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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五十五卷目錄

　詩經部總論七

　　宋黃杶說詩總論〈原詩篇　觀詩說〉

　　馬端臨文獻通考〈四家詩　詩序　論歐詩解　辨鄭夾漈詩傳　辨說詩　之失〉

經籍典第一百五十五卷

詩經部總論七

宋黃杶說詩總論

原詩篇

先儒謂詩三百篇，其始終皆在於周。嘗試論之，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當是時，詩之義已備矣。至於太康逸豫，而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變風、變雅之體已備矣。商頌十有二篇，而詩之為詩者已極其至，然則烏在其始於周？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前輩謂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至周而大備，此說盡之。蓋自上古以來，喜怒哀樂之情，斯民之所不能一日無也。惟其耳目之所聞見者純一，而心志之所思慮者未廣，善惡不知、理亂不聞，而愛惡之情未彰也。至虞夏則僅有所歷矣。然去古猶未遠也，及於商之季、周之始，則其耳目之所更者益多，而心志之所思慮者交至利害之畢見，而愛欲之情生，則動於中、形於言，有不自已者。《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有喜有怒有哀有樂者，人之情也，其情不動而理已萌。《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此知其已發之和，而不知其未發之中也。故夫三百篇之詩皆斯民喜怒哀樂之真情，惟其情也而不失其所以性，人也而不失其所以天，民情天性不可泯沒，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故其詩為風、為雅、為頌否？則非正音矣。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雖未可盡信，而吾夫子所刪者，意其所謂發而不中節者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大序亦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曰思曰情則有喜有怒有哀有樂，而思曰無邪，情曰止乎禮義，則吾所謂中節而和者也。今觀諸詩，其盛者言后稷先公之風化，文武成康之盛德，溫溫乎其和，可知而變風、變雅之作雖悲愁哀思之中，而亦有惻。然愛君之意則所謂喜怒哀樂之中節者，於此可證，逮周德既衰，斯民所謂直道而行者不可復見，喜怒哀樂之不中節而言詞，歌詠之不如古，雖有美有刺而必出於斯民之真情。天下之公論孔子錄懿王夷，王之詩而訖於陳靈瀆亂之事，豈非三綱五常至是有不忍言者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而邵康節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夫後世名公大儒歌詠不絕，物情景態，一唱三詠，傷時感事，嗟嘆不足寥寥乎短章，浩浩乎大篇，不可勝紀。而曰無有乎爾，何康節之薄後世也，王澤之竭風俗，大變古人情性之真，非後世工於詞章者所能到歟。三百篇之詩，其終始在於周，可得而原之矣。

觀《詩說》

篇曰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嘗思孔子之遺言而歎知味之學不傳於後世也。試妄言之，魚有魚之味，熊掌有熊掌之味，膾炙有膾炙

之味，食熊掌如無魚，食魚如無膾炙，吾方樂嗜乎此，而又何暇外慕哉？李翱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世或譏其言之過，予竊意其必嘗嚌其味，而後有是言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孔子於《詩》曰興，於《禮》曰立，於《樂》曰成。孟子於《詩》曰誦，於《書》曰讀，非固岐而二之也。聖賢知味之學止於此，而學者未之，或思焉。後世學《詩》如學《禮》，誦《詩》如讀《書》，是之謂不知味，且六經之言皆天理也，固不容或異，而學者之於六經必有所從入也，則不可不知其所以異，《春秋》之書嚴褒貶於一字，《禮》經之書辨度數於一詞，典謨之書其事實，易象之書其辭微，至於《詩》所言非一國，所作非一人，而其義則非一體，合而言之，則出於斯民一時歌詠之真情，而非有心於章句言詞之末或有意觸於此，而起義於彼，未必果有是物也。或適感於今，而有思於古，未必果有是事也。其美是人也，則言其車馬之美、衣服之盛；而刺是人也，亦復以是言之。此當觀其愛惡之情，而不必辨其物之等差也。其言周之盛則形容文武之德，成康之太平而言周之衰，亦復以是形容之，此當觀其哀樂之情，而不必疑其時之不同也。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周果無遺民乎？是特憂之之辭耳。曰僖公能復周公之字，僖公果能復周公之宇乎？是特願之之辭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詳味此章，自見后妃處深宮之中，其安閒和易之氣象如此，而不必以雎鳩比后妃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詳味此章，自見周公處危疑之地，其雍容不迫之氣象如此，而不必以狼跋比周公也。三百篇之義，莫不皆然在學者觸類，而長之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孟子所以尤長於《詩》也。後世知味之學不傳，而諸家之說不類。漢氏之初，詩分為四，魯詩起申公。按《漢書》，申公與楚元王俱傳《詩》於浮丘伯，伯者，荀卿之門人，卿所讀之詩不知何所傳，今觀其書所引詩，如有鳳有凰，樂帝之心之句，則其淵源自不正。韓詩出於韓嬰，雖時見於他詩，至於經文亦有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齊詩起于轅固，今沒不復見，惟魯人大毛公詩作詁訓，盛行於世，其後河間獻王得以小毛公為博士。自漢以來學者率捨三家而從毛氏，至後漢桓靈時，鄭康成為之注，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氏承滅學之後學者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不謂之注而謂之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氏以毛公之學已得其旨而特為之敷暢也。自是以後，說者愈多，然梏於章句者不足見詩人之情，而求通一篇者，適足以戾三百篇之義。《詩》固有一言而終篇詠之者，所以見其言之不足而非有異義也。固有一事而反覆論之者，所以見其形容之不盡，而非有異意也。而皆必求為之說，無乃失之鑿，故善說詩者當以無說為說，而不必求異於古人也。張橫渠云詩之情性溫厚平易，今固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先陿隘矣。惟平易其心則意思廣大，此知味之學而觀詩之法也。又云古人之心止乎禮義，則能喜怒刺怨，觀詩者亦須先自和暢，大哉斯言！竊嘗得其說而求于詩，油然自得，難以告人學者，試以心體之禮義自見，而又安以紛紛之說為哉？孔子云詩可以興者，謂其吟詠情性足以起人之善意也。可以觀者，謂其止乎禮義足以知情性之正也。可以群者，謂其心平氣和與物無競也。可以怨者，謂其優游不迫怨而不怒也。舉是數者，豈泥於言語文字間所能得哉？伊川先生嘗語人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哉？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始有驗。嗚呼！此讀《詩》之法而知味之學也。故子貢因理而悟《詩》，子夏因《詩》而悟《禮》者也，蓋亦以是得之。

文獻通考四家詩

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眾所宗，此無它，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壁屋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眾，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之詩義最得其真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意，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利好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眾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為孔子作隋經籍志謂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參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記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略，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于理為近矣。《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祗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敘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其詩篇之繁多如此，而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之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于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刪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于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為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為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于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慚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于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詩，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固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尊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為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群山囿，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初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仳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為雖脫吏責，尚縻閒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為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辯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固有引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為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於群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為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為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祗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詞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闕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為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跡，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為何語矣。蓋嘗妄為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跡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為出于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己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祗見其齟齬而不合疏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

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為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為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謷、凥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廋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玩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論歐詩解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固為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元鳥》之詩為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辨鄭夾漈詩傳

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後韓詩亦亡，至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陳氏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為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菴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為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此者也。今舍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為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辯說詩之失

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太史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足以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為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奠世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為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為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跡始划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