處事，以將選將，以兵練兵。

治兩河議

我國家漕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至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由閘抵徐州，則會黃河至淮安入海，而揚州湖水接之，以達于江。北由閘抵臨清，則會衛河至天津入海，而通州白沙接之，以達於京。南北地里之遠近既侔，而水道之接濟亦類，雖圖畫亦不能盡其妙，誠天下河道第一形勝，我國家億萬載無疆之業也。每思兩河修治，大要不同。竊謂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黃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治運河者，濬泉導流，不少懈惰，則體立矣。而又挑淺修閘，築壩治堤之類，其用亦行河，其少艱乎。治黃河者，於水之常，遇有泥沙淤塞，則用人夫駕船於水中，以鐵扒併尖鐵鋤濬之，使沙泥隨水而去，夫淤塞既除，則水得其道，自無衝決之患。更修築堤岸以禦水之變，或護城池，或防耕種，使民得遂其安養，而免渰沒之虞，則黃河之事，可少濟矣。今黃河三委，一由蘭陽大名山東至蕭縣出徐州；一由寧陵夏邑宿州出宿遷；一由亳州合渦河會淮水出清河。三委俱當疏濬通流以殺水勢。第人多狃于俗見，惟以瀰漫之勢為言，謂黃河為神水不可治。要在斷然行之耳。若夫今日徐呂二洪，則在用黃河之水由蕭縣出者，經小浮橋，與閘河泉水合流共濟焉，是其於要處致力如此。

嘗考之《元史》，其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元建都於燕，其漕運自海道，浙東西之粟自浙入海，江東西之粟自江入海，淮東西之粟自淮入海，而其得人，則有若朱清、羅璧之徒〉至元十九年，始立海運。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河，由壽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曰會通河。蓋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至我朝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會通，以便糧運。於是江淮一帶，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為我國家有矣。頃者徐呂〈徐州呂梁〉二洪，河流斷絕，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歲漕重事，急如湧泉，是可不為之重慮乎。今之漕渠北自海口，南至漕河，二千餘里。其間不過汶泗諸流而已，必賴黃河之水自西入之而後漕運流通，水利深廣，故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丘文莊亦曰：江南賦貢之來，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且移之國矣。蓋言運道之利，必資於河也。然河勢播遷，靡有定向。今或自趙皮寨南向亳泗或復經流徐邳，衝決乾涸不常。又汶泉遇旱則微，南旺以淤而狹，此漕之害也。為今之計，法在疏築而已，河有故道，徙有決口，獨不可因其舊而為之乎。其或河流亢悍，不可復回，則計出於引沁矣。沁之源，出自綿山，向常合流於徐，而頃為黃河所併，要惟自武陟而上導濟源，引沁歷曹州，由舊分水處出永通閘以達於二洪可也。或謂徐呂二洪，黃河南徙蓋嘗引沁矣，沁流微弱，不足以濟。則如晉謝元之樹柵立埭壅二岸之流以利漕，宋人之開修月河上下置堰增閘以時開閉，此又計之不得已者也。

治河大要總考

賈讓治河三策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為境，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或久之無害，稍築室宅、排水澤而居之墊溺，固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旱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重輕，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

歐陽元至正河防記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剌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捲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栰、用緪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因相準，折而取勻停也。

宋濂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隊則力全莫敢與爭，若分為十則頓損，又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胡子曰：茲論固然，然又當因勢否。則宋人回河之患可鍳已。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閘壩，衝廣河身，阻隔泉源，害豈小耶。前此張秋之決，廟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鑒也。議者有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喻，真名言也。故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於北岸築隄捲埽，歲費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過盤剝寄頓，及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匯於諸湖以淤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為愈爾，蓋勞費正藝而限以斗門，澇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於節制之，為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入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爾。

兩河修治大要不同。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黃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斯言實國家治河要義，彼宋元竭民事河卒，無成績，所以為無策之甚也。若謂沛縣水患可潣，但河流經行不在豐沛則在蕭碭即開新集龐家屯等處，不過移沛縣之患於蕭碭之間，去歲勘議之初，蕭碭方脫水患之民，嗷嗷惶怖，不忍見聞。況今沛縣四圍漸已淤高，詢之土人，皆謂一二年間水必他徙，似不宜以一邑之故，動列省三十餘萬之眾，費三百餘萬之資，以徼不可必成之功而貽有害無益之悔也。

所謂欲開舊河者，其說有二：一則開新集，由浮橋出徐呂二洪，免黃河北徙之勢，此以黃河舊河言也。臣度之，自新集至浮橋一百六十餘里，不知該幾百萬銀錢糧不給，一難也。夫取資黃河，不過為濟二洪之險，今於二洪無礙，即其北徙害在地方不在河道，似不必更興不急之工，二難也。是黃河舊河不必議也。一則以南陽等閘，至湖陵城等處，即今堅硬可鑿，此以運河舊河言也。臣度之黃河北徙之勢未艾也。即今開鑿能保其不再衝乎。此一難也，再新河費四十餘萬銀役，幾十萬夫死於工作者，幾百十人命僅成此河，又欲舍此而他圖，則前項工費皆成無用矣，此二難也。且府庫既虛，民力已竭，再行用之，勞傷之，下必有他變，此三難也。是運河舊河不必議也。至所謂新河不可行者，其說有三：一則馬家橋易淺，一則沙河易淤，一則薛河易衝，謂之三難。臣愚以為此三者其委也，但在因地修補隨時救治，臣不謂難，臣之所謂難者，則其源也。夫新河與青原山相近，而兗州以南，費、嶧、鄒、滕四縣之水實注焉。夫以一隄而障四縣之水，又當大山瀉下之勢，必不能支。且其地水利素不疏通，每遇陰雨，彌望白水遍地成湖，若不尋其源，分其流，則自濟寧至南陽、至秦溝，無處不可衝決，不特三河口一處為然也。臣愚以為善治水者，不與水爭，水有所歸流，行無滯必有分殺之處，則不至於暴溢。大都順其勢而利導之耳。即今河工已成，宜急為疏濬分殺之謀。又夏村一帶地形稍高，非薛河之水又不足以濟運道，臣愚以為薛河上流須別濬支河以分其勢，至於三河口、鯰魚泉等口對過之處，鑿開大口，令其順流西去，仍於下流百步外再築一矮隄，或為湖、為塘，高六七尺，仍作一水閘，水溢則任其西流，水淺則所蓄之水以資運舟，其上流低窪之處亦因其勢捲埽為湖，以為停水之所。多置放水閘以為開閉之具，夫有處以分其流，則水自不至暴溢。不暴溢則自不至衝決，自不至淤淺。而所謂三難者可免矣。又多方處置蓄水之所以為運舟之資，則既去其害又取其利，雖未遽為，經久之計而亦不失為一時之便。其開鑿舊河二說，俟財力充足之時為之，未為不可也。國家運河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自臨清而北，徐州而南，悉資衛淮諸水，惟徐州至臨清一帶閘河則藉山東泉水，然與黃河相近，故多衝決之患。弘治以前決在河南正德，以後決在徐沛，查自嘉靖四十五年之間，沛縣被決凡八次矣，而未有如四十四年之甚者，蓋緣沛縣舊河，積沙為岸，而其東昭陽湖，地勢卑窪，黃水乘虛就下，自西奔入昭陽湖，必先橫截舊河而始成，抵於湖，水過沙停，不數年必一淤者，勢固然也。自築馬家橋隄成而沛縣之流遂斷，沛縣斷流而秦溝濁河之勢日盛，即今徐沛一望盡是高地，舊河河身淤深，宜稻方數百里，魚鱉之區皆變為桑麻之地矣。臣又慮留城至舊山，係黃水故道，乃築東堤五十餘里，為障禦計，則黃水可無壅塞之虞。又建復黃家閘，則泉水有所節宣，亦無膠淺之患。二年間，新舊相接，水流充滿舟楫，通行惟薛沙二河，亦嘗慮其伏漲衝突，方興工分殺其勢，工未及就，而水已至矣。是以有去夏之患。然臣思之運河之患，患在黃河。彼其排山倒海之勢，經年累歲之害，來則難禦，去則必淤。若山水則乍盈乍消，涸可立待，或一歲而再至，或數歲而一見，此可以人力勝者也。今皆在於上源改水，在薛河則於東邵王家口，各開支河，築厚壩三道，引水經赤山、微山、呂孟等三湖，從地浜溝下徐。在沙河於黃甫開支河，經趙溝歸獨山湖，南建減水閘一十三座，洩出昭陽湖。而又於翟家口、宋家口、楊家口、杜家口各開支河，築厚壩二道以防末流，引之而入甄家窪、尹家湖，而歸於印馬池等處，是沙河、薛河之水俱有歸宿，又何衝突之足患乎。

治河總論一

夫河與海，皆天下之至大。海尤百川所歸，然海無患者，水之流其未殺而得所容故也。惟河出星宿，踰崑崙，抵積石，數千里又自積石至汴至淮數千里，其遠且峻而湍悍未有所容，挾山陝河汴諸流，溢霖潦之後，其衝激而橫決，固其常也。自漢以來，明智之君勤勞博咨於上，謀議任事之臣竭思畢力於下，然河未有不決，治河亦未有定策也。其在漢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讓所謂徙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後之言治河者大概不出此二端，然河者數變而不可逆者也，使塞之於此而復決於彼，是不知河之變而逆其性者也。故丘文莊獨稱賈讓者，蓋見河之不易塞也，然地不可以數徙，水不可以徐觀，即河所欲居，林莽荒曠之墟，待其自定可也。即貫城郭，歷郡縣國家所繫者，大其亦可待否也。故文莊又以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未必便者，蓋見河之不易議也。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沛而南則鳳陽淮泗之間，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集百貨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之所甚繫者也。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為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使漢人復生，亦未知何以措其智也。今徐房之間，河既橫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為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於邳，獨不知河之入徐束之以徐呂二洪而當兩涯之險，此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於決，況去崇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道，勢之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為新安淤而徐房決，今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瓴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也。故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闢伊闕下砥柱，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斯為二渠。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析之為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巳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為九。此所以導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也。明興，九河之跡既遠，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滎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至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至溜溝入漕。是其始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為二，或合為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宜也。愚嘗觀明興以來，河凡數決矣。洪武間決魚臺，其後魚臺塞。而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塞。而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堰八閘，開渠二十里，而猶不免於決。及張秋之功成，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法猶備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年復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亳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驚陵寢。於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漕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之決始孫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雞岡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橫亙而逼之不容入渦，所以為漕計而護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正派皆歸孫繼口，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言今諸河已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實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數倍，河之正派也。今誠急濬趙皮寨，導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由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於孫家渡諸口按河脈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為陵寢患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導九河，自碣石北放于海，及隨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故余闕宋學士皆謂以河之大不宜，以一淮為之委者，明淮不足以當河也。今聞淮之安，東其淤略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達于海，則河益激而淮亦不能容，其與新安之淤相承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并治下流者，又一計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此四役者宜同時而並舉，不可闕一者也。然察執事之意，顧以同時舉天下之四大役，非所以惜財而體國者。嗟乎。愚之為此議者，正恐財之妄費也。夫興天下之役而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財之道也，不得謂之費。惟顧惜而功不成，則其所用乃所謂費也。昔秦王將伐楚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問李信曰：二十萬人。然李信以二十萬人而不勝，則二十萬人皆費也。王翦之勝，則六十萬人而不為費。治河亦若是也。去年天子憫被水之地，蠲郡縣以萬計，遣大臣往賑又十萬計，若今河不治，則他日宜蠲宜賑者又不知其幾也。今以蠲與賑者，倍其數即河可成，民得其業，是愈于蠲與賑者甚遠也。宋人防河與防虜等矣，夫虜之可憂，未必如中原之可憂。惜財之說，非所以施于遇變不得已之時者也。然執事又以罷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眾，斯固慮之深也。而愚以為是則在夫撫之得失而不可以議役之興沮也，何者。興四大役法當用數萬人，不可謂不勞。以數萬人之眾而合處千里荒蕪之間，不可以不備。此所謂深慮也。然令數萬人急者得錢，飢者得食，如逐貨于市，趨稼于田，仰給而有藉，則所以收離散之民，而為救荒之策者也。其何勞之得怨。令千里之間，畫地而居，分功而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輻輳而得所歸，則所以馭部伍之法而兼制變之術者也。其何眾之能為。是誠在夫官之得人而撫之有道也，不可以是而議夫役也。

治河總論二

蓋聞河之害中國，所從來久矣。自昔君臣相與蒿目嘔心，未聞有稱善治者，何也。以治之者誠難也。河源自星宿踰崑崙已折而趨積石，乃會雍浮汴以達於淮，夫以萬里奔騰之勢，無重岡巨磵以闌之，故常衝決而不可禁，此一難也。河有出有過有逕有合有分有屈有注有入，何多變也。乃其行則至悍猛而不安為順，豈緩急能釃其流而殺其怒。此二難也。河之性善下，斯得其平而不爭。今亙齊梁之野，曠衍如砥而以洪濤洄洑于其間，卒有方數千里之水欲其建瓴於地中也，得乎。此三難也。河雜灩沙淤泥，非有迅流常滌之，則勢必益墊而其身反鬱起而高於岸，夫堆出于岸，流自湍之，況值霖潦，百川復為之灌集，此四難也。夫誠難其治也，而遂委之於不治，則非也，治之已難也。而使不得其所治之道，則尤難也。蓋上世惟陶唐時鴻水沸出，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禹起而治之，乃行山表木、漉沉澹菑，故道河自積石下砥柱，歷盟津雒汭至於大伾，乃分為二渠，過洚水至大陸又播為九河，夫由大伾以上地形高而水峻急易瀉，合乎其所不得不合也。由大伾以下地形卑而土輕脆善潰，分乎其所不得不分也。故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此禹所以通其法也。嗣後殫石畫之思者發盈庭之論，逞奇譎之慮者競作舍之謀，故有欲以人力勝者則曰塞之便，愚以為是障之也；有推諉于天運勝者則曰不塞便，愚以為是猶滋漫也。何也。水氣之導也，過為防壅，終必盈溢焉。能築垣而久居水乎。然蟻孔之變，禍且不測而欲徐觀其所自定，又惡可得也。眉山氏曰：不塞，氾濫不止；塞之則水未必聽。是塞與不塞皆非所以永持至安之長策也。夫使其決也而幸不至戎毒，可且勿塞，脫或湓皋汨陸，將有閭，殫為河之患，固莫若隨決隨塞，即不能保其勿壞，尚足支數十載寬近憂。歐陽氏曰：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而已。是塞也者，猶為猝可倚救，敗術也。胡不引漢事觀之乎。蓋自周定王時，河徙砱礫，禹之故道，無可求者。故迄於西京而其為害益綿綿不絕，孝文時嘗決酸棗矣，乃大興東郡卒塞之故。金隄之潰，旋復而白馬之波不揚，終帝之世，瀕河民不識濡足之患。孝武時再決瓠子矣，乃自臨河，沈璧馬扈，從將軍已下皆負薪，使二卿將卒寘決口，已而築宮。宣防侈其盛，由是而觀用塞之效可睹矣。夫孝文，海內富庶非不足修禹之業而計卒出於塞，且僅再傳而復決，武以雄才大略，猶然長歌悲感，既徼靈于河，祇窮數年之力而始塞，蓋即一塞且不易如此，甚矣河之難治也。我朝歲漕淮，取濟黃流，宋之疏汴，元之引汶，皆所倚為用焉。利盡東南，半天下之賦由此以進，若人之咽喉然，繫至重矣。然惟南行則利漕，或東決則害漕，今之言計者，正利害相持之際也，乃欲盡去其害而獨資其利，則難之難矣。蓋嘗概水患而測之，河非汴不得合于淮，故漕之憂常在汴，猶之內關之疾也。假令汴可無憂矣，則虞其轉而危。我之汶泗，汶泗定又虞其盤而危，我之清濟，清濟定又虞其越而危，我之豐沛，即幸底定俱勿割，又虞其畔而不南，重為運道之戹。然則奈何其治之易哉。往時不具論比者河失其行，決于崔鎮潢池，其縣邑魚鱉，其人民行河，使以菑告，上喟然南顧，特為置督府，假以事，權令一切，理水形便，於是改邑，起蕭縣之溺，布揵堙崔鎮之洪，緪葦埽高堰之壩，隤石櫬清口之隄，一日之內四役並興，諸使腠胝無胈，庶工膚革不毛，而朝廷重閔被災之地，首詔賜民租，又為出司農，錢鉅萬，以哺諸隄，繇使鱗集，並河而為之作。吏有謀撓其計者，即褫厥官，或媮墮僨事，輒收逮之不貰，乃今天心葉順，川靈效職，水得所壑，而緒業漸用。即工夫新顛木之邑，非徙民當衝之上策乎。填滅決口，非疏塞並舉之故智乎。捲諸埽治遙隄，又非圖上請行之遺謀乎。蓋昔人焦心銷志，殫數百年錯出之奇，顧卒崇空語者而盡施行于今日，此曠世之業也。乃議者猶謂河有故道宜及時恢圖興復，茲過計也。河流既久，走沙漸淤，水沉滯難行，自不得不棄而他徙，茲欲奪新河之河，必趨強幹而回注于已滅難明之故道，非所以察形也。往者孫渡之役，不有覆轍耶。或又謂當別開一河，以備運道艱阻，茲又過計也。遠圖不可倖致，將糈糒傭作必倚辦縣官勞費，且什伯卒未有能濟而乃設不必然之慮，以徼難竟之功，非所以軌事也。近日膠泇之役，不苦蹠盩耶。揆今之計，亦曰慎預防之術，規善後之宜而已。是故長隄遠護，非不可約攔水勢，然東強西傷之語，未必妄也。則畚鍤之工，可弗常飭與。墮崇填閼，非不可抑遏浚流，然止啼塞口之喻，未必誣也。則柵落之具，可弗時集與。歲當夏秋，信水既漲而忽有非時之客，水乘之則其潰也必暴。故平準之候人，宜議選也。地居河壖，寸壤方齧而即數百丈之息壤因之，則其陷也必廣。故巡視之番卒，宜議補也。上流不暢，斯騰涌而為災水之由，泗入者不可漸以濬之乎。下流不疾，斯羨漫而為害水之由，徐入者不可漸以疏之乎。而又于青兗冀豫可由之處，各正溝洫以引水之溉而披其勢，則治田亦以治河也。衛博徐邳經漕之所，多開月河以伺水之橫而折其猛，則漕通亦河之通也。夫飭畚鍤而集柵落，則成業保矣。選候人而補番卒，則警備嚴矣。上流濬而下流疏，則原委導矣。溝洫正而月河開，則水利廣矣。所謂預防而善後者，或以斯乎。昔管子論備害之道，首請置水官，故其要尤在以擇官為本，謂宜妙簡經明《禹貢》之士，俾領河隄，而又博求習水者分置其屬。使之共行視圖方略，得便宜經理，則職任專而事功自立。嘗聞江河在天地間，猶脈絡在人身中，然則河之為害，非即脈絡之病乎。而擇官之說則良醫之求也，由前數說則鍼砭湯熨之法也。試采而行之，河之患庶其有瘳乎。

治河說

治河之策，大約不過數說。或築隄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築隄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觀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而丘文莊則云：古今言治河者，莫出于賈讓三策，而其治之之術，又莫出于賈魯之三法。蓋謂二賈不失禹意也。然以今之勢與今之時考之，則讓之策不可行，魯之法亦不行矣。尋禹故道，放河入海，讓所謂上策，今挽河而北則運道將置之乎。據堅地，開水門，讓所謂中策，今自雍西建瓴而下，所經冀兗淮揚安所擇堅地乎。水門在在如是，多與河流不相直，安所分水勢乎。增築隄防，讓所謂下策，今中州而下，徐沛而下，隄更善瑕，烏在約攔水勢乎。乃魯之三法，當事者踵行之，殺河之流，因而深之之謂疏也。歲用疏法而河流未嘗殺矣，去河之淤，因而深之之謂濬也，歲用濬法而旋通旋壅矣。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之謂塞也，歲用塞決口而暴溢如故矣。治而睹明效者暫也。不治而治安瀾者幸也。二百二十年于茲封事，朝夕上曾有出此三者而建必然之畫乎。抑曾有行此三者，而享一再世之利乎。故丘文莊又謂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時未必皆便，惟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宜令河南藩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尚文所建之策。元大德中時，河決紀縣浦口，文議不塞，便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濫，或開淤塞以通束隘，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沿河州郡，百年無害而避患，居民亦可漸蘇息矣。

治河議

粵考黃河之源出自星宿，踰崑崙九曲而入中國，此河之所自來也。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歷華陰下砥柱，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斯為二渠。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蓋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析之為二。自大陸以下地平土疏，益善潰，則播之為九。故歷三代之久，免衝決之患者，禹之功也。此所謂相時審勢，得治水之道者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已非禹之故道。迨漢元光以後，或徙東郡，或決瓠子，或決館陶，或分而為二，或合而為一，遷徙不常而河之患于是乎益甚。是非禹績之替也，時勢之變為之也。自漢以來，明智之君每廣詢而博訪，宣力之臣恆竭思以效勞，是雖倡議疏治者，代不乏人，然河無常處，治無定策，卒皆托諸空言而已。若夫賈讓當哀平之世，陳上中下三策。丘濬常稱其治河之法，莫備於此矣。夫謂增築隄防、約攔水勢，使不氾濫者，其法固無容議也。至於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即禹之故智，今妨運道，已不可行。中策據堅地，作石隄，開水門分殺水勢，然自漢至今，千數百年中州大名之境，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與水門每不相值。讓之策蓋就漢之時勢論爾。而今可盡行乎。賈魯任河防之職，言疏濬塞三法，丘濬常稱其治河之法莫要於此矣。然殺河之勢，因而導之之謂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之謂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之謂塞。是三者，疏為上，濬次之，塞之法又不得已而用之爾。而豈可一概行乎。故濬又以為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亦未必便者，蓋有見于時勢之不同耳。我國家建都上游，漕會通之河，輸東南之賦以給京師，往因二洪梗澀，取濟黃流，合於汶上諸泉，滔滔乎流浮舟水面，不煩牽挽之勞，以濟我國家漕運之利，誠天啟之惠也。比歲大雨，水溢河決於徐之飛雲浦，逆流而上，橫衝運河，沙淤百里，中外驚惶，莫知所措。先帝特敕總督大臣畢集群策，鳩工分理，懼水之東奔也，而挑新河以讓其地，懼水之北徙也；而築長隄以遏其衝，所以相時權勢，而為目前濟運便民之計者，誠善矣。然或者猶以為，河從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以萬里轉折之勢而乘之，以雨水交發百川灌集之威而出之，以秦溝一股不溢，而北徙則溢而東奔，況芝蔴莊崔家壩等處，倒灣崩岸，是北徙之勢方殷，曹單之隄一失則南陽魯橋一帶河運淤塞之患不免。議欲於上流別開支河以殺其勢，是亦永圖久大之謨、以濟邦民之患者也。執事又謂使有濟漕之利而無衝決之患，執畫一之策而不惑於紛紛之議，然事關大計，非愚生之所敢議也。考之宋儒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久而必決者，勢也。安可以人力制哉。惟宜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耳。朱熹氏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既殺則上面之水必洩，是故通乎。任朱二君子之言而可以知支河之不必開矣。歐陽修曰：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底岸皆高，水行漸壅，自不能行，乃棄而他徙，非若人力堵塞之河，渠道猶存也。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是故通乎歐呂二君子之言，而可以知舊河之不必復矣。蓋黃河之流，其東趨固一也；而時不能無古今之異，其利害相對也；而勢不能無輕重之殊。以今日之時言之，河自孟津而下，經中州平坦之地，迤邐而東，洩於徐沛之間，大河南北，悉皆故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非若禹引水自大伾東山極高之地而下矣。此其時之有不同也，而欲效疏九河之法，將見河流細分則益緩而易淤矣。而古今可以並論耶。以今日之勢言之，取河水以濟徐呂二洪而阻其東奔，以免祖陵之害，制其北決以防運道之淤，況徐沛之間，復多阻山，治之倍難。非若禹播九河，棄數百里之地為受水之區矣，此其勢之有不同也，而欲圖萬全之策，吾恐利之所在，害之所伏也。而輕重可弗審耶。噫。此當事諸臣雖有謀國之忠、長顧之慮，而卒紛紛莫之定也。雖然知時勢之難，而不有以處其難，不可也。知治河之無上策，而卒諉之無策，不可也。今惟相古今之時，權輕重之勢，師禹之意，而不泥禹之跡，如秦溝一股，果可以納大河之流也，則傚禹行所無事之智焉。疏其下流以導其自然之歸，固其長隄以防其衝決之患，而又於芝蔴莊崔家壩等處下樁，捲埽以抑其北徙之勢，各於沿河南岸去淤撈，沙以疏其壅塞之患，使水由地中行而不至於汎濫斯已矣。支河固不必開也，如秦溝一股不能容全河之水也，則傚禹決排之法焉。淺者濬之，使遂其就下之性；隘者疏之，使緩其湍迅之威。務使上無所激而接河濟洪之道如故，下有所納而由清達淮，由淮入海之道如故，斯已矣。支河亦不必開也。如此則不惟運河疏通，獲轉漕之利，久役疲民，獲蘇息之休。而東奔之流既阻，則陵寢無衝決之虞；北徙之勢既防，則曹單免墊溺之患。庶乎永賴之績，可復見於今日，而三策三法之說，亦會通於異世之下矣。否則，徒知用古人之法，而不能相古今之宜，泥一定之跡，而不能權輕重之勢，則膠柱鼓瑟，徒勞而罔功也。烏足以語通天下之變，而成天下之功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