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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八十六卷目錄

　春秋部總論四

　　漢書〈五行志〉

　　後漢荀悅申鍳〈時事篇〉

　　王充論衡〈定賢篇　正說篇　書解篇　案書篇　對作篇〉

　　唐啖助春秋纂例〈春秋宗指〉

　　劉知幾史通〈春秋　左傳〉

　　丘光庭兼明書〈劉子元誤說周之諸侯用夏正　善者信矣　衛桓公名　荊敗蔡師于莘　金鼓以氣聲也　葛藟庇本根　文馬　姞吉人　敝邑之幸　兩觀〉

　　宋歐陽修崇文總目敘釋〈春秋類〉

　　鄭樵春秋傳〈看春秋須立三節　褒貶　例非春秋之法　論始隱　終獲麟　三傳各有得失　左氏非丘明辨　左氏喜言詩書易　公穀二傳　論左氏解〉

經籍典第一百八十六卷

春秋部總論四

《漢書》《五行志》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傅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㩜仲舒，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傅春秋，著於篇。

《荀悅·申鑒》《時事》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

《王充·論衡》《定賢篇》

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寔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為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寔矣。論文以察寔，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為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寔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為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于《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于《新論》者也。

《正說篇》

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于《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眾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寔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為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寔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耶。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于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寔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日月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之說：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夫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不言夏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書解篇》

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為麗美之文于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元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為相，賦元不工。

《案書篇》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寔，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對作篇》

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與，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

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揚氏之元，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

《唐·啖助·春秋纂例》《春秋宗指》

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杜元凱左傳序及釋例云然〉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何休公羊傳注中云然〉解穀梁者則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范甯穀梁傳序云然〉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旨？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予以為《春秋》者，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弊猶末設教於末，弊將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改作。故其頹弊甚於二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難行於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言天王狩于河陽之類是也〉，以誠斷禮〈褒高子仲孫之類是也〉，用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罪欒書之類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洩冶之類是也〉，從宜救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諸非禮悉譏之是也〉，或貴貞而不諒〈即合權道是也〉，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環。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據杜氏所論，褒貶之指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於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其不能贊一辭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於是矣。何氏所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於性情〈性情即前章所云用忠道原情〉，而用之於名位〈謂黜周王魯也〉，失指淺末不得其門者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夏政，唯在立忠為教，原情為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者也。故夫子傷主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王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魯以為《春秋》宗指〈隱元年盟于昧傳何休注云然〉，兩漢專門傳之於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陳梗概，殊無深指，且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或問春秋始於隱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靈也。故歷國應聘，希遇賢主，及麟出見，傷知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將托文以見意。雖有其德，而無其位。不作《禮》《樂》乃修《春秋》，為後王法。始於隱公者，以為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正之〈此時但用周家舊典自可理也〉。及代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大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言此時周禮既壞作春秋以救之〉。

《劉知幾·史通》《春秋》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璅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璅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辭，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爾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援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績前傳，魯哀公後至赧王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于二世之滅，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于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于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准焉。

《丘光庭·兼明書》《劉子元誤說周之諸侯用夏正》

劉子元史通云：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儀，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正月年即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所紀書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妄為解釋。明曰：古者孟春之月，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諸侯，而用夏家正朔。按文十七年，《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云：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杜注云：鄭文公二年六月日，即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即諸侯奉行周正之明文也，而子元不精魯史，妄斥先儒說，經典之玷不可以訓，或曰：《春秋後序》是杜因晃所書。

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所書是魏國史記，魏本周之諸侯，何故不用周正也？魏國之興在周之末時，稱戰國魯，不臣周，自造史書，追書前代稱王，改朔用夏正，而子元執戰國之史，而論春秋之制，以末正本無乃悖乎？

《善者信矣》

隱六年，《左傳》云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明曰：信當讀為屈伸之伸，古者多用信字為伸。易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類焉。傳言善者、信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常盛，則嘉穀之苗屈，惡草除，則嘉穀之苗伸，故知信即古之伸字也。

《衛桓公名》

隱四年，衛州吁殺其君完，即桓公也，諸侯讀皆如字。明曰：非也！完當作兒，何以知之夫名，以昭實終將諱之故，既葬而為諡，若衛侯名完，豈得諡之桓乎？故知完當作兒，按字書容貌之，兒從白下八俗，書完作兒，與容兒之，兒相似是桓公本名，兒傳寫誤為完也。

《荊敗蔡師于莘》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公羊曰：荊者州名，州不若國，貶之若荊州之人然也。穀梁曰：荊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無此解。杜元凱曰：荊楚本號也，譚趙取公穀為解。明曰：杜說是也，且一國兩號，其國有三，殷商唐晉并此楚荊，著在經典，坦然明白。按禮記云：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又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荊為楚之本號，亦已明矣。故莊四年，傳稱荊尸而舉。又曰：楚武王荊尸皆謂舉其先代之軍法也，必若以其侵伐中國，貶曰荊。則楚入衛，吳入州來，何故不舉州名以貶之乎？按禹四海之內都置九州，而執玉帛萬國，則是州大而國小也。豈加大于小而為貶乎？且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又何罪而曰荊楚？敗徐于婁林，又何功而書楚？但當時史官承告而書，不以此為褒貶也。按春秋之例，但舉國不稱人，即為貶。未有去其國號，而舉州名為貶者也。或曰既不以荊為貶，經書荊而傳稱楚何也？答曰：當此之時，楚國實名荊，左氏為傳之時近書之為楚耳。推此諸文，則記事之義為得其實矣。

《金鼓以聲氣也》

僖二十二年，《左傳》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杜元凱曰：金鼓以佐士眾之聲氣也。明曰：非也。按上文云，三軍以利用下文云，聲盛致志，則是金鼓所以佐士眾之氣，若謂佐士眾之聲，則於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

文七年，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杜注曰：葛之能藟蔓繁茂者，以本根庇廕之多也，且庇廕者自上及下之辭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

《文馬》

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杜注曰：畫馬為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姞吉人》

宣五年，《左傳》云：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而生穆公。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明曰：石癸所言是論，姞字之義，當時姞從人，作佶，後代改之從女，若當是從女，安得吉人之語乎？故是從女者，失其義也。

《敝邑之幸》

成二年，齊賓媚人對晉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杜注曰：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即從命也。明曰：杜注誤也，今尋其辭，意言背城一戰，戰若幸勝，尚當從晉命。若不幸，而敗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戰而獲勝，非謂完全之時也。〈按媚人注國佐也〉

《兩觀》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趙子曰：復作兩觀譏仍舊也，其意言諸侯無兩觀。有者僭天子也，今因天災宜廢之。明曰：按左氏及毛詩禮記，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靈臺者別地為之，觀臺者因門為之，凡臺望雲物知災祥，水旱逆為之，備不可無也。《左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禮運》曰：天子諸侯臺門，大夫不臺門，此以祟為貴也。臺門即兩觀也，由此言之，諸侯之有兩觀亦以明矣。或曰：魯以周公故得有兩觀，其餘諸侯不當有也。答曰：若後者復作是也，又何譏乎？又曰：非譏何以書也？答曰：春秋之義，有褒而書者，有貶而書者，有譏而書者，有非褒貶譏而書者，有國之大事法合書者。即此新作雉門及兩觀，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門之類也。于法自當書，非由譏也。且兩觀與雉門同文，豈雉門亦不當作邪？據此諸文則趙子言非也。

《歐陽修·崇文總目敘釋》《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其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為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者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經之書，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于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鄭樵·春秋傳》《看春秋須立三節》

鄭樵曰：看《春秋》須立三節：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威公為盛，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威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可知然。亦有可憾者，夫自王綱解紐強陵弱眾暴寡，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如褰裳之詩。此時威公出來統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時乎？然五霸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霸主一興，則天下之人見霸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豈不大可憾乎？大抵王道霸業，相為消長，春秋之始，齊僖謂之小霸，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此，便是霸之始，方周末東遷，未嘗無方伯連率之職，然當是時尚稟王命，故不謂之霸。東遷以來，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必自出來會盟，此霸之名所以立。然當僖公之始，當時之勢亦不易做得，所以凡書盟不過三四國，而止到威公時，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其餘莫不盡從，霸業盛處，便見王道消亡。

東遷之初去三代未遠，故春秋左氏所載隱桓間事，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猶在如石碏之諫，衛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猶在如師服之。諫晉曰：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國，故天子建，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制度，名分等衰，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春秋初，老師宿儒所傳先王之典法未泯，學者所當深考，到後來春秋中與，末能如此言者甚少，間若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博物君子。

《褒貶》

或謂《春秋》其為褒貶之書。歟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一字為褒貶者；有以為有貶無褒者；有以為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者，意在於尊聖人其說。出於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于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於矯漢儒其說。出於竹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盡泥也，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二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於有貶無褒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也，泥於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為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春秋一經書，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為善人書，其惡則萬世之下指為惡人茲，所以為褒貶之書，歟故書事也，亦然書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言其舊無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八佾也，聖人雖未嘗云，是為可褒云，是為可貶，然而實錄其事，微婉其辭，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不逃乎？萬八千言之間，茲又所以為一字之褒貶者，歟如是而已？

《例非春秋之法》

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鄰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烈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欒黶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書于魯國，則詳季子叔肹之卒，延廐郎囿之役是也，於他國則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遺直，封洫刑書之在鄭，反坫塞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蓋如此烏有所謂例耶？善乎柳宗元之言，曰：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真知言乎。

《論始隱》〈始隱實為東周四百始〉

文王武王都豐鎬，是為西周，平王都河南，是為東周，西周之書，有誥命存，其詩有雅頌存，盛德大業炳如也，唯東周賞罰綱紀不可考，聖人欲為之書，則東遷周事也，天子陪臣有不當為，故用魯以名其書，爾武王克商，歲在己卯，隱公即位，歲在己未，其相去蓋四百一年也，周家之興，歷年八百，夫子以前四百載，事託之詩書，以後四百載，事託之春秋，而隱公元年，實為後四百始年，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隱也，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故雖未嘗盡錄平王之政，而實承平王末年，雖未嘗記東遷之始，而實具東遷之末，則亦聖人以此預示其期歟說者，以為春秋之意欲始平王，按平王三年惠公即位，果如是說，則春秋當始惠公矣，說者又以為春秋始隱，賢其遜國，按隱公生不復辟，死不成攝，果如是說，則隱不當稱公矣，然則春秋始隱之意，斷若是歟。

《終獲麟》

或謂《春秋》成而麟至魯，胡安國以為文成麟至，亦理之常不可謂無，或者又謂春秋感麟，而作以問於伊川，伊川以為夫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而作，故亦因此一事而終其書《春秋》，不害為獲麟而作，然麟不世出，《春秋》豈不作因圖書，而畫卦使圖書不出，八卦亦須作，惟此言得之，或者又曰：《春秋》絕筆於獲麟，謂仲尼傷己之不遇，而絕筆也。不知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之歎久矣。豈至是而後知之耶？左氏謂聖人之意，初不在此，故續經至夫子卒，使夫子果因獲麟，而絕筆為一經之主意，左氏於三家聞見最優，豈不知此況，敢續經乎？大扺終於獲麟，此史家之常事，聖人初無意也，麟獲於哀公十四年春秋成於是年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凡史家記錄時事，必缺其近數年俟他日裒，集所未聞，而載之非如後世日曆之所記也，不幸夫子遽卒，而以麟為春秋之祥，以獲麟為夫子之衰可乎？大抵漢世經師，推尋聖人太過，適以啟天下之疑，不知聖人初無意於此也。或者又強為之說，曰：不書地不使麟以地得也，不書公不使麟以公得也，嗚呼！以是而論，春秋豈真知春秋也哉？如史記謂終於獲麟則非矣。

《三傳各有得失》

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略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扺黨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以公羊為買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以左氏穀梁為膏肓，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為，右穀梁者以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均取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束高閣，三傳作而春秋散，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為《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是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大扺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為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為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為君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曆追之俱得朔日，則日蝕之義，左氏為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致，曰有懼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經書盟于葵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蓋明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易，樹子則葵丘之義。穀梁為長三子之長，如此者眾也。至於三家背經以作傳，猶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於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義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也，然官為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冢嗣藥不親，嘗非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扺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穀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飾吏事，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待捆摭，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于聖人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議其失也。

《左氏非丘明辯》

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明為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詳諸所說，皆以左氏為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匡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為丘明，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唯啖趙立說以破之，未有的論，然使後世終不以丘明為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況孔氏所稱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為六國人，在於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於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於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于周，即蜡祭諸經，並無明文，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于秦惠王之後，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按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按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時人，在三家分晉之後，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為雄辯狙詐真游說之士，押闔之辭，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秦楚事，最詳如楚師<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30996-18px-GJfont.pdf.jpg' />猶拾藩等語，則左氏為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為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歟。

《左氏喜言詩書易》

予愛左氏所載《春秋》賦詩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始，詩所以見志，然有一言不酬，一拜不中，而兩國之為暴骨者，有賦詩不知，又不答終有必亡之禍者，則學者烏可不知詩之為寓意乎？又愛左氏春秋列國之事，其引書據義者三十九，援虞書者一援，夏書者十三，援商書者十援，周書者十有五，真得古聖賢之用心，不膠、不泥、不立新說，而事之大者，悉取斷焉。予又愛左氏所載言易者，二十莊、一閔、二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餘，則連山歸藏與占筮者，之繫辭爾。予非取其占筮之奇中也，取其通變而不滯也，吾於敬仲之筮，得互體之說焉；又於畢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有卦無辭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為主之說焉；於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於秦伯之筮，得繫辭之異於今文者之說焉。大抵言易而不拘於易也，左氏非惟解經優於公穀，而又善言詩書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

《公穀二傳》

或問公穀二家師承所始，曰：吾何以論其始，劉歆漢人，尚不能知，況後人乎？公羊本齊學，後世有以為名高者；有以為子夏弟子者；有以為漢初經師者。穀梁本魯學後世，有以為名赤者；有以為名俶者；有以為秦孝公時人者。皆無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載樂正子之視疾，則公羊必出於樂正子之後。穀梁雖載尸子之語，或出於漢初，未可知然吾求二家之傳矣。二家初，皆口傳，非如左氏之筆錄，然左氏之傳，又不如穀梁之質也，公羊之書，有所謂昉于此乎；有所謂登來之者；有所謂代者為主代者，為友皆弟子記其師之言，會其語音以錄之也；有所謂公羊子。曰：則其書非公羊，所自為可知矣。穀梁之書，有所謂或曰；有所謂傳曰；有所謂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啟曰；有所謂穀梁子曰。皆弟子記其師之說，而雜以先儒之言，則其書又非穀梁之所自為可知矣，此穀梁必出於沈子、尸子之後，或者疑以為漢初人也。嘗合三傳而考之，左氏之筆錄必出於焚書之前，公穀之口傳寔出於焚書之後，何也？左氏兼載晉楚行師用兵，大夫世族無所不備，其載卜筮、雜書與汲冢師春正同，則作於焚書之前明矣。公穀設同左氏之時二百四十年事，猶當十得四五，不應盡推其說於例也，此公穀作於焚書之後明矣。或曰：左氏之傳既作於焚書之前，何故隱而不宣？曰：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寔具於左氏之傳，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盡隱也。公穀鄒夾之學不與左氏合，非盡宣也，惟其隱而不宣，此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惟公穀獨盛自左氏興，而公穀之學又微矣。然亦終不可得而廢也，漢興之初，胡母生以公羊學干景帝時，先立學官，而申公亦傳穀梁學受之瑕丘江公，故公穀之學獨盛於漢，善乎！范甯之言三家之學曰：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於辨訥，武帝好公羊，公孫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學遂興。衛太子好穀，梁宣帝又好之，而穀梁之學遂興。此廢興由於好惡也，瑕丘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興，此盛衰繼於辨訥也。嗚呼！自胡母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論罷而穀梁興，嚴氏之學泯而左氏彰，杜預之傳晦而啖趙起信矣。夫

《論左氏解》

杜預解左氏，顏師古注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謂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註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註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星曆地理之言，則必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闊略焉，此為不知為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為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