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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良詩話 史雙元編纂

戴良（一三一七——一三八三），字叔能，號九靈山人，又號雲林，浦江（今屬浙江）人。至正二十一年（一三六一），以薦授淮南行省儒學提舉。後避地吳中，投依張士誠；因不足與謀，携家至山東登州，後僑居昌樂。元亡，變姓名隱居四明山中。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明太祖召入京師，欲授之官，良以老病固辭。太祖怒，遂自盡。良早年曾學詩於余闕，學文于柳貫、黄溍、吳萊，博通經史百家。元亡後以遣民自居，詩多感念元室之作，詩骨磊落高潔。有《九靈山房集》三十卷，《九靈山房遺稿》四卷。本書輯録其詩話五則。

一 古者師出必吹律以占之，而漢之《鼓吹》、《鐃歌》亦軍中之樂也。後世音樂廢缺，迺獨歌以詩，而樂府諸作，見於軍旅者爲多，然爲古今之所共推者，王粲《從軍》五詩是已。粲仕魏爲侍中，時從魏公討張魯，魯降，遂作詩紀其事。先生之詩，蓋倣粲而作，而其爲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縱横開合，動蕩變化，而洒然之音，悠然之思，可喜可駭，可悲可歎，三讀之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噫，此固有得於古樂之遺音非耶。然樂之道至矣，聽之者不過得於心而會於意，至其感人之妙，蓋不可得而言也。余於先生之詩，亦惟心得意會，而莫能言其妙者焉。嗚呼，安得吳季者，而與言先生之詩哉。（《九靈山房集》卷七《准南紀行詩後序》）

二 古者學成而用，故其志在乎行事而已，然方未用時，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之發，寓諸吟咏之間焉。及其既用也，而前日之吟咏，乃皆今日行事之所資，則所以發諸性情以明吾志之有在者，夫豈見之空言而已哉。□此登高賦詩，所以觀乎大夫之能否者，其所由來遠矣。後世學不師古，而詩之與事，判爲二途，於是處逸樂者，則流連光景，以自放于花竹之間而不知返，不幸有飢寒迫之，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至，則嗟窮道屈、感憤呼號，莫有紀極於其中。然於時政無所繫，于治道無所補，則徒見諸空言而已耳。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然余求之於時，而未之見焉。及來吳中，張君思廉出其所爲詩一編以示，觀其《咏史》諸作，上下千百年間，理亂之故，得失之由，皆粲然可見，而陳義之大，論事之遠，抑揚開闔，反覆頓挫，無非爲名教計。至於「樂府」、「歌行」等篇，則又逸於思而豪於才者。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于此，而此數體者，尤足以肆其馳騁云耳。嗚呼，若思廉者，蓋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也哉。余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自《三百篇》而下，則杜子美其人也。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其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今思廉之詩語，其音節步驟，固以兼取二李諸人之所長，而不盡出於子美。若夫時政之有繫，治道之有補，則其得之子美者深矣。思廉之齒少于余，而余學詩乃在其後。當其始學時，嘗聞諸故老曰：「詩之道，行事其根也，政治其幹也，學其培也。」余以是求之二十年，而未得其要歸，及觀思廉之作，然後悟向者之所聞爲足取，而思廉之惠我至矣。余與思廉，又安敢以年齒之已長而自棄乎。因書此于卷首，使觀思廉之詩者，或取于斯言，而有所感發也夫。（同上《玉笥集序》）

三 孝敬而成人倫厚，人倫厚而教化美風俗移，《詩》之爲教然也。（同上卷十三《夏孝子詩序》）

四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而西北之詩，見之于《國風》者，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繋之列國，以與《邶》、《鄘》、《曹》、《檜》等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而西北諸國，如克烈乃蠻，也里可温、回回、西蕃、天竺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寵澤，與京國内臣無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謂馬公之詩似商隱，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此三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豳、秦不知其幾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三公差後起，家世以勳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進，凡幽憂憤悶、悲哀愉悦之情， 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雄渾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苦，尤在於七言律，但一篇之作， 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閔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横流也。蓋其音節格調，絶類杜子美，而措辭命意，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所謂三公之流亞歟。然三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辭。鶴年遭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海隅，爲此辛苦無聊之語，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苦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絶域之詩，亦得繋之天子之國，而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者，將遂泯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乎。予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同上《鶴年吟藁序》）

五 昔者孔子删《詩》，蓋以周之盛世，其言出於民俗之歌謡，施之邦國，而有以爲教于天下者謂之《風》，作于公卿大夫，陳之朝廷，而有以知其政之廢興者謂之《雅》。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雖不行，而流風遺俗，猶未盡泯，此陳古剌今之作，又所以爲《風》、《雅》之變也。然而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詩之變化，亦每與之相爲于無窮。漢興，李陵、蘇武，五言之作，與凡樂府詩詞，見之於漢武之采録者，一皆去古未遠，《風》、《雅》遺音，猶有所徵也。魏、晉之降，三光五嶽之氣分，而浮靡皁弱之辭，遂不能以復古。唐一函夏，文運重興，而李、杜出焉。議者謂李之詩似《風》、杜之詩似《雅》。聚奎啓宋，歐、蘇、王、黄之徒，亦皆視唐爲愧。然唐主性情，故于《風》、《雅》爲猶近；宋詩主議論，則其去《風》、《雅》遠矣。然能得夫《風》、《雅》之正聲，以一掃宋人之積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詩者，固未易一二數。然自姚、盧、劉、趙諸先達以來，若范公德機、虞公伯生、揭公曼碩、楊公仲宏，以及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至于巖穴之隱人，江湖之羈客，殆又不可以數計。蓋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垂髫之童，相與歡呼鼓舞于閭巷，熙熙然有非漢、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時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格調固擬諸漢唐，其理趣固資諸宋氏。至于陳政之大、施教之遠，則能優入乎周德之未衰，蓋至是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此而後，以詩名世者，猶累累焉。其爲體，固有山林館閣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澤之深，流風遺俗，班班而在。劉禹錫謂「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歟。顧其爲言，或散見於諸集，或爲世之徼名售利者所采擇，傳之於世，往往獲細而遺大，得此而失彼，學者於此，或不能盡大觀而無憾，此《皇元風雅》之書所爲輯也。良嘗受而伏讀，有以見其取之博而擇之精，凡學士大夫之詠歌「帝載」、黼黻王度者，固已烜耀衆目，如五緯之麗天，而隱人覊客，珠捐璧棄於當年者，亦皆兼收並蓄，如武庫之無物不有。我朝爲政爲教之大凡，與夫流風遺俗之可槩見者，庶展卷而盡得，其有關於世教，有功於新學，何其盛也。明往聖之心法，播昭代之治音，舍是書何以哉。（同上卷十九《皇元風雅序》）

《九靈山房集》 金華叢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