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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九十一卷目錄

　春秋部總論九

　　元黃澤春秋解〈論因事實以考書法〉

　　熊朋來經說〈周正考〉

　　史伯璿文集〈三正說　改時改月〉

　　程端學春秋本義〈春秋綱領〉

經籍典第一百九十一卷

春秋部總論九

元黃澤春秋解

論因事實以考書法

春秋以事實為先，以通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辯又以為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此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為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為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于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于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人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歷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

熊朋來經說周正考

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于答顏淵，問為邦者然也，至于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為國史所書之月為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証，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禮記尚然，況春秋乎？証于左傳可見已若拘夏時，周正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即建子之月，書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中冬之狩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則解凍矣，惟建子之月無冰，故紀異而書，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皆可為証。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為異而亦無菽矣。大抵周人雖以夏時並行豳詩，周禮則然惟春秋魯史專主周正陽生于子，即為春陰生于午，即為秋學者惑。夏時之說謂至朔同日僅見于傳，而經無有也，不思經傳所書月日參考相同，試以僖五年經傳言之，正月辛亥至朔月日，左氏欲以見分至之例，故書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後日月可証者，經書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傳書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又書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以六十甲子數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晉有申生之事，越三月即正月辛亥朔，魯閏晉難必在正月，故經以春書也，是年歲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晉圍上陽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兩小月，該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時尾度多在卯且，後逼閏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氣而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謂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之，以經傳月日參考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己卯傳亦書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為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為失閏，按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經于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閏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為己丑者退小盡八箇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經傳正証相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即孟獻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冬日至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明甚。

僖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至昭二十年己卯二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冬至固有在子月晦者，必有閏月逼其後。昭二十年閏在八月注者，以為失閏謂其閏當在日南至之前，則王二月乃王正月矣，注說于理為近，自僖五年丙寅數至二十四年乙酉為一章，又至文十年甲辰為一章，又至宣十一年癸亥為一章，又至成十二年壬午為一章，又至襄十三年辛丑為一章，又至昭元年庚申為一章，又至昭二十年己卯適當一章，宜至朔同日不當一一月朔，所以然者閏宜在隔年之冬，不合在二月之後也。左氏據當時月日而書以見失閏，故于僖五年昭二十年互舉其例，是以三統曆昭二十年作正月己丑朔旦日，南至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至閏八月乃本年之八月也。

史伯璿文集三正說　改時改月

書伊訓篇元祀十有二月，太甲篇三祀十有二月，蔡氏傳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之月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

按月數之說，朱子以為改蔡氏以為不改，然以詩七月篇攷之，則凡七月九月之類是自寅月數起，夏正也，觀于流火授衣之言可見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自子月數起。蓋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故周有天下遂定為一代之正朔也，以觱發栗烈之氣候驗之，可見矣。夏正周正同見一詩之中，可見月數之未嘗不改矣。蔡氏不改之說，恐不如朱子之的，當近代惟陳定宇張敷言之論最為分曉，故備其說于後以俟知者之折衷焉。

陳定宇曰：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于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為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為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為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為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為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于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于卯辰之月，乃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尢明白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註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煖之宜，則惟夏時為然，夫子欲行夏時，蓋答顏子使得為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為歲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為次日，子月豈不可為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為春之說陷於一偏明矣。張敷言改月數議曰：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攷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于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哀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攷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為寅月起數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于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夫正朔易其服色，殊其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為正者矣，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矣。蔡氏以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冕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為如何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晉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之言乃獻公之世，是時篡國日淺，二軍始備，晉文未興，齊桓尚在，雖嘗滅霍滅耿，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敢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為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按張氏此說與陳定宇之說互相發明，甚善，至於商書再言十二月之辨，尤可以補陳氏之缺，故備錄於此云，或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夏商西周之時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又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商雖以丑月為正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愚竊謂以蔡傳推之，固是如此，然敷言之說似亦有理，所礙者即位之年不當稱元祀耳，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在伊尹而有之此，是以周之禮証夏商則然耳。然三代之禮至周大備，烏知自周以前亦皆如周之制乎？舜禹即位以孟子推之，當在堯舜既崩三年之後，不知踰年改元之禮將朱均行之乎，將虛其年數俟，舜禹即位而後行乎，是固不可考矣，其他夏商以前禮有不如周之大備者，何限政恐？夏忠商質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備事固未可知也。蘇氏推周制以律商，亦猶顧命中，推春秋之禮以議召公者，相似召公親與周公，同僚為周公所敬信知禮，乃不得如蘇氏耶！正恐蘇氏以後推前，皆未得為至當耳，蔡氏引春正為不改月數之証亦是以後推前，其得失張敷言已辨之矣，愚奚庸贅

或又謂：因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數。周東遷以後，則然春秋所書時月以事考之的于子月起數意者，平王于遷洛之後，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數以合之焉，愚竊以為蔡氏主不改月數之說而為春秋所礙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為此說蓋欲為蔡氏剔撥此礙，會諸經而定為不刊之說也，但此事須得先秦古書為據，方可以決數千載之疑，而取信于來世，今皆無之，而但以意者平王之言發其端殊，未得為定論也，且以夫子之聖能言夏殷之禮，尚以杞宋無徵而不敢從，況今并杞宋之屬無之乎，然則雖有夫子之聖復生于今，若無証據恐亦不敢以意言平王示有所革之事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見其獨有志于此一事耶？若唐宋以來，儒者有此等議論皆是臆度附會，不足引以為據也。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氏傳云：秦建亥矣。云云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起數矣。

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矣，安在其為建亥乎？

按周亡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于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于天下，民間私稱已皆是以寅月起數，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既不得為時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謂周正者乎？然則秦所謂冬十月者，是因民間私稱夏正而書之無足疑者，此于周改月之說自不相礙，不足以為據也，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書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傳云云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冠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于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尢為無義，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煖，固不待辨而明矣。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于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麰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也，今如何哉？然麰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矣，麰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按四時改易冬不可以為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辨，但以夫子行夏之時之一言証之足矣。夫時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數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言甚明，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顏子問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當時所行未必是夏時也，未必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于夏時者，則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時為哉？餘則陳定宇之言備矣，至于鄭氏箋詩蓋亦不知民間私稱，只是夏時而例，以時王之制律之，故至此誤耳，蔡氏非之誠是也，若以張敷言史冊所用，民俗所言二說例之，則不待多辨而自解釋矣。蓋詩為詠歌之辭，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數者，不特臣工一篇為然，正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鄭氏必欲拗以從子月，固誤蔡氏又欲援以為不改月數之証要，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餘則前辨已詳，更不再述。

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傳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

按二孔林氏皆以一月為子月，蔡氏不從其說，竊意一月便是子月，無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時方舉事，商命未改，時王正在丑，周家雖因國俗紀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書前事亦不容因後改前，失傳信之意也，與七月詩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書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見者，亦非一處，若如皆以寅月起數，與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則是惟夏為有正殷，周雖改正朔而皆無正月之名，烏在其為天正地正建子為正，建丑為正也，

陳定宇又曰：愚按蔡氏傳于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為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証。以前漢律歷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亥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月癸亥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以驚蟄為寅月中氣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朢也，是月甲辰朢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以節氣証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

按漢志雖非先秦古書，然終是近古可信，較之陳寵，傳則此尤為近古，皆非唐宋以來諸儒臆度附會無所証據之，比讀書者，宜有取焉。竊嘗又按易臨卦象辭有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為自子月起數，當是今六月，遯卦雖本義兼存，或說是今八月觀卦之說，于右終是不如主前說之力，況前說勝後說，又朱子平日解經之通例乎，兼語錄答學者之問，又只主周正，可見愚竊以為臨象元亨利貞與有凶，皆主陽言以二陽上進，凌逼四陰，故其亨在陽，將來諸爻盡變，則二陰長而四陽遯，故其凶亦在陽，況臨觀與遯三卦皆就陽爻，取義名卦陽浸長，則為臨陽退避，則為遯陽在上示下，則為觀然，則退避可以有凶言明矣，觀雖亦是陰長陽消之卦，然聖人扶陽抑陰，固已別取義名卦矣，不應于此，又指為有凶也，然則八月指遯而言明甚，卦辭是文王所係，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數者，亦猶先公一之日二之日紀數也。

右正朔月數，改與不改之說自孟子以來，千五六百載，諸儒無有定論，近代陳定宇張敷言之說，議論援據似覺平正確實，雖未得為定論猶為彼善。于此愚深信之，而同志辨詰紛然酬答，不暇近得月數因革觀之則知鄉也，同志所辨詰者，盡在此矣。暇日褒集諸說于一處，仍疏己見于後，以就有道而正焉。

程端學春秋本義春秋綱領

《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犬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公孫丑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曾西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董子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又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三尺之童子羞稱五霸，謂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春秋無達例。

杜氏曰：春秋不以日月為例。

王通氏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取衷矣。

韓氏曰：春秋謹嚴。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霸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為君弱臣彊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夫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歐陽氏曰：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應天順人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後世以史視春秋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亦窮理之要，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

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

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龜山楊氏曰：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

又曰：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

康侯胡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子發明宗旨，以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斯文之興廢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善自此可勸，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

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跡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戴宗周為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霸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之失德，寵賂益章，然後陪臣執國命，秦楚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致此極耳。仲尼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於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鑒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

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眾目有條而不紊。

呂氏曰：春秋之書凡以使克己復禮而反人道之正云爾，毫髮不合於禮則於心術之微，必有不得者，惟能自克以義而求合於禮，則心廣氣盛，其終必可以至於聖人也，此春秋之所由作也。

夾漈鄭氏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

又曰：春秋正義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

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春秋本明道正義之書，今人止較齊晉霸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春秋是末後事，惟理明義精方見得。

黃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為志此，其為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為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為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也？春秋弒君弒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曉況，又於褒貶生凡例邪，理無定形，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敕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為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也。

朴鄉呂氏曰：春秋之作何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之聖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壅者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轍東王跡熄政教，失俗敗壞，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義利之無別也，真偽之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弒君，子弒父，強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為盡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絕也，於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書尢為深切，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君臣之義或未明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君臣之義，魯史所書其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真偽之溷淆也，吾析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將微，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成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為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雎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為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恐夫人之議己，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也，惟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為，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己於莫我議之地，既幸而上無明君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而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為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為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為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幾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世道衰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其間，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主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與來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聖人因而明之，則固有犁然當乎。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固將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孟子斷然以為有一治之效，蓋真有見乎？此夫使先王之紀綱法度既已蕩然不存，天子之禮樂征伐既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僅不泯者，獨有人心，是非之公理爾，而又顛倒錯亂，貿貿不明，則三極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以存乎？此固春秋一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說遂以為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夫謂天子之事止於制，賞罰之權而綏猷修道之責，乃不暇問，則是劉漢以後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為是說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謂天子之事者也，彼徒見夫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不書氏於是為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褒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褒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賞罰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己，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為是也，非以私諸己也，夫子以魯有可以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賞之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之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祚嗣也，賞罰之權夫子不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為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固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扺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為之論意欲尊聖人而實背之，或謂春秋為聖人變魯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謬妄之論，其大要則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為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于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為傷教害義，於是為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又曰：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卒。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子，或書侯，或書伯夷狄。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事而前爵後人，或一行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有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於內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不日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則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弒逆之人，故貶之，滕子紀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侯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公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王，則尤謬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弒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公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公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刑賞之權，天王自能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荊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也，崩薨卒弒葬郊廟之祭，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時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則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必書名者皆貶，而書字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日月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固以是為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土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其閱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日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災，餘之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為無備，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于書日見之然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荊再書楚，已而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吳人已而書吳子，於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柔溺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於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則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霸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霸主，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褒貶也。學者必欲于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為之說，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也，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為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春秋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弒則書弒，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愚嘗深惟春秋之義，竊以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王以明正朔之所自出，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衛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許止不嘗藥而經曰：弒則非不嘗藥矣。於夷皋之弒既歸獄於趙穿，而經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掩矣。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經曰：殺正討賊之名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者，則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一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為春秋？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有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讎未報也，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修扞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家無復事矣。即此一篇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絕望矣。由是而上則為西周，而下則為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橫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為會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恆執其君，齊自是為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入戚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魯國東方之望而奔走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霸而今也霸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為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為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以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隱桓之春秋，霸主未興之時也，莊閔之春秋，霸主未盛之時也，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於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霸主矣，霸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霸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霸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之跡熄獨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霸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霸，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足以嗣文公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霸，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霸不競，蓋至於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再會于虢，於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諸侯無主盟者矣，天下之有霸非美事也，天下之無霸非細故也，天下無霸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跡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霸業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荊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於後則名字著於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名氏也，於後則有生而賜氏者矣，始也。諸侯盟諸侯，於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於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於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於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扺愈趨愈下，愈久愈薄愬之，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沿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學春秋者捨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近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惟其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惟其出於經生所傳，故雖近於理而事多謬，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勢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言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之為愛君，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荐食上國，齊桓出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正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文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為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為觀裸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事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也，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者，然左丘大旨多與經戾，安得以為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氏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於孔子之後，說者以為與聖人同者為左丘明，而傳春秋者為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者，其所述事多是采之傳聞，又不親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略其事而觀其理，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眾，此尤致知者之所以當明目而深辨之也，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啟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為辭者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也，而公羊則以為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為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弈棋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為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僭上卑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為仇，為人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詔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為害，豈不甚於敘事失實之罪哉？故嘗以為公穀左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為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舉其一二而何休之，謬為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而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公羊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何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之王滕子先朝，故褒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何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何休又從為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於群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之兄弟，而薄於父之枝者。未必不斯言啟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其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為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不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義，則曰：王者不治戎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中外之分，乃謂之不治，戎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之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弒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何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與怨氣所致。凡而地震山崩星電雨雹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為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為之說，春秋記災異而其說不書，曾若是其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公羊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為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也，何休公羊之罪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