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7a0029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樂律典

　第十六卷目錄

　樂律總部彙考十六

　　宋二〈仁宗天聖四則　明道二則　景祐四則　康定一則　慶曆一則　皇祐四則　至和一則　嘉祐三則〉

樂律典第十六卷

樂律總部彙考十六

宋二

仁宗天聖二年，禫除，初用樂。

按《宋史·仁宗本紀》：天聖二年八月丙辰朔，宴崇德殿，初用樂之半。　按《禮志》：仁宗天聖二年，既禫除，百官五表請聽樂，而秋燕用樂之半。詔輔臣曰：昨日宴宮中，朕數四上勉皇太后聽樂。王欽若以聞太后，太后曰：自先帝棄天下，吾終身不聽樂。皇帝再三為請，其可重違乎。

天聖五年，以孫奭言正郊廟之舞，後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

按《宋史·仁宗本紀》：五年十一月辛亥，朝饗景靈宮。壬子，饗太廟。癸丑，祀天地於圜丘。　按《樂志》：五年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于是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豋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豋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是時，仁宗始大朝會，群臣上壽，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　又仁宗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天聖中，帝嘗問輔臣以古今樂之異同，王曾對曰：古樂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然，徒娛人耳目而蕩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亡者，莫不繇此。帝曰：朕於聲技固未嘗留意，內外宴遊皆勉強耳。張知白曰：陛下盛德，外人豈知之，願備書時政記。世號太常為雅樂，而未施於宴享，豈以正聲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則不待知音而後能也。今太常樂縣鐘、磬、塤、箎、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類皆倣古，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樂而觀者厭焉，古樂豈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而太常仍與教坊殊絕，何哉。昔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柷敔也，貫之為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宮軒為正聲，而概謂夷部、鹵部為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盂；簟席以為安，後世更以榻案。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榻案，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

按《會要》：天聖四年，撰《元日》、《御殿》、《樂章》三曲。五年正月，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

按《玉海》：天聖五年十月壬午，判太常禮院孫奭言：郊廟用樂，未應古制。皇帝酌獻不作文舞，亞獻不作武舞，但奏登歌之曲，蓋有司失講。求詔兩制及禮官詳定。乙未，翰林承旨劉子儀言：奉詔詳定孫奭所言郊廟樂舞之制，國初咸平以前，舊儀僖祖室奠爵，大善之舞作。以次奏本室之舞。今請宮架奏逐室曲，作文舞。舊儀，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近制引亞獻，始進武舞，今請如舊儀，郊祀之舞迎神，奏文。其亞獻、三獻，武舞，請如正禮及舊儀。昭應、景靈宮如郊祀之儀，降神至出廟門，宮架樂作，升降殿壇，至徹豆饌，登歌，樂作。從之。

天聖八年，召群臣觀瑞穀作觀稼樂。

按《宋史·仁宗本紀》：八年八月丁亥，詔近臣宗室觀瑞穀於元真殿，遂宴蕊珠殿。

按《玉海》：八年八月六日，召輔臣兩制以上、宗室、駙馬都尉，元真殿觀瑞穀，賜宴於蕊珠殿。宰臣以下賦詩，教坊作觀稼樂。酒九行，罷。

天聖九年四月乙巳，閱大樂。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按《玉海》：九年四月，上御承明殿，閱大樂，賜樂工錢帛有差。先是，太常寺以景德中躬案大樂，其後頗多增製，故請臨觀焉。

明道元年，作《玉芝》、《壽星》、《奇木連理》之曲，《厚德無疆》、《四海會同》之舞。

按《宋史·仁宗本紀》：明道元年十一月己卯，冬至，率百官賀皇太后於文德殿，御大安殿受朝。　按《樂志》：明道初，章獻皇太后御前殿，見群臣，作《玉芝》、《壽星》、《奇木連理》之曲，《厚德無疆》、《四海會同》之舞。

按《玉海》：天聖九年四月丁酉，詔太常寺皇太后御殿樂章，升坐曰聖安之曲。公卿入門及酒行，曰禮安。上壽曰福安之曲。初舉酒，曰玉芝之曲，作厚德無疆之舞。兩舉酒，曰壽星之曲，作四海會同之舞。三舉酒，曰奇木連理之曲。初命翰林學士孫奭撰曲名，資政殿學士晏殊撰樂章。至是用之。

明道　年，耕籍田。祀南郊、享太廟，皆親製樂章。按《宋史·仁宗本紀》：二年二月丁未，祀先農於東郊，躬耕籍田。　按《樂志》：明道初，章獻皇太后御前殿，見群臣，作《玉芝》、《壽星》、《奇木連理》之曲。明年，太后躬謝宗廟，帝耕籍田、享先農，率有樂歌。其後親祀南郊、享太廟、奉慈廟、大享明堂、祫享，帝皆親製降神、送神、奠幣、瓚祼、酌獻樂章，餘詔諸臣為之。至於常祀、郊廟、社稷諸祠，亦多親製。

景祐元年，作郊廟樂曲，并詔直史館宋祁等考按律準。

按《宋史·仁宗本紀》：景祐元年冬十月乙亥，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曲。十一月癸丑，作《大安》之曲以饗聖祖。　按《樂志》：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太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豫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

景祐二年，御延福宮觀大樂。并詔馮元等討論樂理，為一代之典。

按《宋史·仁宗本紀》：二年二月戊午，御延福宮觀大樂。四月庚午，詔天下有知樂者，所在薦聞。八月甲寅，宴紫宸殿，初用樂。九月壬寅，按新樂。　按《樂志》：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上言：太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明年二月，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朴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刱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亙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群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為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同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為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獻享。奏可。照乃鑄銅為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元等駮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瑟，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為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鐘舊飾旋蟲，改為龍。乃遣使採泗濱浮石十餘段以為縣磬。先是，宋祁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鞀，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元等詳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祕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為樂節，而雷鞀、靈鞀、路鞀闕而未製。今既修正雅樂，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創為三鞀，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時有上言，以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所制，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鞀以先引。凡圜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椎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載擊以為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於西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鍾，亥之位也；中鼓黃鐘，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鐘，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賓蕤賓，午之位也；左鞞林鐘，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後照等復以殿庭備奏，四隅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製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鎛鐘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鎛鐘，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鐘、太簇、蕤賓也；六曲者，調別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之中，鎛鐘為難和，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鎛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黃鐘、太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為節，便於合樂，仍得併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焉。隋制，內宮縣二十虡，以大磬代鎛鐘而去建鼓。唐武后稱制，改用鐘，因而莫革。及是，乃詔訪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鎛鐘，本施內宮，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東禪梁甫，西瘞汾陰，並仍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用，吉禮則中宮之縣，祀禮則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奉慈廟、后廟，皆應陳設。宮縣則三十六虡，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擊之法，謂宜同於鎛鐘。比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為樂之節也。詔可。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但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輩作而無終始之別。且鞀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搖而亂以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為八列，別使工人執旌最前，鞀、鐸以發之，錞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鞀、鐸、錞、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協舞儀，請如祁所論。其冬，帝躬款奉慈廟，樂縣罷建鼓，始以磬代鎛鐘。禮官又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干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為說，故章皇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宮之縣既用鎛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鐘石之樂，尤為失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鎛鐘，取陰教尚柔，以靜為體。今樂去大鐘而舞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大樂壎，舊以漆飾，敕令黃其色，以本土音。或奏言：柷舊以方畫朮為之，外圖以時卉則可，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挏之。鄭康成以為設椎其中撞之。今當刱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為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為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為騶虞；北方圖以黑，隱而為靈龜；中央圖以黃，隱而為神螾。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說。從之。又詔以新製雙鳳管付太樂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照因自造葦籥、清管、簫管、清笛、大笙、大竽、宮琴、宮瑟、大阮、大嵇，凡十一種，永備雅樂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下大樂用之。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弦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弦；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皆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十弦、九弦琴，皆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帝乃親製樂曲，以夾鐘之宮、黃鐘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靈宮，罷舊《真安》之曲。以黃鐘之宮、大呂之角、太簇之徵、應鐘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景安》、《興安》惟乘輿親行則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鐘之徵、黃鐘之宮、太簇之角、南呂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獻五帝。以林鐘之宮、太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呂之羽作《寧安》之曲，以祭地及大社、大稷，罷舊《靖安》之曲。於時制詔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侑，乃以黃鐘之宮作《廣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酌獻。又詔，躬謁奉慈廟章獻皇后之室，作《達安》之曲以奠瓚、《厚安》以酌獻；章懿皇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瓚、《衍安》以酌獻。皇帝入出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圜丘，太祖配，以黃鐘之宮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酌，以太簇之宮作《皇安》以奠幣、《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祖配，作《仁安》以奠幣、《紹安》以酌獻；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呂之宮作《獻安》以奠幣、《感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賓之宮作《恭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季秋大饗明堂，真宗配，以無射之宮作《誠安》以奠幣、《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應鐘之宮作《化安》以奠幣、《韶安》以酌獻。又造《沖安》之曲，以七均之為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沖安》之曲獨未施行。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於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群祀。又為《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樂；第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用律及陰陽數配；第五，十二管長短；第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鞮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以授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群臣焉。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負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摶埴之工十六，設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縣。至於鼓吹及十二案，悉修飾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鎔金鑢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是月，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豫觀焉。自董監而下至工徒凡七百餘人，進秩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及諸臣樂章用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為樂器之飾。臣愚，竊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為不可。御史曹修睦亦為言。帝既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按《燕肅傳》：肅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復知審刑。肅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乃詔與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即划滌考擊，合以律準，試於後苑，聲皆協。　按《劉夔傳》：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進士中第，補廣德軍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製大樂鐘磬，夔以為：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請一切罷之。帝善其言。　按《聶冠卿傳》：冠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初，翰林侍講學士馮元修大樂，命冠卿檢閱事蹟。又預撰《景祐廣樂記》。　按《劉敞傳》：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為袁盎笑也。　按《宋庠傳》：庠弟祁，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祁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鐘磬，祁皆典之。預修《廣樂記》，又撰《大樂圖》二卷。

按《文獻通考》：景祐中，直舍人院劉敞，請皇帝親製迎送神樂章。表：臣聞唯孝能饗，唯聖能作。何則升降之節，俎豆之事，祝史所兼預者，非孝之首也。金石之奏，羽籥之容，工師所勉及者，非樂之本也。故卿雲之歌，待虞舜而後著。清廟之什，必姬旦而後顯。誠以奮至德之光，敘敕天之命。非群下淺識所可及也。伏見陛下，發明詔躬孝思，將以孟冬、穀旦，大祫大室，此實曠古之上儀，奉先之懿典。焜燿千載，燕翼萬世。誠宜祓飾厥文，揮綽厥聲。使幽部震響，蒙昏聳觀。今容官肄儀，御瞽展器，有司之事，略皆備矣。至於樂有迎神、送神之章，所以合乎六律，播乎八風。詔告天地之間，揄揚肹蠁之際。上當對越先烈，以稱長發之祥。下可垂之永年，以襲舊六之業。茲體甚大，難以屬人。伏惟尊號陛下，性與道合，藝由天縱。制作軼河洛，聲身中律度，誠少留睿思，裁成能事。日月光華，金玉英潤，於以妥安神靈，萬福來集，發揚耳目，庶尹允諧。則度越周漢，浸尋姚姒。豈紫芝赤鴈，浮夸淺近之比哉。

景祐三年，馮元等上景祐廣樂記，詔群臣集議之。按《宋史·仁宗本紀》：三年二月丙辰，命官較太常鍾律。三月乙未，觀新定鍾律。　按《樂志》：三年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睹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為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惟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合鄧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疏舛，不可依用。　按《律曆志》：道體為一，天地之元，萬物之祖也。散而為氣，則有陰有陽；動而為數，則有奇有偶；凝而為形，則有剛有柔；發而為聲，則有清有濁，其著見而為器，則有律、有呂。凡禮樂、刑法、權衡、度量皆出於是。自周衰樂壞，而律呂候氣之法不傳。西漢劉歆、揚雄之徒，僅存其說。京房作準以代律，分六十聲，始於南事，終於去滅。然聲細而難分，世不能用。歷晉及隋、唐，律法微隱。《宋史》止載律呂大數，不獲其詳。今掇仁宗論律及諸儒言鐘律者記於篇，以補續舊學之闕。仁宗著《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述七宗二變乃管分陰陽、剖析清濁，歸之於本律。次及間聲，合古今之樂，參之以六壬遁甲。其一、釋十二均，曰：黃鐘之宮為子、為神后、為土、為雞緩、為正宮調，太簇商為寅、為功曹、為金、為般頡、為大石調，姑洗角為辰、為天剛、為木、為嗢沒斯、為小石角，林鐘徵為未、為小吉、為火、為雲漢、為黃鐘徵，南呂羽為酉，為從魁、為水、為滴、為般涉調，應鐘變宮為亥、為登明、為日、為密、為中管黃鐘宮，蕤賓變徵為午、為勝先、為月、為莫、為應鐘徵。大呂之宮為大吉、為高宮，夾鐘商為大衝、為高大石，仲呂角為太一、為中管小石調，夷則徵為傳送、為大呂徵，無射羽為河魁、為高般涉，黃鐘變宮為正宮調，林鐘變徵為黃鐘徵。太簇之宮為中管高宮，姑洗商為高大石，蕤賓角為歇指角，南呂徵為太簇徵，應鐘羽為中管高般涉，大呂變宮為高宮，夷則變徵為大呂徵。夾鐘之宮為中呂宮，仲呂商為雙調，林鐘角在今樂亦為林鐘角，無射徵為夾鐘徵，黃鐘羽為中呂調，太簇變宮為中管高宮，南呂變徵為太簇徵。姑洗之宮為中管中呂宮，蕤賓商為中管商調，夷則角為中管林鐘角，應鐘徵為姑洗徵，大呂羽為中管中呂調，夾鐘變宮為中呂宮，無射變徵為夾鐘徵。仲呂之宮為道調宮，林鐘商為小石調，南呂角為越調，黃鐘徵為中呂徵，太簇羽為平調，姑洗變宮為中管中呂宮，應鐘變徵為姑洗徵。蕤賓之宮為中管道調宮，夷則商為中管小石調，無射角為中管越調，大呂徵為蕤賓徵，夾鐘羽為中管平調，中呂變宮為道調宮，黃鐘變徵為仲呂徵，林鐘之宮為南呂宮，南呂商為歇指調，應鐘角為大石調，太簇徵為林鐘徵，姑洗羽為高平調，蕤賓變宮為中管道調宮，大呂變徵為蕤賓徵。夷則之宮為仙呂，無射商為林鐘商，黃鐘角為高大石調，夾鐘徵為夷則徵，仲呂羽為仙呂調，林鐘變宮為南呂宮，太簇變徵為林鐘徵。南呂之宮為中管仙呂宮，應鐘商為中管林鐘商，大呂角為中管高大石角，姑洗徵為南呂徵，蕤賓羽為中管仙呂調，夷則變宮為仙呂宮，夾鐘變徵為夷則徵。無射之宮為黃鐘宮，黃鐘商為越調，太簇角為變角，仲呂徵為無射徵，林鐘羽為黃鐘羽，南呂變宮為中管仙呂宮，姑洗變徵為南呂徵。應鐘之宮為中管黃鐘宮，大呂商為中管越調，夾鐘角為中管雙角，蕤賓徵為應鐘徵，夷則羽為中管黃鐘羽，無射變宮為黃鐘宮，仲呂變徵為無射徵。一、明所主事，調五聲為五行、五事、四時、五帝、五神、五嶽、五味、五色，為生數一二三四五、成數六七八九十，為五藏、五官及五星。三、辯音聲，曰：宮聲沈厚麤大而下，為君，聲調則國安，亂則荒而危。合口通音謂之宮，其聲雄洪，屬平聲，西域言婆陁力。商聲勁凝明達，上而下歸於中，為臣，聲調則刑法不作，威令行，亂則其宮壞。開口吐聲謂之商，音將將、倉倉然，西域言稽識。稽識，猶長聲也。角聲長而通徹，中平而正，為民，聲調則四民安，亂則人怨。聲出齒間謂之角，喔喔、確確然，西域言沙識，猶質直聲也。徵聲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於中，為事，聲調則百事理，亂則事隳。齒合而脣啟謂之徵，倚倚、嚱嚱然，西域言沙臘。沙臘，和也。羽聲喓喓而遠徹，細小而高，為物，聲調則倉廩實、庶物備，亂則匱竭。齒開脣聚謂之羽，詡、雨、酗、芋然。西域言般贍。變宮，西域言侯利箑，猶言觓律聲也。變徵聲，西域言沙侯加濫，猶應聲也。其四、明律呂相生，祭天地宗廟，配律陽之數，曰：太空，育五太：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也。分為七政，陽數七，所以齊律呂、均節度，不可加減也。以育六甲，六甲，天之使，行風雹，筴鬼神。為歲日時有善惡，故為九宮。九者，陽數變化之道也。為四正卦、五行、十幹，陰陽錯綜，律呂相葉，命宮而商者應，修下而高者降，下生隔八，上生隔六，皆圖於左。其五、著十二管短長。其六、出度量衡，辯古今尺龠。律呂真聲，本陰陽之氣，可以感格天地，在於符合尺寸短長，宜因聲以定之。因聲定律，則庶幾為得；以尺定聲，則乖隔甚矣。初，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時，鄧保信、阮逸、胡瑗等奏造鐘律，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右司諫高若訥、韓琦，取保信、逸、瑗等鐘律詳考得失。度等上議曰：保信所製尺，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而成尺。律管一，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空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長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闊，推以筭法，類皆差舛，不合周、漢量法。逸、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製黃鐘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製，又復不同。至於律管、龠、合升、斗、觓、豆、區、鬴亦率類是。蓋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磬。謹詳古今之製，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權量累黍參校，故歷代黃鐘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鐘。今欲數器之制參互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為分，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御，有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度等詳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尺，度等言：尺度之興尚矣，《周官》璧羡以起度。《禮記》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粟為一寸，《孫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考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為義，歷世祖襲，著之定法。然歲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以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物之生，理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雜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勗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為晉之前尺。勗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勗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置銅斛。世之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兩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股長八分，間廣二分，圍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較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可知矣。況經籍制度皆起周世，以劉歆術業之博，祖沖之筭數之妙，荀勗揆較之詳密，校之既合周尺，則最為可法。兼詳隋牛弘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宋尺同，以調中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影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今以貨布、錯刀、貨泉、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間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影表尺與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影表舊尺，俟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影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其制彌長，出古遠甚，又逸進《周禮度量法議》，欲且鑄嘉量，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疏舛，不可依用。謹考舊文，再造影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詔度等以錢尺、影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并太常新舊鐘磬，考定音之高下以聞。度等言：前承詔考太常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漢志》古錢分寸參校影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謂宜準影表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驗音高下，非素所習，乞別詔曉音者總領校定。詔乃罷之。而若訥卒用漢貨泉度尺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一、周尺，與《漢志》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中銅尺、晉前尺同；二、晉田父玉尺，與梁法尺同，比晉前尺為一尺七釐；三、梁表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四、漢官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三分七毫；五、魏尺，杜夔之所用也，比晉前尺為一尺四分七釐；六、晉後尺，晉江東用之，比晉前尺為一尺六分二釐；七、魏前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一寸七釐；八、中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九、後尺，同隋開皇尺、周氏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十、東魏後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三寸八毫；十一、蔡邕銅龠尺，同後周玉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十二、宋氏尺，與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同。比晉前尺為一尺六分四釐；十三、太府寺鐵尺，制大樂所裁造尺也；十四、雜尺，劉曜渾儀土圭尺也，比晉前尺為一尺五分；十五、梁朝俗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七分一釐。太常所掌，又有後周王朴律準尺，比晉前尺長二分一釐，比梁表尺短一釐；有司天監影表尺，比晉前尺長六分三釐，同晉後尺；有中黍尺，亦制樂所新造也。其後宋祁、田況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祁上其《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乃為言曰：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鐘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是。蓋累黍為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鐘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群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眾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鐘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為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旋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為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毋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為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為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瑗、逸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祕書省校書郎，遣之。鎮為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真，累黍為之也。累黍為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為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差。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黃鐘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於算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體本圓。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比古大矣。故圍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者也，皆起於律也。以一黍而起於尺，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長七十六分二釐之起於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課，其不同較然可見，何所疑哉。若以謂工作既久而復改為，則淹引歲月，計費益廣，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為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樂無姑洗、夾鐘、太簇等數律，就令其律與其說相應，鐘磬每編才易數三，因舊而新，敏而為之，則旬月功可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四年，鎮又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宗祖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二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為酒者，謂之秬鬯。守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秬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米。設有真黍，以為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二釐八毫，是為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為方分，古者以竹圍為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鐘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鐘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鐘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鐘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為尺，又不起於黃鐘，此尺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者，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為尺，則八寸、十寸俱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為鬴之方，十寸尺為鬴之深，而容六斗二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積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審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羃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筭法，圓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黃鐘；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鐘。翮、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為非是，八也。又按：鳧氏為鐘：大鐘十分，具鼓間之，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具鉦間之，以其二為之厚。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鐘為率，此鐘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亦以黃鐘為變，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可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況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與方尺六寸二分孰是。筭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今尺律本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大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方今定雅樂以求廢墜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為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竢真黍至，然後為樂，則必至當而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鎮說自謂得古法，後司馬光數與之論難，以為弗合。世鮮鐘律之學，卒莫辯其是非焉。　按《徐復傳》：復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遊學江、淮間數年，益通天文、地理、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仁宗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景祐五年，以右司諫韓琦言，悉用太常舊樂。李照所上，勿復施用。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樂志》：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睹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眾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𩊠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康定元年，阮逸上《鐘律制議》并圖三卷。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樂志》云云。

慶曆五年，命再修廣樂記。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慶曆五年十一月，宋祁言：先與馮元等同修樂書，照改作鐘磬。尋以不協，而廢樂書。一廟大典，宜刪去，照樂事一節，增未備事蹟。辛丑，命翰學張方平、侍讀學士宋祁，再修《廣樂記》。

皇祐二年，明堂禮儀使請明堂隨月用律。詔出明堂樂曲及舞名，並肄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上言：阮逸所上聲譜，不可用。詔兩制太常集議。

按《宋史·仁宗本紀》：皇祐二年六月己未，出新製明堂樂八曲。丁卯，以自製黃鐘五音五曲，並肄於太常。九月丁亥，閱雅樂。己酉，朝饗景靈宮。庚戌，饗太廟。辛亥，大饗天地於明堂。十一月丁卯，詔中書門下省、兩制及太常官詳定大樂。　按《樂志》：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憇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庚戌，詔：御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六月，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鐘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於太常。是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為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虡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三十一為一虡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為一虡者，以均清、正為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虡，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敘。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為宮，則黃鐘為角；南呂為宮，則大呂為角；無射為宮，則黃鐘為商、太簇為角；應鐘為宮，則大呂為商、夾鐘為角。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鐘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刱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七月，御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鐘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為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為角，獻青帝；仲呂為徵，獻赤帝；林鐘為宮，獻黃帝；夷則為商，獻白帝；應鐘為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九月，帝服靴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遍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群臣。又出新製頌塤、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詔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帝既閱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事於明堂，然世鮮知音，其令太常並加講求。時言者以為鎛鐘、特磬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檢詳典禮，別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曉音，詔同定鐘磬制度。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襲沿，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啟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又按《志》：皇祐中大饗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奏嚴於外，恐失靖恭之意。詔禮官議之，咸言：警場本古之鼛鼓，所謂夜戒守鼓者也。王者師行、吉行皆用之。今乘輿宿齋，本緣祀事，則警場亦因以警眾，非徒取觀聽之盛，恐不可廢。若以奏嚴之音去明堂近，則請列於宣德門百步之外，俟行禮時，罷奏一嚴，亦足以稱虔恭之意。帝曰：既不可廢，則祀前一夕邇於接神，宜罷之。　按《高若訥傳》：若訥彊學善記，明曆學。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爭論連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　按《胡瑗傳》：瑗以經術教授吳中。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阮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閣，遂典作樂事。

皇祐三年正月，詔採磬石，令諸路有藏古尺律者上之。又詔兩制及禮官參定樂名。冬十二月，召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

按《宋史·仁宗本紀》：三年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上大樂，名曰《大安》。　按《樂志》：三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多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七月，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玆，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　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祗覽所議，熟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沖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蹟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鎛鐘十二：黃鐘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一寸二分，深一寸一釐，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欒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鐘、大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傅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鐘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鍾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三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股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

按《玉海》：皇祐三年三月甲午，詔令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定國朝大樂名。先是，二月二十一，詔曰：朕聞至樂之大，統和天人，奮雷先聞，萬物蠢若。聖人觀象於豫，以崇薦配。百代之興，咸有制作。眇觀載籍，旁採緯諜，詠功象德，率著號崇。顓嚳題根英之文，陶虞紀明紹之美。三王殊憲，稱謂炳焉。降及後世，鮮克遵尚。唯東漢命以大予，開元自云唐樂。雖摭古未遠，而雅於言道。希風咸夏，朕所慕焉。故前詔執事，訪圖博議，將以立度出均，考音正律，權衡審量，修器協舞，以定本朝之述作，用章祖考之謨烈。夫名生於義，義出乎實，名正言順，然後事成而禮樂興焉。庶幾光輝，永𢌿來裔。其令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議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稱朕意焉。

皇祐四年，房庶上律呂旋相圖。

按《宋史·仁宗本紀》：四年十二月壬辰，觀新樂。

按《玉海》：四年二月庚寅，益州進士試校書郎房庶，上律呂旋相圖。而胡瑗、阮逸制樂，已有定議，止以圖送詳定所。

皇祐五年夏四月，詔群臣議大樂。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觀新樂。

按《宋史·仁宗本紀》：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六月乙亥，御紫宸殿，按《大安樂》，觀宗廟祭器。九月乙酉，觀新樂。　按《樂志》：五年四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是月，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為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正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為宮，即黃鐘、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彊之象。今參酌其鎛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上，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率，與古為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義。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預觀焉，賜詳定官器幣有差。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為大理寺正，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滎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為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按《李兌傳》：兌為殿中侍御史。太常新樂成，王拱辰以為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律，與古異，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詔近臣集議，久而不決。兌言：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詎容輕議。願參新舊，但取諧和近雅者，合而用之。　按《胡宿傳》：宿兼通五行災異之學。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皆如其言。　按《王洙傳》：洙除史館修撰，遷知制誥。詔諸儒定雅樂，久未決。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皇祐五年，有事於南郊，勸上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之，卒不復用。

按《玉海》：仁宗嘗曰：鐘磬之音，未合古法。其集兩制太常與知音者，攷定其當。既而議者，各矜所習，久而不決。上乃命各為鐘律以獻。又新作晉鼓、三牲鼎、鸞刀，以補禮器之缺。御崇政殿，召輔臣、諫官、宗室、御史、省府推判臨視之。時皇祐五年九月十九日乙酉也。按《文獻通考》：四年，知制誥王洙等獻新樂。議者以為鐘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近臣詳定。仍命參政劉沆、梁適監議，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作鐘律以獻。五年九月，親臨視之。遷胡瑗、阮逸等官，而議者謂黃鐘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至隋用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以尺生律也。其後詔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八月，詔南郊，始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

至和元年，御製太廟樂章，肄於太常。

按《宋史·仁宗本紀》：至和元年十一月甲子，出太廟禘祫、時饗及溫成皇后樂章，肄於太常。　按《樂志》：元年，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豈特樂所召哉。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無射鐘又長角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

嘉祐元年，御製恭謝樂章，詔用舊樂。

按《宋史·仁宗本紀》：嘉祐元年八月甲子，出恭謝樂章，肄於太常。九月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　按《樂志》：元年，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羲叟之言為驗。八月，御製恭謝樂章。是月，詔恭謝用舊樂。　又按《志》：元年，鈞容直係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三十四人，詔以為額，闕即補之。七年，詔隸班及二十四年、年五十以上者，聽補軍職，隸軍頭司。其樂舊奏十六調，凡三十六大曲，鼓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眾。嘉祐二年，監領內侍言，鈞容直與教坊樂並奏，聲不諧。詔罷鈞容舊十六調，取教坊十七調肄習之，雖間有損益，然其大曲、曲破并急、慢諸曲，與教坊頗同矣。

按《玉海》：嘉祐元年，范鎮言：自用新樂以來，眾異並至。乞且用舊樂，以俟異時制作。丁丑，詔太常恭謝用舊樂。

嘉祐四年，御製祫享樂舞名。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樂志》：四年九月，御製祫享樂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俎、徹豆奏《充安》，飲福奏《僖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

嘉祐七年，御製明堂迎神樂章，又以禮官議堂上，始置柷敔大祠，與國忌同日，皆不去樂。

按《宋史·仁宗本紀》：七年八月乙亥朔，出明堂樂章，肄於太常。九月己酉，朝饗景靈宮。庚戌，饗太廟。辛亥，太饗明堂。　按《樂志》：七年八月，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肄於太常。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于《韶》，《書》曰戞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鞀，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又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地、神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為：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