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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論

論詩二十則

賈静子曰：詩者，古先聖賢之徒以之自抒其性情，故庸人哀樂憂思，有合於聖賢之性情者皆採焉，非怨貧、貢諛、宣淫、抒志、述景之具也。故出則康濟一世，則爲《天保》、《采薇》、《出車》、《嘉魚》諸咏。其或不幸而遇時之不猶，感之而或拯之則悲，或矢爲《黄鳥》、《小宛》諸什；感之而欲逃之則樂，或矢爲「泌水」、《考槃》諸什。未有怨貧賤而思富貴者也。士之不能守貧，猶婦人之不能守身也，孟郊、張籍失其旨矣。古者臣子於君有頌，然頌之中不忘規焉，未聞交遊往來之常而專於諛也。《語》云：「《關雎》好色而不淫。」齊、梁、陳、隋之淫，過於《鄭》、《衛》矣。《三百篇》之所以存《鄭》、《衛》者，以一國之風如是，且識其所以亡也，非取之也。乃若人之心有正者焉，有邪者焉，正則可以寄之吟詠，邪則不敢發諸嘯歌。黄鳥鳴則雙柑往聽，鸱梟嗚則磔之，未有任其狂號者也。即邪人之什，亦必依竊正人之言以傳。至於景之所述，或採菊東籬，狀幽人之清致；或荷鍤林下，象志士之高風，豈尋常園僕蕩子、藝花嗜酒者所可擬乎？

詩之道，一曰道德。道德者不言道德，言之則腐。塵垢富貴，山水自珍，王維、孟浩然、韋應物諸人是也。二曰氣節。氣節者不言氣節，言之則激，彭澤之農、阮籍之狂是也。三曰經濟。經濟者言經濟，治則鼓吹休明，亂則悲憫宗社，杜甫是也。三者之外，無詩矣。

《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道德性命之言、經濟康阜之志、獻納箴規之思、節義貞潔之懷、泌水笑傲之樂，外此皆邪也。詩斷自唐，唐以後之人、之事，不可入詩。猶制義斷自春秋，戰國、漢、唐、宋、明之事，可人結，不可入文也。至於题詠，後人後事則無礙焉。若目前之景、目前之人，正須入之。

詩不可用一難字，不可用一俚字。然古人巳用之字，雖俚亦雅；古人未用之字，雖確亦鄙。劉禹錫重九所以不敢用「餻」字也。至於難字，則無一可矣。難字者，詩之賊也，古文之賊也。昌黎之難、子瞻之俚，胥失之矣。

詩餘者，詩之必不可用者也，故曰「餘」。猶修未央宫，曲木散礫，無所用之。然非特以纖靡娬媚，辭之餘也；正以其樂淫哀傷，意之餘也。意無當於大雅，故正人不取焉。

詩中所忌者三：一曰四子書之語，近於熟也。二曰佛經之語，三曰道藏之語，近於怪也。如帝王衮冕之屬不可借用，借用則盜矣，伶矣。

學少陵者，學其氣之混茫、辭之雄博，非學其痛哭流涕也；學淵明者，學其自靖之志、寄托之苦，非學其耕田飲酒也。明李空同首倡少陵，而李于鱗七子和之，其後漸屬濫觴。公安、竟陵起而排之，然不法高、岑、王、孟，而法白居易，法孟郊，自以爲唐有唐之詩，明有明之詩，發天地之奇秘，抒自己之性情。夫白與孟非唐乎？ 二者何常創爲明詩也？且不法白之大而法其俗，不法郊之清而法其寒，亦何益哉！明之初，劉基、高啓諸人不及初唐。明之盛，前有何大復七子，後有王鳳洲七子，駸駸乎盛唐矣。至於高、岑、王、孟之清渾，韋蘇州之澹遠，則無之矣。明之中、明之晚，如劉禹錫、杜牧之諸什，則全無矣。

《詩》之傳，以詩也，非以人也。《三百篇》中多載周、召之詩，以其能詩也，未聞太公望、南宫适、散宜生盡人而備之也。乃若思婦、勞人之作，間一録焉，取其言之有合也。

詩以律爲本。舍律而遍擬古人，如僞鼎彝。王元美擬《三百篇》，李于鱗盡擬樂府，贅矣。

六朝詩散而文排。唐太宗變詩爲律，以排易散也；韓愈變文爲散，以散易排也。詩文之道，千載無與京者。

一律四轉矣。有二語爲一語者，有四語爲一語者，有六語爲一語者，有八語爲一語者，以不轉而工。

詩不可無才情，然才情，詩之忌也；不可無學問，然學問，詩之忌也；不可無議論，然議論，詩之忌也。精騖心遊，一氣抒瀉，才情、學問、議論，安所用之？

不讀盡古人書，不可以詩；讀盡古人書，亦不可以詩。蓋讀書者，學也；十年面壁者，思也。學之功三，思之功七。

詩與他經及史無與也，然不諳他經及史者不可以詩；詩與制義無與也，然不解制義者不可以詩。所以遊客、釋子、閨秀之佳者寥寥。「落花」、「雁字」，不可七律，猶黄鐘、大吕不可奏之里社村儺也。

昔人云：「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夫詩豈有不可解者乎？其不可解者非詩也。難爲不知者言，聊借以解免耳。

詩不欲速，不欲多。昔人云：「疾行無善走。」又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孟襄陽「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一座嘆其清絶。故寧取十年兩句，莫云頃刻千言。至吟詠終身，連牘盈笥，而不得一語一字之合者，亦何庸乎？

樂府

賈静子曰：樂府者，隨古人所遇之事、所履之境而創名也。後人擬之，必借古體裁，抒我情志；或翻駁古意，别有所見。若依其意而易其辭，則優孟衣冠，可厭之甚矣。故少陵集中無樂府，其《垂老别》、《無家别》、《新婚别》，皆自製題爲之。以至白樂天，亦自製《賣炭》諸行，淒惻可傳。明李空同襲矣，王、李諸子，襲之襲矣。故今樂府選者寥寥。

五言古

賈静子曰：五言古自以蘇、李、《十九首》爲宗，謖謖如《國風》。至於六朝，不腴則淫，腴則誦篡逆爲皐、夔，淫則視禮法爲土苴。雕辭綴句，亦何益乎？

又曰：五七言古與律不同。律者一字一句，千鎚百鍊；古惟一氣磅礴，波瀾老成而已。

宋牧仲曰：五言古，唐初尚氣而黜辭，力返漢、魏；而盛而中，皆在六朝之上。

七言古

賈静子曰：七言詩雖起於宋玉《九歌》，柏梁體祖之，然句法艱澀，不可學也。至魏氏父子及甄后，實爲七言古之祖。唐初、盛及中、晚法之，皆有至境。叙事之中有以略而勝者，如《三百，綿》之篇，方論太王，直越王季，突及文王，驀坡跳澗，天馬行空是也；有以詳而勝者，如《三百，生民》之什，叙后稷初棄，重重複複，寸步不移是也。摩詰《輞川圖》，尺幅有千里之勢；乃唐李小將軍畫人物百狀，絲髮生動，兩者不可偏廢。故樂天歌行與少陵並傳，非曰少陵爲長而樂天爲短也。

宋牧仲曰：詩至杜而精，至白而大。元微之《連昌宫辭》，白樂天《長恨歌》、《琵琶行》，爲唐人艷述，皆獨絶千古。

五言律

賈静子曰：五言律詩見端於六朝，格嚴於唐，較七言稍易，而四十字一氣爲難。佳句佳韵，割之以就一氣。非曰偶得佳句，前後補綴之也。又非曰首起、三四承、五六轉、七八合也。然尚有不知起承轉合者，撰句何爲乎？故有不知一氣而前後參差者，亦有知一氣而詞不足以運之而終覺參差者，其失均也。

宋牧仲曰：五七言律全重起結。起結鄙纖而中撰工語者，下技也。

七言律

宋牧仲曰：七律之體，創於唐初沈佺期、杜審言諸人。然初唐人不數首，盛唐岑、王諸人亦不多爲之。唐之多而善者，惟少陵一人。明有李空同、李于鱗、王元美諸人，然佳者每不過數十首。故七律最難工也，況七排乎。

又曰：七律一字不可拗，所以被之宫商。聞之侯木菴先生曰：「唐人有拗二、四、六者，無拗一、三、五者。」知言哉！

賈静子曰：七律與五七言古及五律不同。諸詩可以清空一氣如話，清者不涉於俗，空者不雜於古，一氣者首尾相應，如話者不事雕飾。而七律則冠裳佩玉，如《西京》、《東都》諸賦，陸離燦爛，可以清而不可以空，可以一氣而不可如話。所以唐人作者寥寥，即少陵間有七律清空一氣如話如郭明龍所云者，亦閑適、贈送變調，非清廟、明堂之什也。

五言排律

賈静子曰：五言排律，杜少陵爲上，清空流利如五言古詩。若堆積而傷氣，則下駟矣。

宋牧仲曰：五言排，唐人有佳者，較七排爲易。至於七言律，唐人作者鮮，工者亦鮮。惟少陵百五十餘首，其餘王、孟不過十餘首。以雄渾博大，難於立言。明則作者人千首矣，亦何益哉！七律且難，況七排乎。

五言絶句

宋牧仲曰：五言絶句，即古《子夜歌》之類。而唐人叶以律，尺幅中有千萬里之勢。

七言絶句

賈静子曰：七言絶句與七律不同，唐於七律分初、盛、中、晚，於七絶不分也。萬首絶句，體裁如一，豈句少者易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