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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二十四卷目錄

　書經部總論四

　　宋鄭樵辨偽〈古文今文辨　讀書當觀其意　中星辨〉

　　王應麟玉海〈十例〉

　　馬端臨文獻通考〈論古文今文尚書〉

　　元金履祥尚書表注〈論伯益　西伯戡黎辨　微子不奔周辨　論處殷民　論三監〉

　　陳櫟集傳纂疏〈讀尚書綱領　中星考〉

經籍典第一百二十四卷

書經部總論四

宋鄭樵辨偽

古文今文辯

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齊人也。故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來之者何休註，云齊人語，以是知齊語多艱深難曉者。或者又云盤誥<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3513-18px-GJfont.pdf.jpg' />牙，自是書之本體典謨訓貢範《湯誓》、《泰誓》等書同出於伏生，而明白坦亮如彼，豈齊音使然。詳二說皆是，然未有的論，後見朱文公語錄，云典謨之書必是經史官潤色來，尚書誥命皆分曉，亦是當時制誥，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盤庚》、《酒誥》等篇，皆是當時與民說話，正如今之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時各不同，後來追錄而成此言實為的論。

讀書當觀其意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為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群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而不言誥引征，不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扺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為治君不足，以為賢而有取其言，以傳遠者，如五子之歌、君牙冏命之類是也。有取其事者，引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扺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為無益於治，皆所不取焉。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為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為啟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為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亡，則為太康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者，無以異也。唐李翱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中星辯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于辰也；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凡言中者，中于未也；凡言流者，流于申也；凡言伏者，伏于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于午者，謂之中〈方位〉。有中于未者，謂之中〈星宿之見伏〉。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為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為中。以午為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為中。若夫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于辰終，則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焉，故以未為中，且以火星論之。惟其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五月〉；惟其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六月〉昏火中，惟其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于辰火。伏而蟄者，畢不特火星為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未也。大扺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為火，見伏之始終，則以未為中，兩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之月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堯典言分

至之中月令，言昏旦之中

。〉王應麟玉海十例

書為例有十，曰典謨貢歌誓誥訓命征範。

馬端臨文獻通考論古文今文尚書

九峰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紀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可見。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為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辯他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為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尢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扺簡質淵愨，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傅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為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為也。視前為有間矣，是以其文則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去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為博攷經傳，採摭群言，其所發明信為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由，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繹多亡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孔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次第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元作傳注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引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二十三篇，即伏生書亦未得為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為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沖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為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

先公曰：〈按端臨稱先公謂其父廷鸞也〉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瀝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貃可歎也，亦可疑也。而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鏽瀝一作繡澀〉。

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奧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為科斗書傳於唐者，為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元金履祥尚書表注論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去聲〉之為卨，〈入聲〉皋之為咎〈去聲〉，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倕，鯀之為鯀，虺之為儡，紂之為受，冏之為臩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為伯益，則卨不得為契咎繇，不得為皋陶倕，不得為垂鯀，不得為鯀，它如仲儡不得為仲虺紂，不得為受臩，不得為冏君雅，不得為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不惟敘益為然也。重黎二人合而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總敘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於遷談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為二人，又以伯翳為皋陶之子，則嬴郾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伯翳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子隤敳，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為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西伯戡黎辯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北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為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為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己為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于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為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為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為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於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為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觀周，蓋西伯爾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為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辯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泃，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也。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甚乎？故於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於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遍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甚乎。至比干箕子俱以死諫，比干偶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耳。囚而為奴，如漢法髡鉗為城，旦舂論為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己，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

論處殷民

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慢，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物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眾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跡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乃周公之德，而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為頑自其染紂之惡，於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為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時為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誹，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論三監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疏，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疏，則誠疏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略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疏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已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為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為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彼固以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己為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嗾之，於是倡為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矙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為商之天下 ，或者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為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其叛而不同其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眾，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眾，東至於奄，南及於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於武王弔伐之事，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沖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焉於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陳櫟集傳纂疏讀尚書綱領〈朱子說外附以他說〉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見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尚書》初讀似於己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於己。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胸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卻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何等大命，羲和定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了得？

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得亦要何用？如《周誥》等篇，周公不過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

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只得從他說。但此一段如此，《訓詁》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不通，不知如何。

《盤庚》篇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至嘉績于朕邦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何故？說得都無頭緒。且如今要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不得。《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令》如此好一，場大鶻突尋常讀。《尚書》讀得伊訓太甲一德，便著鞔過盤庚，卻看說命要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可通姑置之。

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難曉，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立政君奭是也。最好者，無逸中用字亦有譸張為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卻是官樣文字，必當時有司潤色之文。

《尚書》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又曰：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數，祇以疏文為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

與。仲默帖云書說未有分付處，《尚書》且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荊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他卻有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則又卻須要盡解？

東坡書解說著處直是好，他看得文勢好，又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精神。問：但似失之簡。曰：也有只消如此解者，

伯恭解書。自《洛誥》始其文，甚鬧熱某問之。云有難通處否，初云亦無甚難通處，後方云果有難通處。今只是強解將去耳。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說不通處卻一向解去，故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太高，所以不肯闕疑。後數年再會於衢伯恭，始謂余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惟伯恭所以告予者，雖其徒亦未必知因具論之，使讀者知求，伯恭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庶得其所以書矣。

書東萊書說後，

林書解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他所解。〈以上並朱子語錄及文集中摘出〉

鄱陽柴氏與尊己程氏書曰：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與其良臣碩輔，精神心術之妙，推之天下以為大經大法者，盡在於書。嘗謂善言道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論，如詩思無邪、禮無不敬，皆可蔽以一言。吾友深於書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論，願蔽以一言以為讀書之指。南程氏答曰：讀書必有綱領。自有綱領而提之，則其間世變之殊事為之異皆可會，而通之一以貫之五十八篇之所載。唐虞三代聖君賢相撫世，酬物殊時殊事而可蔽以一言者，其在於允執厥中乎，是中也。隨事而有聖賢之於，是中也；當事而存，是故堯舜之禪受堯舜之執中也，禹之傳子禹之執中也，湯武之放伐湯武之執中也，伊尹之相太甲周公之輔成王伊周之執中也。親如瞽瞍而不克諧以孝，則非為人子之中；頑如有苗而不誕敷文德，則非格遠人之中；君如紂而不去、不囚、不死，則非微子箕子比干之中；水土不平亳不遷洛不作，則非拯民定業之中。其他如訪箕子，以傳道誅三監，以安周董正治官居喪，出誥訓夏贖刑攘戎，悔過與凡修身任賢，奉天畏民保治遵法，納忠輔德，因革廢置寬嚴久速跡雖差殊，理實一致，無非隨時順理因事處宜，各當其可，各適其宜而已。故堯之授舜，舜之授禹，自執中之外無他語。而湯武諸君所以相與繼天立極，與其諸臣所以相與扶世立教，大抵皆以此中相傳而易地，皆然者也，此所以上契天心，下合民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然異乎子莫之執中者，聖賢固有精一之功，而非徒中之強執也。堯舜性之雖不俟於精一，而自然能合乎，中湯武而下反之，則必由此而後造於粹然之地焉。以是觀之則，知書之要而唐虞三代之弘綱要旨，雖不中不遠矣〈柴氏中行字與之程氏去華字實之〉。程氏又答友人問，曰：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某謂讀《尚書》亦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耳。禹皋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觀啟與有扈戰於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慚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去鬻拳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圮於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讙譁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飲食之。一以為龍蛇，一以為赤子，更三紀之久，君臣共以為國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訖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騰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跡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污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書者其毋苟乎哉。

婺源滕氏〈和叔〉《尚書》大意序，曰書之大意，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而解矣。

中星考

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候之必于正南午位，則同而其象，與星宿不同，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略而後漸詳一也，堯典以中氣，月令以月本而不專以中氣二也，歲差三也，昏刻之難定四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圓如彈丸，其覆地之形如覆盂，其旋遶也如轉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八宿亦半隱半見，隨天而旋焉。天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比天為不及一度。積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與天會，故占天者於節氣初昏之時候，某星中于正午之位，以審作曆之差否，古今一律特詳略不同，爾不必拘於南面，聽治視時授事之說。今術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針以為準，亦其遺法中星無刻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于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為便爾，是故中星二字始見于孔傳曆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此未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東天位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移方者，如此倣此而推他皆可見。堯典中星，惟虛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備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勻亭降而求之，月令又降而求之漢晉志三統。元嘉等曆分至中星不皆相對聞之。先覺曰：堯即位于甲辰，其二十一年為甲子。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曠數千載而一遇者也。月令視堯典則漸詳矣，其果精密與否未可知也。堯典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闊，而別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實本於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十八度。此法之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略，然賓出日餞，納日冬夏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星火、星昴、星虛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東壁中。鄭氏曰：呂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漢志亦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節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爾豈有呂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唯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略不細，與曆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于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爾。長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以此二家說言之，則月令中星亦未可斷，以為盡舉月本也。兼之歲差之說，尢所當知而經解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皆不及。此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論經，蓋天度於零分而有餘歲，日於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遷改以合其變。至東晉虞喜宋祖沖之隋張冑元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為百年。皇極曆酌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風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漢四百餘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參之大衍曆及近世景祐新書，又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敘會天曆者，又謂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一說定之，而歲之必差可知矣。況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長，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半強，而昏明之刻乃爭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氣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沒必有遲速難準之異，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異難矣哉。且是說也，一行常慮之矣。其說曰何承天以月蝕衝步日所在，又驗以中星刻漏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淺。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衝，雖近於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壅，則漏有遲暮，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愚讀唐書至此未嘗不喟然，嘆曰嗟乎。以昏難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憑。若可定矣，而又病于水也，壺也積塵也，以至于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幾一刻之差也。曆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曆家有曆書，有渾儀，且世掌天官，從事專且久，而候中星之難尚如此，今吾儕僅據諸經史而以方寸之天想象圓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異，信難矣哉。革卦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曆，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年曆必一改，惟不免于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與天合，使古曆可膠固守之，則何取于治曆，何足以明時哉。由是言之，則呂令上距堯時，幾二千年仲冬日，自虛縮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無怪也。其不能不異者，不特難辯亦不必辯也，抑又有感焉。堯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迄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在虛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歲差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而誰其見之論至此豈不曰俛仰終宇宙哉，豈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