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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二百五十一卷目錄

　國用部總論二

　　禮經會元〈式法　內帑〉

　　文獻通考〈論隋代財用　敘宋儲蓄　止齋陳氏論係省錢〉

　　朱子語類〈財賦〉

　　大全集〈答張敬夫〉

　　群書考索〈周禮理其財之所出　冢宰制出司徒制入　周漢唐內外財　漢初內外財不相通東漢令歸大農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　郡國財賦　養財所自出　唐財用為人主私藏　唐財賦倚東南　宋朝財用會計錄　精會計　今日費用　財耗於兵官　今日財有陽耗陰耗　宋朝內藏備非常之用　祖宗時利權不分　內外財計不一　祥符天禧出入之數　今日總司之財　四總所掌錢糧　紹興歲入之數　嘉定歲入之數　東南財賦　東南歲入　淮浙財賦　江淮巴蜀財賦　兩淮湖廣四川財賦　不應以財賦責守令〉

　　真西山文集〈講筵卷子〉

　　續文獻通考〈論金國計〉

　　圖書編〈戶部財賦總數　理財時務〉

食貨典第二百五十一卷

國用部總論二

《禮經會元》《式法》

或曰：《周禮》理財之書。今觀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之後，而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也。何者。財非天、雨、鬼。輸，必取之民，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於其經費之際而品裁之，吾恐情竇既開，必至於泛用無度。欲壑不盈，必至於苛取無厭。如欲理之，不過椎肌剝髓以為理，而非正辭禁非以為理也。九式均節之法，其周公理財之道與，夫祭祀之有犧牷牲殺，賓客之有牲牢、饔餼、喪紀、凶荒之所費用。膳羞衣服之所奉養，器械興作之事，幣帛贈勞之。將六畜之有芻秣，群臣之有分賜。一人之有玩好、賜用，取之於九賦而藏之於有司，邦用則必共之。君取則必受之。苟無九式以均節之，則何所制而不妄費也。夫惟太宰有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職歲又以式法而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妄供。九式之於理財，亦可謂有助矣。是故，宰夫以式法而掌祭祀之具，酒正以式法而授酒財，掌皮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委人以式法供薪芻木材。不惟一人，不得違式法而妄費，而百司庶府亦不得越式法而妄求，私心以式法而礙，侈心以式法而消，國用不匱，民財不屈，而王府之貨賄，自沛然而有餘，豈非節財之道。乃其所以為理財之道與，或曰：太宰道揆之臣，法守非所宜預九式節財，有司事也。豈太宰之職哉吁。大臣格君心之非侈用，乃君心之蠹。涵養君心非論道經邦者之責，而誰責也。且膳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庖人不敢會王后之膳禽，酒正不敢會王后之飲酒，外府不敢會王之服，司裘不敢會王之裘，蓋彼一司也。而欲與王后世子計用度之當，否則其勢不得行也。是以祭祀、賓客之所需。至於匪頒好用之所待，百官有司皆共之。某事宜置不宜置，某物宜用不宜用，皆不敢預議乎其間，夫百官有司，平時既惟其命之是供，歲終又拘於勢，而不會王后世子，若可以自使而自取矣。今以太宰執九式之法，臨乎其上，一毫一縷動皆九式之是。聽其取不至妄取，其供未嘗妄供，雖曰：不會而實無待於會也。此非大臣道揆之任能爾乎。雖然太宰以九式節財，必曰：均小宰執九式，以節財用。司會掌九式以節財用，皆曰：均周公節財，必拳拳於均之一字，何與《易》曰：節，亨，苦節不可貞。孔子彖之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天下之事惟合乎制度而已。均則中，不均則或過不及，以一人而臨四海，不以四海而奉一人，取之於民而公用之，於君而當則財不傷而民不害，斯其所以為九式之法與。且周官立法秩敘，必曰：均力政。必曰：均貢賦。必曰：均一制。一度無所往而不為均也。太宰掌均邦國而曰：秉國之均者也。豈於財用而可不均乎。均者，欲其多寡、豐殺之得其中也。膳羞之品，可以百有二十裁而就簡，其均乎。飧牢之牲，可以三十有六殺而為寡，其均乎。祀宜太牢儉而用少，非均也。服宜九章菲，而為七非均也。幣以將誠致幣三享，則均矣。芻以供飼、陳芻、倍禾則均矣。自一而祭祀之式，至九而好用之式，固不容多亦不容寡。固不可豐亦不可殺，亦惟適其均而已。爾均節者，人情之所安，苦節者人情之所厭，安則久，厭則易窮。然則以均為節，其又聖人所以節財之道與。

《內帑》

先儒以職內比漢少府，而謂職內之財，為天子之內帑吁。豈有待邦之移用者，而可以為私藏乎。後人以玉府內府，俱比漢少府而謂二府之財，皆為天子之內帑吁。豈有待邦之大用者，而亦可以為私費乎。夫天子以天下為一家，財本不可有公私之異，帑本不可有內外之分，而況職內乃言掌邦之賦入，以貳官府都鄙財入之數。內府乃言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此豈天子之私財，謂職內為內帑。固不可謂內府為內帑，亦不可愚，故以玉府為天子之內帑，而內府不預焉。蓋先王先民而後，已必不以貢賦之公，而給玩好之私。必不以貨賄之本，而共賜予之末也。且以《周禮》考之，太府則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式貢餘財，以共玩好。職幣則曰：斂凡用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以詔上小用賜予。職歲則曰：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受之，巾車會車出入，歲終，則入齎於職幣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是皆以餘財而共用也。內府、外府固亦供好賜予之財用，安知不以大用、小用之餘財而共之歟。今觀玉府所掌王佩服之玉，則共之。諸侯相會之玉，則共之。王之燕衣、褻器則掌之。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則藏之。至於王有好賜，則共其貨賄。玉府所掌則如是所供者，如是此其為天子之私藏乎。獸人之皮毛、筋骨則入於玉府。漁人之漁征則入於玉府，廛人之皮角、筋骨則入於玉府，澤人之國澤財物，則入於玉府。有如遂師言入野職野賦於玉府，是亦九職、九賦之物。然只是野之所入，則他處九功、九賦不入玉府，可知矣。玉府之所入者如此，則以之而供玩好、賜予之用，何傷乎。又況太府總乎。其前司會計乎其後上焉，又有太宰以臨之，則財雖私而實公帑，雖內而猶外也。然玉府掌金玉固也。兵器、貨賄之良，內府既受之，玉府亦藏之。兵器、金玉之獻，內府既入之，玉府亦藏之，何也。蓋內府以給公用，玉府以為私藏，有內府公用之常，而又有玉府私藏之積。無事之時，一歲所入足支一歲之用。一旦事起於非常，變生於不測，將何以佐用度之不足者哉。此玉府之藏，又將為內府之副，非特為玩好、賜予用也。且以職內觀之，及會則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以職內且敘官府之餘財，以待餘用，則知玉府之藏，亦可得而移用矣。漢初猶有古意，以大司農給國家之公用，以少府給天子之共養。嘗觀哀帝發武庫兵送董賢，毋將隆奏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雖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費以出少府，是不以本歲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元帝世賈捐之言，暴師未一年，費四十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是猶以私藏為公用，以內帑為外費，此美意也。況少府外朝之臣，而得主內廷之物，故宮掖無擅用之私，而奄宦無干預之弊，尤良法也。東漢始出少府錢屬之司農，非不可也。然宮中私用，一切於司農取之，而司農不應其求。章和以來，不能堪此，遂於宮中自立一監，命奄人主之。桓靈之君，每嘆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以為私藏矣。唐始以財賦歸左藏，非不可也。及第五琦不能禁豪將之求取，乃悉歸之大盈。後庫是以天下公賦，而為天子私藏。至楊炎請出內帑以歸有司，議者是之。未幾盧杞一用而瓊林大盈，掩為己蓄，而命宦者主之矣。夫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苟一切限制之，而玩好、賜予之費，不得行則其勢必有所不便。利歸公上，權在一人，苟一切私有之，而經常用度之費不得預，則其情必有所不安。誠知玉府為王之內帑，而內府不預焉。又誠知內府為王之公帑，而玉府實佐焉，則可與語周官之法度矣。而或者猶疑其如德宗，受裴延齡之欺罔。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不亦過乎。

《文獻通考》

《論隋代財用》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為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疋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餘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則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

《敘宋儲蓄》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渡江後，帑藏之大概而其制，多承東京之舊。至軍資庫、公使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樁錢觀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椎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斂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慘怛忠厚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廉恥之維。故吏少貪污，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為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進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為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蓋撫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耽慾瀆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為監司郡守者，廚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沿襲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則如前所云。而其失者蓋自中興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樁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其所以倚辦，責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樁留之賦，然有限之樁留，不足以給無藝之徵取。又其法立於倥傯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能審訂斟酌，而一概取之。故郡計優裕，幸而長吏又得廉幹之人，則撙節奉上之外，其餘力又可代輸下戶之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弊，不幸而長吏又值貪庸之輩，則經常之賦入，不登於版曹，而並緣之漁獵，已遍及於閭閻矣。愚嘗備論其事，於經總制錢之末，雖然仁厚之澤，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蓋雖愧於取民有制之事，而每有視民如傷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謂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者，是也。雖不免季世征斂之法，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見其苛嬈，所謂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

《止齋陳氏論係省錢》

自唐末方鎮厚斂以自利，上供殊鮮或私納貨賂，即名貢奉至是始，盡係省按後唐天成年，宣命於係省麴錢上，每貫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庸租院奏，諸道如更妄稱簡置官員，即勒令自備，請給不得正破係省錢物，則係省之名舊矣。然初未嘗立拘轄鉤管之制，要不使妄費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諸州應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見在錢物申省。景德元年，復立置簿拘轄，累年應在，雖有此令不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運司，比較聞奏省司進呈增虧賞罰之法，然承平日久，國家益務寬大，諸郡錢物往往積留。漕臣靳惜吝於起發，而省司殊不究知其詳。魏羽在咸平則言，淳化以來，收支數目攢簇不就，名為主計，而不知錢出納。王隨在景德則言，咸平以來，未見錢物著落諸州，受御指揮多不供申，或有申報多是鹵莽，以致勘會勾銷，了絕不得。范雍在天聖則又言，自太平興國以來，未嘗除破更有樁管，倍萬不少。天聖至嘉祐四十年間，理財之令數下，徒有根括驅磨之文設，而不用以此見得。開國以來訖於至和，天下財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澤，於此見矣。熙寧五年，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五房公事判司農事曾布奏，伏以四方財物，乾沒差謬，漫不可知。三司雖有審覆之名，不復省閱，但有空文。自天聖九年，上下因循，全無檢點，縱有大段侵欺，亦無由舉發，為弊滋多，遂乞專置司，驅磨天下帳籍。自專置司繼以旁通目子，而天下無遺利，而公使錢始立定額，自二百貫至三千貫止。州郡所入纔醋息，房園祠廟之利，謂之收簇。守臣窘束，屢有奏陳。

謂如本州額定公使錢一千貫，則先計其州元收坊場、園池等項，課利錢若干。卻以不係省錢貼足額數，然諸項課錢，逐年所收不等，或虧折不及元數，而所支不係省貼足之錢，更不增添，則比額定數，有不及一半者，此其所以窘束也。

後又以在州諸色錢類為一體，封樁入便，以便不盡

錢起發。初嘉祐，茶通商於是以六路茶本錢、茶租、茶稅錢，封樁入便，若輒有支動，即當職黜降，不以自首，遷官去官，赦降原減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諸色錢，並依通商茶法矣。元豐五年，又以上供年額外，凡瑣細錢定為無額上供。

謂坊場稅錢，增添鹽酒錢，賣香礬錢，賣秤斗錢，賣銅錫錢，披剃錢，封贈錢，淘尋野料錢，額外鑄到錢，銅鉛木腳錢，竹木稅錢，誤支請受錢，代支失陷賞錢，贓罰錢，戶絕物帛錢。

蓋自係省而後有應在司，有應在司而後有封樁，有封樁而後起發，蓋至熙豐係省初無窠名，應在司最為冗長。此元祐群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紛更也。

《朱子語類》《財賦》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裡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臥薪嘗膽，今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斂以供上之求。又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稍沒者何限。

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大全集》《答張敬夫》

《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救。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修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汎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睹其效，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有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奸。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卻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

《群書考索》

《周禮理其財之所出》

或問《周禮》，其理財之書乎。曰：周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國之財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也。每觀六典之書，六卿之職，兵既以私田而不餉士大夫，既以公田而不廩，而歲時經費，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用者而已。周公於此，上則慮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費之無節，下則慮夫掌財用財者之吏，滲漏乾沒，或有容姦而肆欺。異日之憂，則又慮夫國計匱乏，而府庫空虛，既窘於用，則不免虐取於民也。於是一毫財賦之出，而數人之耳目通焉。內府在內，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供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考也。職內職入，反以每歲所入，而攷其所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攷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攷，則可以防其姦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則財常適於用，征斂常不至於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然則周家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欲虐取之於下而已。非固屑屑然，為是不憚煩也。太宰統其大綱，司徒統泉府倉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於司會式法之數。則司次舍、幄帟、服裘之用，捨奄寺嬪御、洒掃使令之損益，皆得以自總而身計之，而不惟上之自便，以滋國費困民力。嗚呼，茲成周之所以盛耶。由此觀之，冢宰制國用，非理財之謂也。均節財用之謂也，亦明矣。

《冢宰制出司徒制入》

太宰制國用，制其出也。古者財用冢宰制出，司徒制入，皆三公兼之。自漢丞相以出入財穀非己責，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蓋經用屬大農，禁錢屬少府，會計屬司徒郎，廩假屬僕射右丞。然猶有統攝，不相侵紊。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然意善而法不精。章和以後，大農之平準為中準，列於內而取少府之尚藥。大官御者，尚方考工諸曹，別作監悉用奄人主之。

《周漢唐內外財》

周時冢宰制國用，凡玩好匪頒，皆得以制之，是內外之財，相通也。漢興山海地澤之稅歸少府，以供天子私用。公賦之入歸大司農，以供國家經費。內外不相關，若非周制矣。然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若於經費之外，別立少府專為天子私奉養，而不歸於大農。大農用有常費，亦是美意。故人主節儉緩急之際，又可以出私帑濟公用。若光武禁錢悉歸大農，是不知此，反使後世有鴻都之事，惟唐之人君幹經費之物，盡為私藏，則意大失矣。

《漢初內外財不相通東漢令歸大農》

漢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供天子私奉養。大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用。漢初，縣官未榷鐵山海之稅，歸之少府。武帝元封間，乃始令司農丞領鹽鐵事官，自榷之而向時山海之稅，歸少府者，至是入大司農矣。按《毋將隆傳》云：漢武庫兵器，天下合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勞賜，一出少府。歸大司農，少府自不相關。故高帝之初，吏祿官用悉取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則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司農用有常度，而不至於乏事。武帝初年，用度未廣，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農猶有餘財，元狩以來，費用百出大司農經用。租賦並竭，始不足以奉戰士，而猶未至於出私帑也。宣帝承武帝困乏之餘，乃始出水衡錢私藏，以供縣官工作之費，其得西羌之役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天子之內藏，至是始與大司農相通為用也。史載元帝溫恭寡慾，賞賜節約，都內錢四十萬，水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大農內藏皆有餘蓄，則亦何事竭，公帑以肥其內哉。東漢光武併禁錢掌之大農，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開邸鬻爵以為私藏，何哉。夫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顧使一切助辦於宮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計出於亡聊，而有內庫之私也。然則宣元二君，捐私帑以濟公用，要亦不失為美之意。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又武帝不開邊，雖不入粟，拜爵亦可。

《郡國財賦》

漢置司農少卿，惟承秦舊。但秦人盡欲斂天下財賦，至於負海之粟，以歸京師賈生。所謂千八百國民，皆自養者，是也。至漢大封九國，分侯功臣，止以十五郡屬京師，而又列侯公主食邑其中，近於周家獨取畿內之賦，是時邦國自有司農少卿錢，所以吳王鑄山煮海。自擬王者，百姓更賦皆貸勿收，梁孝王府庫藏金玉多於京師，正為此也。是時賈誼、晁錯諸公，皆以是為憂，故武帝設鹽鐵官，盡籠天下之利，筭緡錢商車大率，皆是籠絡郡國財賦，尊顯卜式以風諸侯，令助邊云。

《養財所自出》

治財之術，亦養其財之所自出而已矣。夫秦之商君，漢之晁錯其為術，刻矣。而其治財，猶為知本未。至如後世之一切也，商君之法使民耕織粟帛，而復其身。晁錯之法，使民入粟買爵，而勿收其租，夫粟不入於官也。而復其調，則上宜乏用，貿爵入粟也。而除其租，則所入者，宜不足以償所失也。二子行之，秦以富強而漢有紅腐之積，彼獨何術也。彼誠知夫財之所自出者，不可不養，則其所以予民者，即其所以取民也。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內多慾而外事兵役，自其兵役之興也。而邊民困賦，役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斡鹽鐵，筭商告緡也。而商民困，自其賣爵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送之法，而入賦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牡馬也。而封君至三百石，吏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罰酎金也。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於庶人，蓋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民之本，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蓄牧益蕃，而財貨流通賦稅之入，而上不勝用矣。

《唐財用為人主私藏》

唐初天下財賦，歸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

覆其出入。元宗時，王鉷始歲進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給士卒。肅宗時，第五琦請以左藏財賦，盡歸之大盈庫，供天子賜給，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皆人主私藏，而有司不得程其出入矣。德宗時，瓊林大盈庫，陸贄常極諫之，故方屬意聚斂，韋皋有日進李，兼有月進劉贊，有羨餘之貢。又有代易進奉，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奉自嚴綬始，一以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憲宗即位，盡罷進奉似矣。未幾，劉闢、李錡既平貲藏，皆入內庫于頔。皇甫鎛為刻剝，於是有助軍賞之名，後武宗懲前弊，以戶部度支鹽鐵，及諸道進奉，並輸延資庫，以宰相領之。又不是。

《唐財賦倚東南》

自天寶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仰給，全在東南。東南之賦，安得不重。抑嘗切疑其重賦之始，當在肅代之際，然大曆中，獨孤及為舒州元結，為道州率戶，不過歲，取十千而止至於元和。而東南之賦始重，李林甫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十五道，不由戶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當時戶數減耗如此，而李絳言於憲宗曰：今東南大縣，歲賦二十萬緡。二十萬緡之賦，已增道州三分之一，此其增重可知矣。蓋至是而求其及於什一之半，而不可得此。李翱之書，所以作也。自是而後至於咸通，又加甚焉。故陸龜蒙言，元和中，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江南之賦已重。殆今盈六十年，賦又數倍於前。後蒙此言，乃發於咸通也。故元和視大曆建中，而重咸通視元和，而又重向使太宗之初，已取其盈，則變故之餘，重之又重，豈特唐之末年，而後盛哉。然大曆之際，軍旅數興，戶口減耗，而賦得無增者。史稱劉晏之功，誠不可揜矣。

《宋朝財用會計錄》

唐李吉甫始部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宋朝丁謂著《景德會計錄》，田況著《皇祐會計錄》，蔡襄著《治平會計錄》，蘇轍著《元祐會計錄》，皆所以總括邦計，量入為出德宗時，三百八十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蘇轍取元豐八年之會計之實，而別其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若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其收支敘云宗室之眾。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今為二百三十人。朝奉郎以上百六十五人，今為六百九十五人。承節郎一百二十七人，今為三百六十九人。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其餘諸司使、副供奉、侍禁三省之吏，莫不數倍之於前。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省。神宗裁減，宗室之恩，今微為之節使。見仕者無損，方來者有限，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慶曆之入二千八百餘萬，出二千七百餘萬。治平入二千三百六十餘萬，出二千三百二十餘萬。熙寧入三千餘萬，出二千五百餘萬。然其入之常多於出者，先為之計爾，夫計入以為出，則吾出也。常裕如以出而為入，則吾入也常不給。蓋知所計則不輕用之，用之則不妄用。今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比其數以較出入，孰為輕用，孰為私予；孰為起支，孰為定例；孰為有餘，孰為不足。

《精會計》

財莫先於節，亦莫先為會。宋朝初，建版部則布左計、右計、總計等使之日，其後三司置使度支，居其一有使、有副、有判官、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欠等司，夫度支之設職，在諸曹一郎吏主之，足矣。前人特以建使，則其意可見歟。自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元祐主計者，必有會計成書，其戶口之籍，輿地之圖，調度之多寡，賦予之厚薄，其名、其色、其制、其數莫不備矣。自三司使之罷，理財既已無術。而渡江以來，典籍散漫。會計之事，一切委而不講，營營支撐僅紓目前，以至於今推原其弊，皆起於理之而無其說。

《今日費用》

紹興中，鄭湜劄子，宋朝混一之初，歲入緡錢一千六百餘萬，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其後月增歲貢，及熙豐間，言利之臣極力聚斂，然後歲入六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啻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倍於祖宗時多矣。神宗皇帝中都吏祿、兵廩所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元豐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宣和末，崇侈無度，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猶不過八十萬，比年安靖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多矣。徽宗宣和間，月支九十五萬。高宗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陳襄論神宗歲入，緡錢約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餘萬，乃是六分之兵占其五。

《財耗於兵官》

今日生財之道多矣，惟是節省不得其術。以今天下較財用於漢唐所入，十倍於漢，五倍於唐。唐人榷鹽劉晏時，每年得六百餘萬。李巽最多之年，比晏多一百八十萬。今准一年所入一千三百萬有奇，較之熙豐以後，所入再倍。今姑置勿論，紹興初年，所入已數倍矣。紹興初，養兵僅百萬，今中外纔四十萬。爾比來幣，直合於餉軍理，會左藏，支養兵居十之七。又未嘗養得兵說者，只云合汰老弱，去詭名、殊號，不知軍中不可無老練之人。弱有二說，病弱者則強壯者自不與為伍，幼弱者則他日復成強壯。至詭名未易，檢校劉樞密云，得一賢相自無許多般事，始末只合於餉事。上說外，則靳惜名器。如紹興初，使相未嘗除人節鉞，惟四大將。今使相二十餘人，節鉞數百，輩人月費數千緡，又宮親無撙節，安得不匱乏。

《今日財有陽耗陰耗》

建理財之議，而有取於生財者，今日之故說也。建理財之議，有取於節財者，亦今日之故說也。今生財之術，視前古為詳矣。穀則有租，絹則有庸，酒則有榷，茶鹽則有征，又有坊場之錢，樓店河渡之錢，前世所以取於民者，今盡行之矣。以此生財而財不豐，則生財之說，果不可用也。今節財之說，視前古為盡矣。力役不興，征伐不舉，好予匪頒，初無濫賞，而又惜士祿之圭角，停樞密院之犒，設上玉牒所之科次。前古所不知節者，今盡為之矣。以此節財而財不豐，則節財之說，果不可用也。今日天下不慮夫無財，慮夫所以陷沒之者，不可以數舉，而又以陰耗者眾。前日之事，今日之鑒也。高宗皇帝在紹興間，嘗以六事詢執政，而當時宰臣之職，謂宣和月支九十五萬。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則紹興之月費加多於宣和，一歲共用一千三百餘萬。又謂榷貨所入，東南鹽歲若千萬。

《宋朝內藏備非常之用》

宋朝置朝藏、奉宸等庫，其實欲蓄積以待非常之用。軍興賞賚則用之，水旱災傷賑濟則用之，三司財用乏則出以助之，諸路財用乏則出以助之。太祖始平僭亂，收其府庫別貯之；封樁庫，國用之餘悉入焉。嘗曰：俟滿五百萬緡，當問契丹贖燕。薊又曰：用二十疋絹，募一胡人，首用絹二百萬疋，北虜盡矣。太宗改名內藏，自淳化至景德用兵之費，皆取是焉。太宗初，寶內帑謂侍臣曰：河東敵境甚邇，吾必取之，不免擾民。今內帑所積，以備調發，蓋重擾也。其後皆如，詔卒不擾下。真宗謂王旦曰：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但外庭不知耳，仁宗明道二年，出內藏錢百萬賜三司。初三司以用度不足告於上，上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也。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以濟之。當時常出錢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哲宗時，嘗因冬大寒，出錢十萬緡，散與窮民。

《祖宗時利權不分》

祖宗時，戶部之職實為三司，其餘司則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修造河渠之屬，凡天下之事，權鎮之太平，貨財之入，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帳籍，量其費用，斂散及時，縱舍由己。而不為他司所牽制，內而諸司外而轉運，如心腹之運，手足如臂使指，苟官得其人，則財無不羨，此之謂利權不分。自三司之曹案為軍器監，而繕修械杖之具。戶部不得預曰：都作院屬於諸道。憲司曰：水部屬於冬官。曰：磨勘司屬於都部，而並屬於刑曹，鉤考檢校，戶部莫得而知之，權利於此分矣。故他司以辦事為功，而不顧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而不論事之當否。職守拘牽而費用無藝，國用安得不匱乎。

《內外財計不一》

今中都有戶部，有修內司，有內庫，有一庫之激賞，有國子之贍養，有諸軍之營運。惟軍資當合自治，餘皆屬戶部，可也。今他司財計所在，戶部不得其出入，及漏巵無當何所致詰耶。外司有轉運常平，有市舶，有坑冶，有總制，有經制，有帥司之激賞。有州有縣，而州縣又各有務。庫曹局惟激賞不當他屬，餘皆宜屬轉運可也。利合而富，利散而窘，理財之道，可一言而盡矣。

《祥符天禧出入之數》

國初以來，財用所入莫多於祥符、天禧之時所出，亦莫多於祥符、天禧之時，至道中榷酒稅錢一百二十萬貫，至天禧增至七百七十九萬貫，其他關市津渡等稅率增倍之。至道末鹽課錢七十二萬貫。天禧末至一百六十三萬貫，至道中歲鑄錢八十三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則財之所入多於國初矣。然國初三歲一郊費五百萬貫。景德以來，祀郊費七百餘萬，祀汾陰上寶璽不與焉。至道末，所出不過一千餘萬貫。天禧末，天下總收二千六百餘萬貫，總費錢二千七百一十萬貫，設者不預焉。

《今日總司之財》

古之掌財者二，今之掌財者三，內帑也，外帑也。此自古以來則然也。而中興之後，則於二者之外，而有總司之財焉。此不可不講也，中興以來，駐蹕吳會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列屯相望，費用不貲。其始糧餉職之主將，主將不自給也。主將取之總司，總司吝於供億也。然後請之朝，而總領之官出焉，然未以名官也。自收諸師之兵目，為御前分屯要害，而後總領之官置焉。號為外司農，其權重也。官分四總，領其職專也。兩淮之職，或分或合，四川之名，或仍或革，此特一時之置焉。爾其大意，則欲便於糧餉也。大抵國家用度多靡於兵。西蜀、湖廣江淮之賦類，總司其供京師者，惟仰閩浙而已。近年以來，嘗命官以攷總司之財矣。又嘗欲合總司之財，以歸戶部矣。合之則緩急無所備，不合則事權無所統，其說紛紛，至於今未定。愚切以為合之非也，不合亦非也。盍亦求中興之初，所以命官之意乎。方其初年，總領財賦本之戶部，兵職固在外也，而其權未始不歸於內也。權出於內，則可以制其虛盈，職分於外則可以備其緩急，斯不亦可行之法乎。

《四總所掌錢糧》

鎮江諸軍錢糧，淮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荊南江南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金州諸軍錢糧，四川總領掌之。

《紹興歲入之數》

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為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椿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算，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緡，而半歸內藏。

《嘉定歲入之數》

當今歲入之數，為緡錢三千五百餘萬，而歸於版曹者，蓋一千九百餘萬。歸於淮東之總所者二百六萬，歸於淮西總所者三百七十八萬，歸於湖廣者五百七萬，歸於四川者五百三十八萬。

《東南財賦》

東南財賦之淵藪，惟吳越最為殷富。夫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戰國、漢唐至於今用之，昔越王勾踐國於會稽，以地理考之，即今之浙江之東，及饒信是也。其為郡十地，至狹也。當是時，玉帛之貢於吳府，無虛日。外而吳之公卿、大夫皆有賂，內而越之士卒、百官皆有養，然未嘗有不給之虞，吳王濞國於全吳，以地理考之，即今江南二浙，及閩中是也。其為郡二十地雖廣也，而尋陽、興國、宜春、高安割而屬之長沙。當是時，吳之百姓無賦也。惟即豫章山以鑄銅，煮海水以為鹽，而吳之富擅天下。至於金錢之饒在處，而有不特取之吳，而未嘗有乏財之慮。

唐財賦皆仰給於東南其，他諸郡無有爰。至於唐代宗大曆之際，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天下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德宗建中之間，韓滉之節度浙江東西也，是時車駕在奉天滉，則獻綾羅四十擔。李晟駐軍於渭橋，滉則餉米百餘艘，乘輿反正於長安。滉則貢米百萬斛，非特此爾，而唐雖名為都長安，而大農之國計，實仰給於東南，其他諸郡無有也。憲宗即位之二年，李吉甫作《元和國計錄》備述元和之初，藩鎮瓜割，玉帛之不貢於王府者十五道，而歲租賦之所待辦者八道，實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鄂州，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是矣。當是時戶口之在版籍一百四十四萬，而兵之仰給於縣官者八十三萬。又且師旅四出誅，吳平潞划蜀殄，蔡收齊伐魏。其間廩給之費，不可一日闕，而初未嘗告乏，則是東南之地。善用之而財賦，未嘗不豐也。

祖宗之時，銀絹、繒絮、錢穀皆仰給於東南。仁宗皇帝慶曆三年，詔會國家之財賦，轉一歲之中而為定式。別其州縣之廩，給諸路之轉搬，與酌漕舟車之費，而東南金帛之成數入於王府者，皆可考也。江東錢之上京，以緡計者凡八十九萬，銀以兩計凡二十萬絹，以匹計凡五十萬。江西錢之上京，以緡計者凡三十四萬，銀以兩計凡十三萬絹，以匹計凡三十萬。湖南北錢之上京者二十七萬，銀二十二萬，絹一十三萬。兩浙東西錢之上京者七十四萬，銀四萬八千，絹七十二萬。福建銀之上京者二十萬八千，此其大凡而奇贏之數，不與焉。與夫遠而兩淮之運，而川廣所貢，歲不下百餘萬。諸道金繒、綿絮之饒，亦且數百萬，皆不可毛舉。是時，米之在東南諸郡者凡六百二十萬石，銅之鑄於饒池。江建者凡六十八萬緡，是則國家財賦之仰於東南者，未嘗不豐也。

《東南歲入》

今日所入倍於祖宗時，所費亦倍於祖宗時。自宋混一之初，所入緡錢不過一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言利之臣極力聚斂，然後歲入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過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信倍於祖宗時，多矣。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元豐之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宣和間，崇侈無度，然後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猶不滿八十萬，比年安靜無事，乃月支一百二十萬，非泛猶不與焉。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時多矣。

《淮浙財賦》

國用多而常患不足，蓋知生財取財，而未知節用。紹興之初，歲費一千三百二十萬，而一歲所入止以淮浙鹽息計之，已二千三百萬。以二千三百萬之息，而為一千三百二十萬之費，國用當充衍而有餘。況夫今之淮浙所入，不減於紹興之初，加以江湖、福建、二廣租賦，與夫其他名目甚眾。而儲峙匱竭，常患無一年之儲，何歟。豈非知生財聚財之源，而未知節財之道歟。

《江淮巴蜀財賦》

漢唐以江淮、巴蜀財賦給軍。宋以江淮、巴蜀之資供軍用，何不見其有餘。巴蜀、江淮自昔號為富饒。漢高東向爭天下，獨命蕭何留收巴蜀以給軍，是以巴蜀之資取天下也。唐肅宗駐兵彭源河洛以北，莽為盜區。第五琦所謂財賦之所出，江淮為淵，請以江淮租賦，命輕貨以給軍。故史臣謂張巡、許遠，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此以江淮之資乎天下也。今斂戍守邊，徒以江淮、巴蜀之資，為巴蜀、江淮之用，宜若沛然，未見其有餘，何哉。

《兩淮湖廣四川財賦》

版圖視古為減，而財賦視古為增。以今日事勢論之，合吳越楚蜀之地東西，掎角視昔版圖所有，殆不能半，而兩淮、湖廣、四川之賦，分隸於四總所，不屬於上供，而上供所入，特不過閩、浙數路。夫以閩浙數路之所出，而資東南七八十年，軍國之需無非殫竭，民力以贍經費。

《不應以財賦責守令》

今天下郡縣皆為計司理財之地，承流宣化字民之職，皆為計司理財之官，常賦辦矣。雖溪壑，其誅求不恤也，上供輸矣。雖鷹虎其苛劾，不責也。不然則息爭虞芮，無益督負之煩，遍野農桑，莫贖催科之拙，世無盧坦，孰肯違租賦以受罰。人非何易于孰，肯卻榷茶之請，以賈禍乎。夫財賦辦則陟陞矣，雖朘削生民，剝及肌體，無所攷也。期會失則貶黜矣，雖撫字心勞愛養備至，無所見也。建章奏，上分畫再三，其得罪而去者，非茶鹽酒稅之不登，則上供總司之不辦也。非戶部常額之過期，則轉運需求之不至也。詔下褒美增秩、賜金其躐等而進者，非額外聚斂之有餘，則經費衍用之俱足也。非坑冶鼓鑄之餘數，則必密進留州之兩盡也。財不辦則病官，財必辦則病民，今之試邑甚難也。以易于而短於督賦，君子謂之不智，以冉求而事於聚斂，君子謂之不仁。以淵明而忸於督郵，君子謂之不勇，戴星而入令佐之，相與語者非錢粟之說，無庸議也。抱文書而立者，鴈行以進非錢粟之計，無庸書也。箠楚列於庭下，叫號痛楚，流血被體，非錢粟之事，無庸急也。

《真西山文集》《講筵卷子》

《大學平天下章》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臣按古今生財之說，未有能外此四言者，而先儒呂大臨推明之，可謂確論矣。韓愈有云：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焉之家六，蓋古者四民，士、農、工、賈而已。後世益之以道釋，所謂為民者六也。農一而食者六，宜其贍足之難。然士主名教，工治器用，賈通貨財，非無事而食也。若釋與道則飽食安坐，以蠹吾民。而朝廷乃以鬻祠，牒為生財之資，不知釋道日增，則農民日減，財之所自出者，耗矣。猥曰：生財可乎。此謂生之者寡，而食之者眾也。農民日減而耕者少，則為之者不疾矣。而國家之用度，又未嘗量入以為出也。以江左一隅之力，而用度數倍於承平之時，夫安得不匱。口奏冗官、冗吏、冗兵之弊，〈云　　云〉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之事勢窮極甚矣。不變而通之，其可久乎然。變通之術，豈有他繆巧。夫亦曰：節用而已。爾用有節，則經常之費易足，經常之費足則祠牒之鬻可省，釋道少則農民多，生財之源無出於此，惟陛下亟圖之。

《續文獻通考》《論金國計》

按金太祖肇造減遼租稅，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事遠略。君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為先務。雖以世宗之賢，儲蓄之志，未嘗一日而忘章宗彌文蝟，興邊費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污池，數罟往往而然。蓋法之初，行惟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即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復舉行。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及其亡也，括粟攔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預借數年，或欲得鈔，則預賣下年差科。高琪為相，議至榷油進納濫官，則輒受空名，宣敕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勸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繼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斁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覆亡。元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使其初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用，何至百年之內，虛耗如此。與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和加遼操切之政故也。

《圖書編》《戶部財賦總數》

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于司府，或起運于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常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廚料、蠟茶、燈草、蒲杖、鹽斤，局稅門攤各有成數。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大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二十餘萬。大倉銀兩極費，而其詘者邊防為最，商鋪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給大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大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齎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備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各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本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為節省，年復一年，出浮于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

《理財時務》

財用之在天下，其生出有原，其制用有節，而其補捄有要。今天下銀課，自上供外，其領于度支之經費者，歲二百九十萬有奇耳。而諸邊兵餉殆且稱是竊，聞祖宗開立各邊，以陝西八府供延寧、甘肅，以山西三府供宣大，以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各以畿輔、河南諸郡麥銀益之，率歲入自足一歲之用。即如宣鎮歲九十萬兩，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亦略相孚，發帑金以代賦，乃捄急權宜，非經制也。今乃為額，且歲有加益矣。夫宣大增于辛丑、壬寅，薊鎮增于庚戌，蓋一時懲虜侵軼，故厚集廣募，冀一創抑之。今虜款雖不足恃，而土兵久練，計必服習，諸鎮之入，衛南兵之寄寓，不可議撤乎。諸召募修邊等費，不可議覈乎，而又推之各邊，籍民賦之。由耗考經制之當復，則費必大省矣。是議邊餉者，其一也。國初親王歲祿五萬石，數歲而裁為萬石，或千石，蓋不以親故殫民財。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法。又不以親，故妨其任也。今嫡長世及支庶遞降，而麗屬籍者萬五千餘，歲祿之數即竭，天下之賦不能贍也。誠宜斟酌變通，稍為限制。遞降之法，視親疏為等殺絕封之後，令為業以自資，而弛禁階什一。如齊民法則，祿必漸省，而法可經久。是議藩祿者，其一也。軍職世及報功也，聖祖垂永世，無窮之諭，而復嚴犯罪，謫配之律，蓋仁義並行之道也。今前澤不斬，而後勳復繼，故繫籍日繁，而制祿日廣，至錦衣之冗濫，則又其甚者也。夫箕裘不世，則豢養不足，以勸功干紀不懲，則詐諼益恃以無恐，誠宜禁其旁襲，而嚴其比。試諸不中式，與試不如期者，奪其祿，編為士伍，無少貸。有犯法者，案劾謫遣之如律。諸冗濫非功次者，檢籍而褫革焉。武胃其少清乎，是議軍職者，其一也。他如職以事列，則內外剩員之無關事守者，可汰也。廩以稱事，則匠藝力勇之，詭名篡籍者，可革也。費必有經，則不時之宣索，無名之賞賚，可停也。斷而行之于財，計其少補乎。夫是數者，皆節約之說也。若生出之原，則賦法備矣。即孔桑持籌，亦何以加者無已，則愚謂屯政之當修也，鹽法之當復也。夫國家實邊之策，斯二者實賴為議者，蓋屢及矣。而卒泥不行者，患在行之不果，而撓于沮事之議也。往諸邊武備廢弛，虜騎充斥，耕稼之地，灌莽彌望，今北虜業已納款，而環慶以西，亦稍革。面塞上之腴，可墾必多，誠宜以時相度利，便為封畛堡砦使，足居守募軍，民耕墾其中，期以三年方徵之稅，仍薄其額，則願耕者必眾矣。其內地之侵于官豪者，量時久近，以漸清之要。在當事者，虛心任怨，勿縱勿憂，事必有濟也。或乃謂計其羨，僅足以供軍，豈未計養軍之重費邪。鹽政一壞于輸粟之易，銀再壞于餘鹽之權制，故商人不樂趨塞，而競逐餘鹽之制。坐是飛輓利失，而諸邊愈窘。一有災警，帑金雖出乃至無從得粟。始懲穀賤之利，商不計穀貴之弊，反移之國也。屯田既復芻粟，且易得宜處給工本，盡收餘鹽，而并正課悉開之邊，仍輕估以召之，約非由報中者，則無從得引，而私販轄害等弊，則屬其禁勿使犯。商人必趨塞下矣，商通則塞地益墾，邊庾可滿，而帑金可以漸革減也。或乃計開中之入，無當于原估其始者，易銀之淺見邪。愚又謂河以北，水利稼政宜修也。夫京輔諸郡，古燕趙用以內支諸雄，外禦胡貉者，唐之三鎮，亦以其力抗天下，未聞借資于他境也。今瀕海千里，萑葦極目而瀛深。諸郊一遇霖潦，溟渤為區，豈地利之不如古邪。誠宜倣元人疏渾灤障滹沱，遺跡于濱河之地，或築隄灑渠，或瀦為陂澤，或去其壅塞，使水有所歸，則不為患矣。而又修虞集之議于京，東瀕海地，用南人水耕法，募民田之。亦以三年起輕科，仍禁貴戚，毋請奪諸他郡濱水者，悉準是，則地利必興畿輔殷阜，亦可漸減漕粟，以紓東南之困，此永世利也。他如長淮以壯河濟，左右諸封域類多無棄，倘營田之使，悉心講畫，勤行勞徠，而以闢土勸農計，其吏治于財計，亦豈無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