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7a0021

卷126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二十六卷目錄

 書經部總論六

  明焦氏筆乘〈尚書古文〉

  群書備考〈尚書源流〉

  古今私評〈評書三端〉

  貝瓊文集〈中星解〉

  周洪謨文集〈殷民叛周論〉

  張吉文集〈禹貢疑誤辨〉

  夏良勝文集〈讀洪範〉

  日知錄〈舜典 古文尚書 書序 豐熙偽尚書 書傳會選〉

經籍典第一百二十六卷

書經部總論六

明焦氏筆乘

尚書古文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其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余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語,其外引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傅說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不知今尚流傳否?聊記于此,以俟明者。

群書備考尚書源流

孔子敘書始自唐虞者,以其運中天而治化隆也。傷周道之既東而深有望于魯,故錄伯禽之《費誓》焉。嘆王風之不競而懼其入于秦,故錄穆公之《秦誓》焉。

邵康節謂孔子知周之必入于秦,故書終于《秦誓》。詩錄夫秦風,先儒多非之,然其說亦有理。鶴林玉露載之甚詳,

後遭秦火,百篇亡缺,幸而得濟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謂之今文。

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即作《尚書》,大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遣晁錯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按。伏生所傳只二十八篇,《泰誓》一篇,武帝時,河內女子所獻,故合為二十九篇。然所獻者載白魚火烏之祥,乃偽書也。伏生教齊魯時,授同郡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倪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而歐陽最盛。

而傳之者,歐陽大小夏侯也。

歐陽歙八世,傳書教授千餘人而不免多賕之敗。倪寬亦出其門以循良課,最而贊成封禪,可惜也。夏侯明皇極之,大旨而垂意於青紫之得,何歟?

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科斗文字,定為五十八篇,謂之古文。

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伏生之書考論其文義,,定其可知者,得伏生所誦《盤庚》等五篇相合,又多伏生二十五篇。《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共五十八篇.安國並依古文間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其餘篇簡錯亂,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作傳。巫蠱事起,不得奏私傳其學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張霸之徒遂偽造古文《尚書》二十四篇。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然非孔舊本,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為之註,劉歆欲立古文學,官移責諸,博士甚力。然

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霸本為古文者也。晉時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于前晉奏上其書。時又缺《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興云于大航頭得其書奏上,而古文始行焉。至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無陂之類是也。自是而隸古之書,遂變矣。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氏引古文《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遷所載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書與序皆與孔氏本合,

而奏立之者,梅頤姚興也。當時為之傳註者,在漢則有伏生、劉向之輩。

伏生作大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以金縢作于周公沒後,劉向作洪範五行傳溺于災異。又漢儒註曰,若稽古殆三萬言、郊禘六宗牽合附會,皆不得聖人之意者也。

在隋唐,則有費甝劉焯之徒。

隋初始,流河朔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焉,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未為得也。孔穎達之正義,因費疏而廣之,陸德明之釋,文待陳鄭而刊定王肅之釋,駁李顯之新釋,皆未當。

至宋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傷於鑿,

即新經《尚書》,乃王雱所撰。而安石修定者,最為乖謬介甫。又有《洪範》傳,

蘇軾傷於略。

東坡書傳,駁正王氏之功為多其於引征以為羲和,貳于羿而忠于夏,于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為非禮。又云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皆自出己見,不隨人笑哭者也。

呂祖謙傷於巧。

《泰誓》至《洛誥》,凡十八篇,前段多不註,

林之奇傷於煩。

林少穎集解朱子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乃以屬九峰蔡氏而書傳,有所歸矣。

蔡氏諱沈季通之子朱子以書屬之,乃作集傳。

古今私評評書三端

蔡九峰謂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所引古書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訂於科斗古文,錯亂糜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朱子亦疑安國書是假。書謂大序格致極輕,卻疑晉宋間文字,況孔書。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又《春秋》、《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書不同者,如《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經乃無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申。觀寧王又庶言同,則亡懌多一亡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安可必書無缺文乎?安可謂所引者之皆謬乎?釋書者欲盡解之,是難逃晦翁之譏也。又歐陽公日本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按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則書之獨全於日本者,未可知也。

貝瓊文集中星解

中星見於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異之,蓋南言朱鳥,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北為元武矣。東言大火,則知南為鶉火,西為大梁,北為元枵矣。西言虛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天道至幽,至遠,而聖人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元武七宿之虛宿。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于此獨舉一宿焉。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訛成易之,事析因夷隩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恆于中星知之,苟以為互見其法,無乃甚疏耶吁。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周洪謨文集殷民叛周論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元黃紹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閑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篚於弔伐之日者,不幾於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皋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篚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黎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奸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奸回罪人,不可謂不眾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為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眾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土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眾,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毖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暴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為詳辯之。

張吉文集禹貢疑誤辨

貢于嶓冢導漢之下,則曰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于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峰蔡氏皆以彭蠡乃江西諸水所瀦,固無仰于江漢之所匯,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者,執是以疑經之誤其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細觀其說,而以經文證之,乃知經文無誤,二先生之說皆過論也。夫匯本訓迴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于是迴旋渟滀瀦而為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漭為鉅浸茫,然數百餘里無復畔岸,其匯為澤蓋如此,雖無仰于江漢之所入,然是因其下流牣,故湖水壅閼沮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爾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為匯也。若其截入為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匯哉。此東匯澤為彭蠡,東迤北會為匯,本無誤矣。漢水不言會者,為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是已。第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流,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為南江者,不言可知,非謂分支分派,判然殊途,為二江也。此東為北江,東為中江入于海,亦無誤也。而理明義精如我朱子九峰,又其高弟乃皆不能無疑于斯,何與況經文簡奧。其言南入于江東,匯為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今卻又云今文自有謬處,與今水道全然不合,不可強解,此不可曉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為江漢所匯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卻又云于漢水,則宜改曰南匯彭蠡于導江,則宜改曰南會于匯,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橫截南入于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之誤也。蓋經意以為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于海不可泯滅,故有東匯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為二水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有取于鄭樵之說,以為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二句疑衍。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再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皆大水也。然渭水洛水皆入于河,不言中河北河,安知中江非江之說,不為誤乎?是不然。河源遠出悶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洶,而洛渭二水近出鳥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于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為敵?若夫江源出于嶓冢,既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揜,則漢雖入江猶得各紀。其為匯為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于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渭洛而言荊州。則曰江漢朝宗于海,對舉二水而並言之,貢之立精義矣,嗚呼。經賴真儒而明貢,有朱子及蔡氏者為之辨析其義,猶晦信乎,說難矣。

夏良勝文集讀洪範

洪範謂帝錫九疇于禹而震怒不畀于鯀,歸于治水成敗之績,嗚呼。聖賢傳道之際,其授受微矣。,若謂天所以畀,所以不畀,其然哉,夫道初無也。以有天地而有,有於天地,天地則付于物,物以呈文而道益著,聖人成而應之矣。其著與微,固有其時而著,必有其人也。蓋有有其人而不遇其時者,未有有其時而無以應之者也。故先天而天弗違道在人而應之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道在天而應之人也。應以天者,惟其人應以人者,惟其時,彼龍馬負圖八卦乃畫,是道寓於圖。伏羲生當其時以應之,然非伏羲不足以應也,故曰圖為伏羲出也。然為八卦而出,雖曰不為伏羲而出亦可也。至於韶作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則道在人而著于韶與春秋,故天應之以瑞以昭其道也。鳳與麟固非道也,然則龜負文而九疇敘,亦龍負圖而八卦畫,謂禹當其時足以應之而敘彝倫,則固也。謂其專應治水功成而出,某不知何如也?又謂以鯀績弗成而震怒不畀,某益不知為何如也?夫功以人成道以時顯,若鯀誠足震怒,然當其時有堯在矣。有舜在矣,天果為震怒鯀而不畀,獨不錫堯舜而畀之乎,是知道以物而著者,故自有其時,當其時必有人也。故某曰龜書為九疇而出,非為禹也。非為禹而出,則固非為怒鯀而不出矣。況夫天本無心而有象,若謂怒是人而不畀錫,是人而畀之,是亦市井小丈夫。任情而予奪者,之所為殆恐天不若是之小也,是道之。所係固自有理數,又不若感應災祥之論也。傳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龜水族也。固以類應之,則河圖為伏羲何功而出者乎。然則箕子何為云爾允執厥中,堯之道傳於舜,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是君臣之間其授受之際。警戒如是禮樂為邦孔子之道傳之。顏淵必曰鄭聲淫佞人殆,是師弟之間授受之際。警戒如是,若箕子武王之授受,後堯舜而先孔顏者,雖箕子不得而臣,而武王蓋以道之所在訪之,若弟子矣。故其云爾者亦警戒之意也。惟鯀匪人則不畀,惟禹其人則畀之是天之意也。箕子惟其人,故得道之。傳武王惟其人,故箕子以道傳之也,亦天之意也。然則道之所在,天之所在,非其人而傳,則為逆天。惟其人而不傳,亦為逆天,逆天者廢道也。此箕子所以不死,所以不臣而必傳其道而不避者,亦天也。則武王所以得傳其道於箕子亦天也,其所以示付託之重而欲武王承天之意有在矣。然則箕子何若是隱也?當其時君臣之名未正而師弟子之分亦未安也,故不得如堯舜孔顏之名言警戒,乃託天之付畀微示其意如此也。故曰聖賢傳道之際,其授受之微也。若夫聖賢之言,固非淺陋所能窺,亦非敢有所致疑於其間也。

日知錄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古文尚書

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歐陽生,字和,伯史失其名。夏侯勝,勝從兄子建皆得伏生尚書。

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Annotation|內毒誓非伏生所傳,師古并言之詳見下}}此今文與古文為二也。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師古曰:中者夫子之書也〉,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不知中古文,即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

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言此為最多者,明張霸加之以百二篇為偽〉。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

傳末又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漢書十四博士無之,蓋光武時廢。

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言劉歆者哀帝時歆移書太常博士欲立此諸家之學故也〉。

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或分析之或合之〉。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為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

賈逵傳肅宗好古文《尚書》,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為三卷帝善之。

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元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為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為二而無可攷矣。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言參用今文古文之中〉。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

又有王肅、范甯、李顒、姜道成注《古文尚書》,新唐書作姜道盛。

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

一《堯典》并舜典慎徽以下為一篇,二《皋陶謨》并益稷為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康王之誥為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費誓》,二十八《秦誓》,

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二十九。

孔氏正義曰,《史記》及《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然《泰誓》非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

且非今之《泰誓》〈有白魚入於王舟等語董仲舒對策引之〉,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鄭元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說。

正義曰鄭氏書於伏生所傳之外,增益二十四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工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引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一篇為一卷,九共九篇合為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多十六篇之數,此即張霸之徒所作偽書也,與舊唐書所載卷目不同。

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

正義引晉書云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舜典一篇,此書東京以下諸

儒皆不曾見。鄭元注《禮記》,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趙岐注《孟子》。凡引此書文並注,云逸書

增多二十五篇。

《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引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大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

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偽《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為篇,則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闕取王肅本慎徽以下之傳續之。

陸氏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

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日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左氏》傳莊公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

正義言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

何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各立一本紀而後為全書也。

帝曰 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序分為兩篇者妄也。

書序

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為後人偽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則不但書序可疑,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為書名,《伯禽之命》尤為切當今錄其說。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攷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豐熙偽尚書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

鄞人言出其子坊偽撰,又有子貢詩傳後儒,往往惑之。

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市為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

宋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

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

文公五年引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公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正義。曰箕子商人所說,故謂之《商書》。

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

孔安國傳道岍,及岐即云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漢以來別無異。文史記夏本紀亦先九州而後道山道水。

《五子之歌》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葉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攷而妄言之也。

《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東晉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故左傳成公十六年引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預注並以為逸書。國語周單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下也。單穆公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解,亦以為逸書。

夫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為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沖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撰為疏義成書,上進而為張說所駮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字叔然漢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以致慨於宋人。

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引征,顧命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趙汝談至謂《洪範》非箕子之作,

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

近有謂得朝鮮本《尚書》,於洪範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惲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1320-18px-GJfont.pdf.jpg' />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偽撰也。

漢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偽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然者,其必先之矣。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陳氏祥道〉。高宗肜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張氏 陳氏櫟〉,皆不易之論,

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於民之麗主。葉氏、陳氏櫟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為麗,皆可從。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為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

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于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幼為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