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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學論詩(而菴詩話

與同學論詩(而菴詩話)提要

《與同學論詩》（《而菴詩話》）一卷，據康熙初九誥堂刊《而菴説唐詩》本點校。撰者徐增（一六一二——一六七三），字子能，號而菴，江南長洲人。明崇禎間諸生。入清不仕，曾從錢謙益游，有《九誥堂集》。《説唐詩》有康熙元年自序，備述其説詩經過。其論詩始自順治五年戊子，至十四年丁酉始筆之於紙。康熙元年壬寅，録成二十二卷，凡説唐詩五七言古、五七言絶、五七言律及五排七體三百十九首（實三百零五首、此書實乃《説唐詩》之卷首語，由三十年説詩「或見之序中，或見之評語，有當於唐詩者」摘録而成，用以統攝全書。大端不外性情、法律，此雖常談，然頗有其獨到之見。如論性情，主「心和氣平」、「有雅人深致爲上乘」，而以「純尚氣魄、金戈鐵馬，乘斯下矣」；「今之學詩者病在横厲，横厲則干戈日起，關繋世道人心不小」，是申温柔敦厚之旨以救時弊。論法律則推金聖歎之分解説，然亦不爲所拘，用之於古體，又輔之以起承轉合諸法，頗有發揮。其論唐詩大家，雖云李白天才，杜甫地才，王維人才，二家並舉，實偏賞於子美、摩詰兩家，尤不滿時人之未賞摩詰。大抵亦以摩詰道心、子美法備故耳。其説實較聖歎爲平穩，或以受聖歎之累，《四庫全書總目》遂斥爲「悠謬支離」、「穿鑿附會」，未免過苛。此一卷後爲張潮輯入《昭代叢書》，改題「而菴詩話」，略有删節，民國初丁福保《清詩話》又據以收人，遂較原本流行矣。

與同學論詩 吴縣徐增子能著

而菴曰：詩人自宋、元來，而論詩者備矣。其去唐已遠，要皆得之揣摹，無有師承，規矩放失，至於今日，頹波莫挽，有志之士，爲之慨然。夫《三百篇》、《十九首》之旨，固無有能晰之者；其論唐詩，輒曰雄、曰渾、曰奇、曰奥、曰新、曰秀、曰高、曰亮，總不出於才氣、聲調之間，又極論對仗、照應、重犯等，詩之道如是而已乎？議論愈繁，成就愈少，亦可以知其故矣。今之詩人，務求捷得，不從性情、法律處下手。其所謂性情，非真性情；其所謂法律，非真法律。譬彼畫家，多蓄粉本，依樣葫蘆，以爲古人不是過，薄於自待而并薄待古人耶？古人所作，皆由真才實學，其詩具在，斑斑可得而考也。識得古人，便可造得古人。余不辭固陋，爲説唐詩諸體，共七卷，雖不能從萬花樓上出身，亦庶乎不渰殺於虀菜盋中矣。三十年來，輒與諸同學所説詩，或見之序中，或見之評語，有當於唐詩者，摘録置諸卷首，猶之乎不忍棄敝帚之意。

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脱化。今人而欲詣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無由。夫碧海鯨魚，自别於蘭苕翡翠，此古人之體裁也。唐人應制之作，皆合於西方聖教，此古人之寄趣也。少陵詩人宗匠，從「熟精《文選》理」中來，此古人之脱化也。

夫作詩必須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雖然，即有師承，亦須妙悟。蓋妙悟、師承，不可偏舉者也。是故由師承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靈獨至。詩固非聊爾事也，騒人墨客從而小之則小，菩薩丈夫從而大之則大。故作詩而無關於内聖，勿作也；作詩而無關於外王，亦勿作也。有唐三百年間詩人，若王摩詰之字字精微，杜子美之言言忠孝，此其選也。雖然，吾猶有憾焉。以摩詰天子不能統杜陵宰相，杜陵宰相不能攝摩詰天子，豈妙悟、師承，詣有偏至？又豈内聖、外王，道難兼至歟？竊見今之詩家，俎豆杜陵者比比，而皈依摩詰者甚鮮。蓋杜陵嚴於師承，尚有尺寸可循；摩詰純乎妙悟，絶無迹象可即。作詩者能於師承、妙悟上究心，則詣唐人之域不難矣。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於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韵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篇章字句，皆合聖教。今之有才者輒宗太白，喜格律者輒師子美，至於摩詰而人鮮有窺其際者，以世無學道人故也。合三人之所長而爲詩，庶幾其無愧於風雅之道矣。猶未也，學詩而止學乎詩，則非詩；學三家之詩而止讀三家之詩，則猶非詩也。詩乃人之所發之聲之一端耳，而遡其原本，何者不具足？故爲詩者，舉天地間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事，《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乃大而至兩方聖人之六經、三藏並一切象教，皆得會於胸中，而充然行之於筆下，因物賦形，遇題成韵，而各臻其境，各極其妙。如此則詩之分量盡，人之才能方備也。

詩本乎才，而尤貴乎全才。才全者能總一切法，能運千鈞筆故也。夫才有情、有氣，有思、有調，有力、有略，有量、有律，有致、有格。情者，才之醖醸，中有所屬；氣者，才之發越，外不能遏；思者，才之徑路，入於縹緲；調者，才之鼓吹，出以悠揚；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摇撼；略者，才之機權，運用由己；量者，才之容蓄，洩而不窮；律者，才之約束，守而不肆；致者，才之韵度，久而愈新；格者，才之老成，驟而難至。具此十者，才可云全乎？然又必須時以振之，地以基之，友以澤之，學以足之。夫披鮮掞藻，春華裕如，是時以振之也；雄視闊步，門業清高，是地以基之也；辨體引義，以致千秋，是友以澤之也；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學以足之也。復得此四者，而才始無弊，可稱全才矣。

詩須到家。所謂到家者，於古人詩中，路路都有。若止得一路兩路，則非到家。試看衲子沿門持鉢募糧，不知歷過多少人家，方滿得者個鉢子；到得煮熟時，氣味件件相和。至此田地，纔爲到家也。

夫詩自《三百篇》以至於唐，體製不一，要自風會變遷之所致。吾等生千百載後，備觀前人所作，不探其志趣之所在，而徒求於字句聲口之間，無論其詩不似，即極似矣，總無當處。此詩所以貴自得也。

天地之氣，日趨於薄；詩人之習，日就於容易便利。於是皆走活法而避死法，所以去古愈遠。李北地云：「不讀唐以後書。」余謂欲學《三百篇》者，不當讀春秋以後詩；學五言與樂府者，不當讀魏、晉以後詩；學近體者，不當讀晚唐以後詩。塞濫溢之門，堅上進之路，耑心致志，面如灰，鼻如冰，十年廿年，討其消息，庶幾可詣其境也。

讀唐人詩，須觀其如何用意，如何用筆，如何裝句，如何成章，如何起，如何結，如何開，如何闔，如何截，如何聯，自有得處。

夫五言與七言不同；律與絶句不同。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不知連斷則不成句法，不知解數則不成章法，總不出頓挫與起承轉合諸法耳。即蓋代才子，不能出其範圍也。

詩乃清華之府，衆妙之門，非鄙穢人可得而學。洗去「名利」二字，則學可得其半矣。

欲學詩，先學道。學道則性情正，性情正則原本得。而後加之以《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之

學問，則與古人並世矣。

學唐詩先須鍊筆，到得伸縮如意，自有好詩作出來。

作詩如撫琴，必須心和氣平，指柔音澹，有雅人深致爲上乘。若純尚氣魄，金戈鐵馬，乘斯下矣。

學詩須從板實起，後來可得嶙峋。若遽事流動，便是應酬活套法也。

今人詩要見好，所以工於字句之間。古人詩不要見好，所以盡妙於篇章之外。

論詩者以爲杜詩不成句者多，乃知子美之法失久矣。子美詩有句、有讀，一句中有二、三讀者，其不成句處，正是其極得意之處也。

作古詩最忌拖曳，復忌痛快。拖曳則冗長，痛快則罄盡。

古詩貴質朴，質朴則情真；又貴緊嚴，緊嚴則格老。

詩言志。古人善詩者，皆不喜以故事填塞。若填塞則詞重而體不靈、氣不逸，必俗物也。本地風光，用之不盡。或有故事赴於筆下，即用之不見痕迹，方是作者。

胸中有萬卷書，下筆自有來歷。注者不知大體，人所曉者輒絮絮不歇，略有疑難則爲擱筆。若劉須溪之評詩，虞伯生之注杜，率其己見，初不知性情、法律爲何事，疏略淺陋極矣。如瞽者黑夜行荆棘中，透脱不得，殊費苦心，讀者不快。何勞先生如是，而乃如是耶？

歌行尤重頓挫，下句尤要警策，用意尤要整密，收縱得宜，調度合拍。譬如跳獅子，鑼也好，鼓也好，獅子也跳得好，三回九轉，周身本事，全副精神，俱顯出來，方是善作歌行者。

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

詩之等級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詩出。學問、見識如碁力、酒量，不可勉强也。

今人好論唐詩，論得著者幾個？譬如人立於山之中間，山頂上是一種境界，山脚下又是一種境界，此三種境界各各不同。中間境界人論上境界人之詩，或有影子；至若最下境界人而論最上境界人之詩，直未夢見也。

作詩須思透出一路去。古人各自成家，不肯與人雷同。而今人耑事摹倣，所以唐無漢、魏之蹟，而今人多漢、魏之膚。以此惑一時則可，而遂欲傳後世耶？

作詩須學變，每一年變幾次，於詩自然有得。

唐人詩，一首中多有疊用一門類之字，先輩論者舉以爲病。殊不知唐人惟恐單薄，又恐夾雜故也。學者須觀其用法，明乎此則能運化矣。

唐律多有失銜者，以重解數故也。今人不知何故亦失銜。

失銜句讀去有從高墜下的氣勢，方妙。

唐人不肯作次韵詩，亦爲解數故。

作古詩以解數爲主，然須變换。不然，以四句板板排下去，有何生趣？

詩須到十分。今人儘有妙到九分，獨有一分不到。此一分不到，則九分終不到也。一分者，法是也。夫百丈之吴綾蜀錦，不知裁剪成服，而斜披横纏於體，可乎？

昔之學詩者，病在冗濫，冗濫則禮樂不興；今之學詩者，病在横厲，横厲則干戈日起。關繫世道人心不小。

唐人有「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一聯，人皆稱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余曰：此即王摩詰「東家流水人西鄰」意。夫鴉翻楓葉，而動者却是夕陽；鷺立蘆花，而明者却是秋水。妙得禪家三昧。

作詩須被人駡過幾年，纔有進步。若追逐時好，以博一日之名，則朝華夕萎，不能久也。

或問余曰：「詩如何作方得新？」余曰：「君不見古人之詩乎？千餘年來常在人目前而不厭。今人詩甫脱稿，便覺塵腐畢集。以古人學古，今人不學古。故欲新必須學古。」

作詩須先攻一體，逐體次第而進；體體得手，方是作者。

大抵詩貴人説。曹子建何等才調，當時無有出其右者，人或有商榷，應時改定，故稱「繡虎」。

作詩第一要心細氣静。

余嘗得佳句，喜極，及至詩成時，却改到不見好處方歇手。乃知古人爲了章法，塗抹佳句至多也。

詩到極則，不過是抒寫自己胸襟。若晉之陶元亮，唐之王右丞，其人也。

嚴滄浪以禪論唐「初」「盛」「中」「晚」之詩，虞山錢先生駁之甚當。愚謂滄浪未爲無據，但以宗派硬爲分配，妄作解事。滄浪病在不知禪，不在以禪論詩也。恐人不解錢先生意，特下一轉語。

夫詩一字不可亂下。禪家著一擬議不得，詩亦著一擬議不得。禪須作家，詩亦須作家。學人能以一棒打盡從來佛祖，方是個宗門大漢子；詩人能以一筆掃盡從來窠臼，方是個詩家大作者。可見作詩除去參禪，更無别法也。

釋迦説法，妙在兩輪，故無死句；作詩有對，須要互旋，方不死於句下也。

詩貴有轉手，非熟於法者不能。

詩貴自然。雲因行而生變，水因動而生文，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唐人能有之。

詩寫性靈，必先具清逸流麗之筆，然後煅煉至於蒼老。唐惟子美有之，有極娟秀者，有極老成者，天才學力，略無欹頭，似天平上兑出來者。

作詩乃自己之事，畢竟依人不得。到得能不依人之日，人來依我，我依人乎哉！

臨下筆時，須以千古一人自待，作出來猶然落人牙後。世間人見識不高者，勿與他一般樣。

作詩人人稱好，畢竟有一人説不好，此一人可畏也；人人説不好，獨有一人稱好，此一人可恃也。吾平生立願只要遇見此一人，生前不可得，待之身後可也；身後即不可得，待之千載後可也。古之詩有至今日而始見其好者，有至今日而始見其不好者。此要以本領見識爲主，勿以一時毁譽爲定評也。

聖歎《唐才子書》，其論律分前解、後解，截然不可假借。聖歎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徹，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膽識。但世間多見爲常，少見爲怪，便作無數議論。究其故，不過是極論起承轉合諸法耳。然當世已有鑑之者，余不敢復贅一辭也。

七言律已經聖歎選批，盡此體之勝。余説唐詩，初欲空此一體，故止説三十五首，杜少陵作居二十五首，其餘十首不過是凑成帙而已，總不能出聖歎範圍中也。

律分二解，二解合來只算一解，一解止二十八字。前解如二十七個好朋友赴一知己之招，意無不洽，言無不盡，吹彈歌舞，飲酒又極盡量，賓主歡然，形骸都化。後解即是前解二十八個好朋友，酬酢依然，只是略改换筵席，顛轉主賓，前是一人請二十七人，此是一不七人合請一人也。

余三十年論詩，祗識得一「法」字，近來方識得一「脱」字。詩蓋有法，離他不得，却又即他不得；離則傷體，即則傷氣。故作詩者先從法入，後從法出，能以無法爲有法，斯之謂脱也。

夫作詩必須心閒，顧心聞惟進乎道者有之。進乎道者，於其中之所有，無不盡知盡見。夫既力能爲之，便將此事放下，成木雞之德；然後臨作詩時，則我無不達之情，而詩亦無不合之法矣。昔昭文彈琴爲絶調，而口不言琴，是蓋有得於閒之一字者。

吾嘗語作詩者，須要向題意上透出一層，見識到那里，字句亦隨到那里，方有第一等詩作出來。

有佳句者，氣多不全。鍊句却是一病，然又不得不鍊。有意無意，斯得之矣。

學問到底不過一個實法，詩作到底亦不過在幾個字，求奇求異，總隔一層。古人詩着實費力，却在不費力上見好，往往然也。

詩無一定腔拍，只須争落筆，第一句起頭一二字尤要緊。

好詩須在一刹那上攬取，遲則失之。

無事在身，并無事在心，水邊林下，悠然忘我，詩從此境中流出，那得不佳？

今人論詩輒云「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此二語悮人不淺。吾觀古詩無一字無着落，須細心探討，方不墮入雲霧中，則將來詩道有興矣。

花開草長，鳥語蟲聲，皆天地間真詩。能於此等處會意，則《三百篇》可學，何況唐人也？

學詩與學道無二。古人以道自樂；余觀詩至適意所在，覺天下之樂，無有踰於此者。人生天地間，那可一日離詩也！

解數及起承轉合，今人看得甚易，似爲不足學。若欲精於此法，則累十年不能盡。宗家每道佛法無多子；愚謂詩法雖多，而總歸於解數，起承轉合，然則詩法亦無多子也。學人當於此下手，儘力變化，至於大成，不過是精於此耳。向來論詩皆屬野狐，正法眼藏畢竟在此不在彼也。

解數、起承轉合，何故而知其爲正法眼藏也？夫作詩須從看詩起，吾以此法觀唐詩及唐已前詩，無不焕然照面，若合符節，故知其爲正法眼藏無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