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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九十三卷目錄

　春秋部總論十一

　　明趙汸春秋師說〈論春秋述作本旨　論魯史策書遺法　論三傳得失　論古注得失　論學春秋之要　經旨舉略　王正月辨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義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　春秋指要〉

經籍典第一百九十三卷

春秋部總論十一

明趙汸春秋師說論春秋述作本旨

前漢《藝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澤，謂此篇敘孔子作春秋與左丘明觀國史之說，大概得之，又謂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此說尤當，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太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為，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

夫子見周衰紀綱廢壞，平王以下王室遂微，自此伯者迭興其勢盛彊，雖桓文有輔翼尊周之功，然為義不盡寡弱王室，計其一時之盛，雖若可觀，然大抵苟且一時，誠不足以善其後，是故齊之伯也，釋晉里克及魯慶父弒君之罪，而不誅君臣之道，遂以陵替晉之伯也，削王室之地，召王于溫，而使諸侯朝之名分之壞，孰有甚於此者？襄公以後雖數世為諸侯，長然觀其施設大抵皆緩篡弒之罪，縱人臣之惡，開禍亂之門，逮其末世，釁起蕭牆堅冰已至，於是韓趙魏知氏力敵而分晉之兆乃成，田氏得志於齊而篡弒之惡已著，魯之公室亦遂衰微，大夫失權陪臣執命，推原其弊之始，雖欲不罪，齊桓晉文得乎？觀齊晉之寬，縱不討弒君之罪，後之子孫亦因此而亡，則報應之理曷，嘗不明利欲之末流，其害如此，嗚呼！齊晉之事既已莫救而來者效尤不已，天下之大有臣無君，禮義消亡，風俗頹弊日趨日下，莫知所止，聖人憂焉，遠則激於陳恆，近則傷於麟獲，雖有變魯至道興東周之志，而未嘗有一日之權，是以不獲已，而觀乎國史以作春秋書既成，而亂臣賊子懼焉，則其效驗著於當時，而功用行乎百世，禮以濟其怒，仁以行其權，用大智而天下後世莫能知其心，即堯舜之心，其事近乎？湯武之事不動聲色，而使讀者莫不敬懼，心服不言而化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揭綱常於一朝，敘彝倫於萬世，方諸湯武顧不盛歟。

周自平王東遷微弱不振，至孔子時微弱已甚，孔子雖聖人，然在當時不過魯之臣子，周之陪臣也，憫周之衰而拯救之，故託魯史以明大義於天下，遵周之法而治周之諸侯爾，吾觀聖人拳拳於周室，常有興東周之心。學者當虛心以求，而後春秋之正說可得而伸也，史紀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孟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謂無其位而不敢當，故謙辭也。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至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澌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是看春秋之要，孔門高弟惟顏曾學力已到庶幾可與權者，此外如有子亦頗知通變，游夏雖高弟卻恐未及春秋兼正變，然大抵變多於正，多是從權，故非聖人不能作，非孟子諸大賢不能透徹，公穀費盡心思無大益也。

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為一貫也。春秋如正例變例之實，此是澤破近代諸儒春秋不用例之說，三傳皆用例，雖未必盡合聖人，然不中不遠近時說者，則以為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則夫子作春秋止是隨事記錄，止如今人之寫日記簿相似，有何意義，惟其有正例變例，方可推求聖人本意，且如某年某時某月某日，某國某人滅某國，此分明是惡其以無罪滅人之國，又如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此人雖有罪，然是公族，觀聖人之意是以恩錄不以罪殺恩，所以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亦是以二子，故此是變例，如此看方稍得聖人之心，若說聖人止備錄，使人自見，則但是史官皆可為，何以見得春秋非聖人不能作？又嘗見近世作宰相者，用人之際不肯拘例，曰：若用例則一堂吏亦可為宰相。此說固是，然亦偶遇可以不拘例之人，則可若一切皆不用例，則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可無例亦猶是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夫子感麟之出，不以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又傷己之不遇，無以自見於世，乃據魯史而作春秋，以治亂臣賊子奸名犯分之罪，其夏適有陳恆弒簡公之事，夫子若釋而不問，何以誅姦凶於既往，遏亂賊於方來乎？所以雖已致仕，不敢憚煩特重，其事沐浴而朝告於三子，請正討賊之義，魯之君臣雖不從，然亂臣賊子始知所懼，而後討賊之義例始定，然事雖不行而為惡者已知所懼，惴惴焉，亦惟恐人之議己是，夫子一告之頃已足以匡天下之亂矣。此沐浴告君所以為二百四十二年討賊之義例也。

陳恆之事，魯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魯眾加齊半之說，蓋聖人德義雖孚於人，然亦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得全然不論兵力，故當斟酌事情與彊弱之勢以告君也。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修《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則是此書成得年歲間而孔子沒也，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蓋此書亦難以泛然視人想夫子沒後，弟子方見之。

論魯史策書遺法

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為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為說，若左氏所說，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贊者，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

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說大抵春秋時史法頗難為，史官者亦只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法，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只當用史法不可模擬聖人也，胸中權度不如聖人，則予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為得體，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後者，所以撥亂也。

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證百出，弒父與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限既踰無一合於古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若非聖人刪修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穢雜而無所折衷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

凡史官書法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如趙盾之事以法言之，則穿為元惡，盾若不知情當只坐中途聞難而復不討賊為罪，然此罪亦已應誅，蓋元惡若與盾，非族黨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跡亦當與知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黨，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況庇而不誅，則盾與穿同惡同罪矣，以位言之，則盾為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為從父，是固不可得而末減者，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為國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不論知情與否，皆同弒君，書穿則盾之罪不明，書盾則與穿同論史法，與論刑其實亦不大相遠也。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爾。無有伐國，滅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即位，是先君失禮，為魯亂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卻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說，澤嘗謂此處是看春秋緊關，若透得此關，則春秋甚易，說不透此關，則縱饒說得好，亦多是彊說而已。

說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據經文也，若專據經文而不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史者事也，經者理也，先儒於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總其要歸其於史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

論三傳得失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則丘明作傳，在高第者則一再傳，而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間有訛，在高第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而論之則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間有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是經雖存而實亡也，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故舍事實而求經，自公羊穀梁以後又不知其幾？公羊穀梁也，然則春秋之道，何時而可明耶？

左丘明或謂姓左丘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澤，謂去古既遠，此以為是彼以為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則夫子修春秋，蓋是遍閱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於諸國事已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太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況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為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蓋不過時歲間耳，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如是之速哉？竊謂夫子聖德已孚於人，魯之春秋雖史官亦知其舛謬，非聖人莫能刊正，是以適投其機而夫子得以筆削也，觀夫子與魯樂官論樂，則知樂之所以正，亦樂官有以推贊之，又或出於時，君之意亦未可知也，然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特，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以示學者，則雖高第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則雖亦未能盡得聖人旨意，然比之於不諳悉本末者，大有徑庭矣。故竊獨妄意從杜元凱之說，以為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雖識見常不及，然聖賢大分亦多如此。

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人是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閱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

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為戰國時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時文體，戰國文字麤豪，賈誼司馬遷尚有餘習，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時文字耳，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豐潤頗帶華艷，漢初亦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其列於學官，最後大抵其文字近禮記而最繁富耳。

後漢書成於范曄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意思，堯舜三代之史成於司馬遷，便有秦漢間麤豪意思，若以為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書戰伐之類，皆大與左傳不同，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所無如將軍字，亦只後來方一見，蓋此時將軍之稱方著耳。

臘字考字，書別無他意，只是臘祭耳，從巤者，蓋取狩獵為義，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如三王之王不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為有天下之稱也，後儒不深思則謂秦始稱臘，學者便據此以疑左傳，此何可信哉？韋昭謂古車字音尺奢，無居音，其誤皆類此，戴宏序春秋傳授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據此則公羊氏五世傳春秋，若然則左氏是史官，又當是世史，其末年傳文亦當是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理或當然。

穀梁如蔡人殺陳佗，曰：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又如二年，宋督弒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類皆是用測度之辭，蓋是當來得之傳聞不曾親見國史，是國史難得見之一驗，又公羊是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訛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是有傳授，然自傳授之師已皆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非史官則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公羊襄公元年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與穆姜則不知其為宣夫人歟成夫人歟，他如此類甚多，此乃不見國史之明驗，故二傳事多不可據。

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為楚人，此執一偏之說，而未嘗虛心以求故也，凡作史必須識大綱領，周雖微弱終為天下宗主，故當時作史必須先識周事，其次莫如晉楚國大而各有所屬，若得晉楚之事則諸國之事自然易舉矣，然晉楚之事詳於周者，蓋周室微弱，號令不及於諸侯而事權皆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也，他國如齊、如鄭、如宋、如衛事亦最詳，齊是魯鄰，鄭亦同姓，事關齊晉楚諸大國，宋是先代之後，衛是兄弟之國，交際之分深，故事亦最詳也。如秦、如吳事頗略，後來吳事稍詳者，漸以彊大侵陵中國，而魯常與之會盟故也，當來丘明作傳以明孔子之經，若不博采諸國之史，則此傳何由可成？今卻以為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嘗深求其故，祇見其可笑耳，今止以晉楚之事言之，則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及趙武屈建公子、圍為宋之盟均載晉楚之事，辭意之間多與晉而抑楚，而晉自文公以後，世為盟主，其與諸國盟會事最為多，而謂楚事最詳，其亦不思之甚，凡疑左氏他說似此甚多，然亦不足深辨也。

說春秋者多病左氏浮誇，然其間豈無真實，苟能略浮誇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者，亦自不少也。學者最忌雷同是非，世人多譏左氏而澤於左氏，往往多有所得，故不敢非之。

左氏傳中後人見其有乖忤處，多不信其傳，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惟不知左氏，亦且不知經。

魯隱公不書即位，穀梁謂之讓桓不正，左氏以為攝而不明，斷其是非然既謂之攝，是有先君之命非諸大夫扳而立之也，應立而讓，則謂之讓，不應立故謂之攝。桓母素貴稱夫人，故也，惠公晚年再娶雖是失禮，然須是有王命，然後可以成其為夫人，所以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室，知有仲子者，是將娶之時，已請命於王，王之此舉雖亦失禮，然乃是為桓公之地，以見桓母素貴，則桓公當立耳，又據左氏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如此則惠公已立桓公為太子，隱公之立不過承父命，攝以奉桓，安得謂之讓哉？

宋武公生仲子以手文之瑞，故魯欲聘為夫人，然惠公前已娶孟子蓋已數十年，及晚而再娶仲子，既不可有兩適，又難同姪娣，又非是待年於父母，家當時宋人蓋要魯以為夫人，魯之娶仲子蓋已先告於天子，若不獲命則宋人必不與，天子既許魯乃以夫人禮聘之，則仲子必素貴，與隱母不同，此雖失禮然卻是事之情實，何休以為隱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此亦非是隱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禮，再娶耳既娶而生桓公，未幾而惠公沒，隱公之攝實出於先君之命，使之攝而俟，桓長傳稱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夫桓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則隱公之攝乃父命明矣，然則隱雖欲不讓，烏得而不讓乎？又宋魯為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此何故也？豈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內有國人歸嚮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之也，而況隱之志本能讓乎，穀梁以為讓桓不正，此不知當時事情，若在當時必導隱公為亂，非殺桓公母子不可得國，而隱亦終必不免，此穀梁春秋開卷第一義最謬者也，若從左氏公羊則合事情而隱之賢終可取。

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達禮之變，而亦不知當時事情，儒者生於後世而追斷古事往往不合者，不達事情，故也使穀梁生於斯時，則親見當時國人之情，知惠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實為能遵先君之命，則自不敢如此說矣，若使穀梁生此時見此事，而左右隱公使之自立，則是導人為不義，此說一萌，不論事之濟否而隱公讓桓之美意壞盡矣，故儒者若欲追論古人，必若身親見之親當之，則自然合事情而無過論也，聖人所以異於人者，蓋雖一切以禮義為斷，然未嘗迂遠而拂事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禮經之言也。

公羊以尹氏為譏，世卿說春秋者，往往從其說，而深闢左氏之妄澤，以為經所書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創書，凡史書之法告，則書假令果是尹氏，則所以得書於魯史者，以其來告故也，豈有譏刺之意哉？夫世卿固當時之弊，然其來已久，推而上之，則堯舜夏商亦皆然，但側微者，亦達隱德者，必彰不純用世家耳，世卿之弊極於周末，人情亦皆厭之，故有譏世卿之說，然春秋治奸名犯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周之世卿，則書一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譏刺之意，豈不深險之甚哉？

古策書之體甚嚴，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便須考究尹氏名某，既是周之卿卻為何官？與魯有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載於魯之史策，既已不知來歷，又何以知其為譏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嘗與先君惠公有盟會，故本以名赴而變文書氏以譏之耳。曰：二百四十二年，策書之薨卒，惟夫人書氏即無男子，書氏之例婦，人所以書氏者，所以別同姓。若魯昭公吳孟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國，故婦人以氏為重，其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來赴，只應曰：某官某卒。若曰：赴以尹氏而不稱名。則決無之，若曰：赴本以名。而夫子特改稱氏以譏世卿，則是夫子始變動赴告策書之制，〈闕四十字〉公羊穀梁不見國史，故所載之事與左氏不同，亦多是臆度之辭耳，公穀之訛本非容心，蓋不見事實而得之傳聞？亦無足深咎，但後之學者既見左傳事實，則當依據而諸家說者，乃更採二傳之事以釋經，如尹氏卒夫人子氏薨是也，夫所謂尹氏者，謂天子之大夫書此者，所以譏世卿也，而不知當時國史本無尹氏卒之事，又世卿周中世以後之通弊，亦非朦朧書一尹氏所能救，聖人褒貶之法，豈若是深晦不明之甚哉？所謂夫人子氏卒者，穀梁以為是隱公之妻，不知左氏據國史子氏實非隱公之妻，所以知其非隱之妻者，隱公當國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為君，故史不書即位，改葬惠公，公亦弗臨衛侯，來會葬亦不相見，蓋皆承父之志為桓公之地，既已如此無緣卻以夫人禮喪其妻，又況惠公斷無為子娶宋女之事，惠公在位久，故先娶孟子後娶仲子，以其是國君故也，隱特庶子耳，何得與父皆娶宋女乎？故知說春秋者，當據左氏事實不當更惑他說，所以知尹氏當作君氏者，蓋此是省文法猶曰：君之母。夫人某氏云爾，既不純用夫人禮，本難以書而又以君故不可不書，是以變其文而書法如此，所以知夫人子氏薨，當是桓母者，惠之末年再娶仲子，惠公之薨，仲子猶在，仲子素貴，當時臣下皆以君位當屬之桓公，故隱公攝以待桓公之年長而授焉。此三傳所通知則仲子之卒，理應書之史策，無沒而不書之理，若據公羊以為是隱母，穀梁以為是隱妻，則仲子之卒不見於經，是隱傲然自以為君而黜桓，不得為讓國矣，若據左氏則惠公末年失禮再娶而生桓公，未幾而公薨，蓋遺命使隱公攝而俟，桓之長隱攝之，明年桓母卒，隱將成桓之為君，故於桓母之卒，用夫人之禮，及免喪，則考仲子之宮而初獻六羽焉，此最為可信可據，蓋由公穀不見國史未足深怪，後之學者既通考三傳，則當有所決擇去其害義者，豈可故從不根之說，以瀆聖經乎？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若據經文有何意義？及考左氏然後知經文乃是罪齊，凡左氏有益於經，皆此類。

春秋難通者不一，只如單伯送王姬，經文與二傳亦不同一，以為送王姬一以為逆王姬，又據左傳則單伯是天子大夫，據二傳則單伯是魯大夫，魯使之逆王姬也，此一事經傳皆異，但左氏見國史，則魯實無單伯，實是周大夫耳，然書單伯送王姬在前書築王姬之館於後，卻又似是單伯逆王姬，為是逆而後築館焉，於事亦似順，此春秋所以難說及思之積一二十年，然後知左氏經傳為是，此處頗有曲折，留以為諸生學問辯難之地。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闕文。此杜氏之失也，不稱姜省文從可知耳？又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為已甚矣。此語亦失之哀姜，以淫亂致慶父之禍，兩君遭弒，國幾於亡，魯不能容出孫于邾，安可聽其稔惡不討乎？般及閔公皆其子，子無討母之理，然則權其宜當屬之齊故，齊人殺哀姜不為過，凡左氏之失類此，然其事卻可據，不可因噎而廢食，斯善讀左傳者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曰：譏以妾為妻穀。梁傳曰：立妾之辭。三傳所說不同，當以左傳為是，二傳揣度不足據也，案左氏哀姜私于共仲，共仲因此遂欲自立，及共仲弒閔公，故哀姜孫于邾，齊人殺之而以其尸歸，故僖公立而請其尸于齊，以葬，此皆事之情實見于經傳者，具有血脈，但夫人雖得以禮葬，然於禮典不應入廟與享，及八年禘祭，遂以夫人與享于廟，因致之于莊宮。左氏譏其非禮者，為其不當致而致，違周公之禮也，夫夫人之薨焉，有不在寢者，不在寢非姦，則亂，故絕之使不得配先君與祭享，此聖人所以正家謹禮，垂訓于後，而僖公以區區之仁違禮犯義厚則厚矣，其如先君之禮法何此事本末甚完？不可更從他說。

左傳趙盾事首尾皆實，惟越竟乃免，語意不備，故學者多疑之，若曰：越竟〈闕二字〉乃免。則語意備矣，又趙盾之罪與欒書中行偃不同，書偃親為弒逆，然經卻又只書晉弒其君，又不曾書討弒君賊，當〈闕二字〉莫是書偃為政而別不曾討賊，則弒主非書偃，而何此等處？雖欲不信左傳亦不可也，若歐公只據經文，則書偃得免於弒君之罪，如此卻出脫了多少惡逆之人澤，於此等處用功數十年甫乃得之，須俟一部春秋筆削本旨成，而後其說乃定，今固未可盡發其機也。左氏罪在甯氏之說，澤數年前猶深闢之，以為甚贅及後豁然，既有所悟然後知其謬誤，乃在澤不在左氏，然則讀書而不深思乃率意譏議古人，大不可也。公羊傳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公羊此處有斷制，亦看得稍活不窒滯，凡春秋最難明者，是篡弒穀梁陳，殺其大夫洩冶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澤謂穀梁此例則不知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及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晉殺其大夫里克，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崔杼，不知如何分別，此春秋所以難說。

春秋所以難明者，蓋春秋是事易涉訛謬，今同居一城府，城東之事城西忽爾妄傳，況於春秋列國事最繁，傳聞者有遠近詳略真偽，或雜以好惡，即乖其實如齊東野人之流，蓋不一而足也，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間卻有老師宿儒相傳之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辯之亦易也，較之左傳記事有本末，真可以發明聖經，則相去天淵矣。

春秋當詳考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而三傳去聖未久已多異同，如魯隱公不書即位，左氏公羊以為是攝穀梁，以為讓桓不正三者，所見各不同，君氏卒左氏以為隱公之母，二傳以為天子之卿，夫人子氏薨一以為惠公妾母，一以為桓母仲子，一以為是隱公之妻，遂使三世母妻不辯，汨亂人倫說。春秋之最謬未有甚於人倫不辯者，僖公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一以為立妾母為夫人見廟，一以為哀姜有罪既沒不得入廟，故因大禘而致之使得與享，一以為僖公立妾為妻因禘而廟見，蓋此一事或以為生，或以為死，或以為妾母，或以為妾妻，或以為適母哀姜，其間非無正說但為曲說所蔽耳。

據凡例考國史說，三叛人名之類，此左氏有益於經，舉大義，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經。

公羊名義亦多，如七缺之類不可廢，所謂七缺者如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澤舊未見，此說卻頗與之合。

晦菴言：春秋制度大綱，左氏較可據，公穀較難憑。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又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

朱子說三傳以為左氏見國史，但義理未明，公穀大義正，卻未見國史，此言最要切，又蘇子由教人讀左傳，只是據其事實而以義理拆衷，此亦最為簡當，學春秋者不可不知也。

論古注得失

杜元凱作春秋經傳集解之外，自有釋例一部，凡地名之類，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經師，遞相傳授所以可信，而學者開口只說：貴王賤霸，內夏外夷，尊君卑臣。如事物名件地理，遠近風俗，古今之類皆置不問，如此則焉往而不疏謬乎，近嘗見一家解叔孫豹救晉次於雍榆，謂是譏其遷，延次宿不急於救，若澤解此事，便須先考究雍榆地屬何國，去晉魯遠近幾何，凡師出裹糧所經過之國，勢須假道告以救晉之故，又當考究當時救晉者有幾國，今經皆不書諸侯救晉而獨魯遣豹次於雍榆，豈得以遷延不救為罪？且夫救晉者獲貶，則安居坐視者率皆可褒乎？其非經旨決矣。推變例以正褒貶，信二傳而去異端，此杜元凱所得可以為法人卻去了義字，只說元凱以例說，經亦可歎也。

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背違經旨處，然穿鑿處卻少，如說春秋二字，云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如說東宮二字，杜氏卻云太子謙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他人於此等處，必不取然澤卻取之者，以其說簡質正大，有所包含非穿鑿之比。杜元凱信左氏澤亦只是信左氏，但立意卻微有不同，亦只是毫釐之差，中間卻有大相遠處，年四十時周正之說已分明，至四十五六春秋忽大有所悟，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杜氏遂分春秋之事以類相從，推之以合此五者，然不知有一事而備數義，杜氏蓋未之思也，凡此皆拘滯而失春秋之大指焉。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此是予忽也，予忽正也，世子則明當為君，明當為君則突之彊暴篡奪可見矣，杜氏以為貶忽非也。

魯僖公夫人姜氏，杜氏以為是齊桓公兄弟同出於齊僖，據傳則僖公即位之初，距齊僖之後四十年矣，元凱何不思之甚歟？若以為是齊襄公女，則於適母哀姜為妹，父子同娶於齊襄，亦恐無此理，若以為是齊桓女，則於事體無嫌，何故？經傳皆不載其事，又況齊女素貴，魯若無慶父之難，則僖公不過庶公子耳，彼豈肯嫁庶公子乎？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說者，遂謂立妾為妻，其誣罔甚矣，夫姜者齊姓，僖公既未嘗娶於齊，何故有姜姓娣姪立以為妻乎？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則昭以前皆須請命於周，無立妾之事又傳稱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如此則謂僖立妾致廟以當廟見者，豈非誣罔之甚哉？曰：然則此夫人姜氏。兩書於經為誰女也，曰：去古既遠，雖無明文可憑，然以意推之疑是子糾之女耳。子糾死而其妻孥在魯，僖公為庶公子，年長故得聘其女焉，事既在前經傳，無由得見，然則姜氏自與齊桓為讎，但僖公卻又與齊桓共修霸業，以翼戴天子，所以同會齊侯于陽穀，又會齊桓于卞，以桓公是叔父焉，可無勞為其有讎怨，故須久而後見，此固無明文但以胡文定推論，哀姜事例之則有可信之理耳，蓋春秋是事須先考，事實而後可以求經旨，若不得其事之實而遽欲評論是非，則如杜氏之詳密，亦不免於誤也。

魯十二公惟莊公成公是適，然獨莊公經傳皆見成公，則經傳皆無明文，但據杜氏以穆姜為成公母，穆姜是宣公夫人，則成公當是適然，經既不書成公之生，則杜氏之說亦未可據也。又陸氏作音義十二公，惟成公不書母氏，蓋經傳無所據故也，然又有說春秋諸侯會盟征伐多故設令，是適長而始生之時，君或在外亦不得行舉子之禮，此又以事情知之。說春秋如杜預范甯儘精詳，蓋猶是推究書法有所憑依，特識見尚有未到，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近世說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意，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獲麟解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詳其說亦只謂孔子書狩於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於夏時為冬，故書狩，夫以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緣此年不書王正月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据周正以解，公羊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立異論之一者，又案何氏云：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衍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觀何氏此說，怪誕穿鑿則無怪，其於春秋之終，而謂孔子改周正也，然何氏亦只謂此一年耳，而近世說春秋者，遂謂周不改時，又謂二百四十二年皆用夏正，大失聖人尊王之旨，豈非何氏作俑之過哉？

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以為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范甯序謂穀梁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甯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澤謂鄭君之說雖或未備，然大抵卻是委曲，推究與近世說春秋者，不同范氏讎無時而可與通之說，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實而失之執滯也，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霸諸侯四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魯亦常在其中，卻如何說夫鳥獸行殺桓公者，齊襄也，齊襄之罪，王法所當誅，王室既不能誅，魯力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為國人所弒，則魯又如何欲遷怒餘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聖人蓋恕魯力之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仇通故已，屢書而致其意矣，及讎人貫盈而自罹於禍，國內無主，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凶亂則亦庶幾可以雪恥，此實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第失事機故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若如此看則春秋始可通而無執滯矣。

論學春秋之要

晦菴言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或問於程子曰：左氏可信否？曰：信其可信者。朱子亦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又曰：三傳唯左氏近之。蓋疑之中又信，信之中又疑，據澤一得之愚則須全信，左氏事實而闕其浮誇與義理錯誤處，而後春秋可說，此乃簡要切實之言，若且信且疑，則無益矣。然杜元凱深信此書而亦未見有以踰人者，此則理學未精之，故今生於河洛考亭諸大儒之後，理學明矣。若以此而學春秋，更用丘明元凱之功，則經旨自應卓異，然伊川晦菴於此一經乃未嘗有成說者，此則不曾用得丘明元凱工夫之故，蓋用得元凱工夫只可到得元凱，用得丘明工夫只可到得丘明，自有等第，及已到得丘明去經旨尚隔數程，到此卻只須虛心靜定涵養，然後聖人之心乃可得見，及其得也，則凡一切要妙之義，不論大綱小目皆不出程朱平日討論意思中，而其事跡亦不過據左氏見在之文，未嘗有所移易變更，而義理自然的當精妙，今學者舍鄙言不肯從事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也。

學春秋只當以三傳為主，而於三傳之中又當據左氏事實以求聖人旨意之所歸，蓋於其中自有脈絡可尋，但人自不肯細心推求爾。

春秋書法須考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事同而書法異，書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處，大抵先於夫子未修春秋前觀之，然後沿流而下綱，舉目隨無不脗合，若只從隱公以後求之宜乎？多所不通也。

春秋本是記載之書，記事而提其綱要以著得失明大義也。學者只當考據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然自三傳已有不同，難以歸一，至於近代各信所見視三傳甚輕，故晦菴先生不信諸家傳註而亦自謂春秋難說，決意不解此一經，澤一得之，愚以為眾說雜亂難信，誠如晦菴之言，然若遂以為決不可通則亦太過矣。蓋短中取長，未嘗不可，今若於左丘明杜預上更加向上工夫，則考事既詳義理分明，亦焉有不可通之理？澤既積五六十年之勤，一旦大有所悟遂通聖人書法，嘗謂物極則變，變則自然須復其常應諸經要妙不傳之旨，天地神明不欲使人知之，則無如之何，若天地神明一旦欲使人知，則澤適乘其機而悉得其說矣，蓋用工既深篤信聖人天理亦有時而復故也。

說春秋當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說春秋者，未之聞也。如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霸諸侯之時，魯亦未嘗如此，原其事情雖為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是為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為齊，而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即位皆遂之為也，一歲之間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為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此所謂以經證傳，亦復以傳證經也，此為說春秋要法。

左氏雖見國史，識本末，然所好惡與聖人異者常多。公羊穀梁大義雖有可觀而考事益疏，亦非可據以求經旨者。然三傳去古未遠，三家之註義例雖不同，然猶勝於近代，去聖久遠遂乃肆意創為新奇一切，汎濫不根之說者，故澤於此每用先儒取蘇子，由春秋說之意只據左氏事實，而參以公穀大義，其眾說不齊者，每虛心以求至當之歸，其不可彊通者則勿忘勿助，以待理熟而自悟，及其有悟則亦多在左傳中，而二傳亦時有所益，是以不敢輕毀傳註，嘗有言曰：讀書之法務要虛心，勿先以一說橫於胸中，遇有疑處亦且存留，不可遽執所見。如公羊穀梁最難看，蓋事訛錯而義理時有可觀，善者從之而可疑者闕之，久之事既順序而義理亦明，然後是非可定，古人最可取者，莫如鄭康成杜元凱，元凱於義理雖隨左氏而錯，然推校經傳亦最精詳，但得崇信左氏事實於經甚有功，學春秋者若不出於此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也。

說春秋當據左氏事實，而兼採公穀大義，此最為簡要。

杜元凱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此於春秋最為有功，澤之用工大略亦倣此，但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力加辯明，庶不悖違經旨，此所謂愛而知其惡，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學春秋以考據左傳國史事實為主，然後可求書法，能考據事實而不得書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據事實而能得書法者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只就史字上看便見春秋是紀事之書，學者須以考事為先，考事不精而欲說春秋，則失之疏矣。夫考事已精而經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史法要精熟，書法要委曲求合於中，近代解經不通遂作翻案法，如老吏整備文卷雖可照刷，其若情實何？

古人說春秋大意如公羊穀梁緊切數條之外，則太史公予聞之董生一段議論甚正，大無一語不好，又如左氏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及三叛人名之類皆理明義正，春秋大意亦自可知，但欲推究精密旁通曲暢，使筆削之指曉然，則前之眾說俱未得為完備，故春秋一經所以自秦漢以迄於今，未得的當之說者，正以此爾晦翁深知其故，每答門人以為不知孰為筆？孰為削？又公羊云：其辭則丘有罪。孟子亦曰：罪我者，春秋。今讀春秋亦未見得聖人許多擔當處，凡春秋所以難說者，晦翁此言已得其概矣，此是灼見，諸儒之病深知聖道不可淺窺，澤所以勤苦，四十年孜孜汲汲，晝夜以思者，不過為此而已，大抵先儒非是不曉大意，止是推測本原未盡，此經傳註已多，然只當以丘明元凱為主，卻更加精思，別用一種工夫上泝其源，下沿其流，游心既廣，冀有觸悟如此，而後庶幾真有所得，及見春秋本意之渾全，譬猶登泰山日觀窮咸池，扶桑以睹大明之升光煇爛，然萬象昭著而宇宙間雲霾物怪各已消散，若所見果能爾，則大義始明，而凡舊說之迂僻，固滯淺陋怪誕之說不辨，而自破靜，而思之，雖於民生日用，未有旦暮水火之益然，而教義亦已明白，真曠世之奇事也。

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所以如此說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辯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經史之辯既決，則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說異端不待，致詰而無所遁其情矣。

晦翁謂春秋所以難說者，如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看春秋便不見得何者是聖人所削？亦便不見得如孟子所言晦翁之說如此，澤謂如書弒逆直史所書是如此，聖人所書亦是如此，聖人與直史之功何以辯？若果無辯則直史所書亦可以懼亂臣賊子，何必聖人乎？如此推尋方有意味所謂直史所書與聖人同者，如趙盾弒其君，崔杼弒其君，二國之史已如此書，其餘諸國書法亦必皆然，據此則聖人果何以與直史異？如是推究見得春秋果是難說，則始能不惑於傳註，卻方別下一種工夫，庶幾看到的當處耳，澤之學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高且遠故難為，功今以其嘗涉歷者告人，人猶疑其誕謾也。

凡說周易春秋，既看傳註了須要換卻精神心術方可，若有所得自然觸機而悟其機括，亦初不離經傳中，但人自不見爾，正如周易先天圖在康節，看自然生出許多道理，在他人看只是見得伏羲，布置亭當而已，故凡讀書為最難，世人只是通其訓詁文義，於妙處實無所契，澤於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慮既極而鬼神通之，非妄言也。

說春秋所以難者，緣書法難考端緒亦不一，聖人又未易知，今說春秋若將二百四十二年通求其義亦未必能知春秋，若將一二十年書法通看亦未是知春秋，唯是上將一二事詳細推校，看到的當不可移易處，然後知春秋果非聖人不能作。

周易雖失，象學春秋雖失，書法然經傳中未嘗無端緒可尋，但人自不曾精探力索耳，若尋見端緒自然合得經旨，不患人之不從，故周易春秋廢墜尚有復之理，若禮則本殘闕之文，遇有疑難更難考據。魯隱公居攝凡事謙讓，故號令亦往往不行，如翬帥師是也，無駭入極，無駭卒，挾卒皆無氏，此皆謙不敢自謂為君，所以如此及無駭卒，則不可無氏，所以始賜之，故後來都無不賜氏之例，唯溺會齊師，然卻是貶，所以去族非不賜也，凡推春秋當如此。

凡看春秋苟能知其大意，正不必安，註腳所謂得大意者，如玩易必須曉卦象爻象，使之透徹及識其變處，則易之辭自然易曉矣，春秋是事卻須考事之本末，而照察其情，又須推原聖人所以作春秋，或筆或削之，指則春秋自然易知矣。

周易春秋是有繩墨規矩之文，不比他經學，二經者若知其有繩墨規矩，則始可學，此二經者若能探其旨，知其繩墨識其規矩，則雖不下註腳而經旨亦明，澤於春秋乃是逐事事比量，錙銖計較務適於中，用心既久始能純熟，所以後來說易又較易，蓋二書雖不同而聖人之心精妙則一，春秋方嚴而有溫厚者，在周易通變而有典常者，存圓融以求之，則理可得矣，昔張旭學草書見舞渾脫劍器，及擔夫爭道而大進，彼執技者猶有所感發，則澤因春秋而悟易以經，識經豈妄語哉？

澤說周易所以較易者，蓋是先於春秋已用過精神心術，所以觸機易悟。

凡諸經最難通者，周易象。學春秋書法二禮祭祀大典三者，其難實均以精微隱賾言之，則易難於春秋，春秋難於禮，以歷代事體言之，則禮難於春秋，春秋難於易，然皆聖人精神心術所寓，所以三者之中但通其一，則餘二者可以觸機而悟也，說經欲全通甚難，如易春秋須要全通諸家傳註最好者，只是藉作梯級更於傳註之上，別用一種工夫虛心以求，勿忘勿助以俟理熟到得確，然不可移易處則固滯始化，方是真得，然後可以旁及餘經，不然則固滯未化不可旁通也。

春秋所以難看者，蓋是大意不定，今欲如此主張，及至入其中又不知不覺錯了，大扺如看千門萬戶之宮乘，高以望盡，在目前巧思者觀之，便知其中曲折深密處，若無目力者亦見大概，但入到中間卻不論巧拙皆眼迷心惑矣。伊川先生說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唯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但據澤看則春秋難知者固是，而易知者亦未嘗不是時措從宜也，諸經如詩書大意亦可見，其古註及近註不可偏廢，周禮關繫古今時俗，若不識古今之變則此經實不易學，澤雖先從事於易春秋，然所得實自周禮始，凡近世疑周禮處必竭盡其愚，以發明之既用其誠，是以神明亦若有默相之者，其後稍悟於易春秋，蓋以周禮為之先也，然易與春秋其難易亦不同，春秋自三傳已錯，去古近者尚如此，況去古遠者乎？大扺春秋由先儒各執所見亂說，故最難識本意，澤於此書蓋極其勞苦其求之未得，則日夜以思粗有所得，則喜得而未快，則亦抑鬱久而後釋然，無所滯礙，然使其稍有名譽顯著於世，又安能始終用心於此久而不變哉？故春秋為最難而易次之，非易果易學也，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有一定之理，大意可得而推設令不能精微，其所失未遠，若春秋則事理差訛謀王斷國者，遂從而舛錯，為害不小，如春秋復九世之讎，聖人曷嘗有此意，而漢武帝執此一語遂開西北邊，禍及平民，殫財喪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言哉？春秋非聖人不能修，蓋是撥亂之書，不得已而作，所以有許多委曲難看，古書未焚策牘，具在不修春秋，一一可考諸侯之史又存，則此時春秋爭一半工夫，所以左氏終得彷彿者，是親見國史故也，焚書之後舊史皆無可考，則春秋自是難說，但先儒於易說處卻亦多失之。

說春秋須要推究事情，使之詳盡，然後得失乃見，如澤說桓母仲子是惠公失禮再娶，乃是推尋始見得如此，所以確然自信不惑，蓋經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若以仲子為適則正當祔廟，不應別立宮，若謂母以子貴，則魯十二公非適出者尚多，皆未聞為其母別立宮者，別立宮止有仲子，蓋是嘗以夫人禮娶之故，特異之也，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如此，則惠公之娶仲子，蓋已請命於周室，周室知有仲子所以後來天子歸其賵也，如此推尋則知當日仲子歸魯，是以夫人禮聘之明矣，此雖失禮然在魯之臣子則不當論。

澤於春秋只是說得較平，亦是推得頗盡，若推得未盡則斷斷乎，疏略矣，如杜元凱亦自善於推尋，只是不曾推尋得透徹，所以窒滯不通。

推春秋之法不一，而足固有一見即易知者，如衛侯燬滅邢是也，有思而後得者，如晉侯執曹伯秦伯伐晉之類是也，有思而得得而不完者，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晉人執虞公之類是也，有思而不可得者，如顛倒宋鄭及齊崔杼弒其君光之類是也，凡若此類，使人徒用其思竭天下後世之精神心術而莫能通其說，此說春秋所以為難。

說春秋者當先以經證，經又其次引他經證，又其次以經證傳，又其次以傳證經，展轉相證亦復出入，諸書如此則用心密而乖謬少矣，或謂傳不可以證經，此則不然，夫作傳所以釋經，若釋經而無傳，又何所據傳是文卷經，是結案斷例，然亦止是左傳可據，若公穀則但採其義理條貫而已，所謂以經證經者，謂如一時不雨則書時即此，便可證春秋二字齊侯逆王姬便可證，單伯送王姬妾母薨葬便可證，考仲子之宮，此是經自相證。次引他經證者，如諸侯同盟有周禮可證，九合諸侯有論語可證是也，所以謂之以經證傳者，如書楚公子干出奔晉，便知楚圍是篡傳文不妄，書葬莊公便知國內亂而緩葬，書晉人執虞公便知滅虞虢之事傳文可據。所謂以傳證經者，謂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殺在先，而經書在後，蓋是從赴，又如狄滅邢衛，晉侯召王子般卒，子卒之類，皆當以傳文為據經文，則有所諱也，又如傳稱成季奔陳而經不書，卻只書季子來歸，此是以傳證經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說春秋如公伐齊納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甯喜弒其君剽，此等處皆是看春秋緊關，不可不知。

凡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要識聖人渾然醇厚，凡一切峭刻煩碎之說皆除去之，毋惑傳註而後聖人之旨自明，褒貶得其當矣。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大抵說春秋若太急迫，則所謂疾惡太甚須是較平，則聖人之意自見，然必須推究令詳盡乃可。

說經當務平正不可失之偏，尤不可好奇立異，如春秋有貶無褒，此既失之偏又是欲立異，然其說自窒礙，不可行徒欲得立異之名爾，二百餘年豈無一人一事合道理？豈可謂之全無褒乎？如季子來歸既稱其字，又稱來歸，是喜之之辭安得強以為貶？又如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此亦是書其得禮但貶多而褒少，則有之又有褒中之貶，貶中之褒，其義不一而足不容以管窺爾。

說春秋當先識大意，謂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外求之，若不識大意而於逐事推尋，則舛謬必不少矣。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曷謂謂文王也，此已失之拘滯，若復推究其極，則文王雖為周家始受命之君，然居殷之世乃殷之諸侯耳，文王自承殷正朔，曷嘗自以建子為正乎？今直以王正月為文王是改殷正朔，自文王時已如此，其為教義之害非小小矣，故說春秋易致差錯，杜元凱卻云魯隱之始年，周王之正月，此言平正無疵，杜氏於大意固亦未甚明，然較之他人則有間也。

經旨舉略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尋其事情，惠公失禮再娶仲子，蓋嘗假寵於王命，以為夫人，故王室知有仲子，仲子得與惠公並稱，蓋王室已嘗名之曰魯夫人也，然失禮甚矣。

考仲子之宮所以得書於經者，其義有二：始用六佾一也，仲子雖貴然桓未為君，隱公能堅讓桓之志，故尊桓母免喪而作宮，又謀於卿大夫以定其樂舞之數。此亦稀有之事二也，以此二者故書，蓋子為君而尊其母，此為常理，在隱公則為賢，然此事猶有可疑者，妾母立宮既有定制，則樂舞亦必有定數，何故至仲子始定樂舞？如此推尋又似前，此妾母未嘗立宮，或止是祭於寢別立宮者，止有仲子所以見其始，以貴聘故其終也特異，其禮與又六佾始書於經，則魯先君之宮皆僭用八佾明矣，及仲子立宮乃是創見，故疑八佾之舞而問於眾，仲初獻六羽也，以其是特立之宮故可更議其制，若先君之宮則相承僭禮已久，不可輕議，是以獨仲子之宮用六佾焉，竊謂此說頗合事情，但妾母祭禮終不可見，據穀梁則當築宮以祭子祭孫，止然其說大簡略矣，夫築宮一世而遽毀，果合禮意乎？故竊以為不築宮則已若築宮，則亦當以親盡為斷。

隱公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何休曰：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之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槁穀而已。澤謂據何氏止是東方諸侯耳，三方從可知，然則諸侯湯沐止四井而書於經者，記禮之廢有感於王室微而無復巡守也。

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范氏曰：祭公寰內諸侯，為天子三公者。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故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未到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太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逆于渭，即天子親逆之明文也。天子雖尊於其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澤謂范氏說固善，然天子親迎之禮終不見明文，於古不知如何，但所引文王親迎為證，則文王之初載其時實諸侯耳，未可據以闢左氏說也，記所云繼先聖之後，則凡諸侯亦孰非先聖之後乎？魯衛晉蔡曹滕出於周之文武，宋杞陳為先代之後大抵多是聖人之後也，為天地宗廟社稷主者，亦據魯祀天而言耳，既用先代禮樂安知其不祀天乎？凡此恐未可據以為天子親迎之證，恐古者必有天子親迎之禮，其後未必行，況當春秋時魯君往往皆是遣卿，諸侯亦已皆然，當時事體自應如此不可責以舊禮，況天子乎？大抵春秋時敵國既多諸侯守宗廟社稷之重，若一一修親迎之禮，自於事體不便，禮有因人情而變者，故春秋娶女雖不備禮，而天子諸侯俱遣重臣，亦禮之變也，又當時天子諸侯其他廢禮越禮者，何可勝計？若於此責之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謂矣。

鄭伯突出奔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突不正卻稱鄭伯，是從其實，忽已為君尚稱世子，是明其為正，若皆書鄭伯則二君爭國，一出一入間無異，事曲直莫辯，故忽只書世子，則突是篡可知突不貶者，魯宋為之主已成為君，故從其實而惡自見，然則屈忽稱世子者，所以伸忽也。

桓公子糾之事，案程子之說，以子糾桓公為襄公二子，據左傳則云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則齊桓乃僖之子，襄公之弟也。又案程子以桓公為兄，子糾為弟，據公穀及三傳之註則子糾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言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則子糾乃桓公之兄也，又據古者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則取於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取於右媵娣姪，右媵娣姪無子則取於左媵娣姪，故凡立子皆是隨其母之貴賤，今桓公之母與子糾之母其班序高下無得而考，則桓公子糾之孰為應立皆不可知，故其是非不可懸斷，但公羊穀梁去古未遠皆謂子糾應立，所以不直桓公至謂之篡，又謂經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是自殺其應立之子，又桓公既得國而猶欲殺子糾者，蓋有應立之道，是其所忌，若當時桓公果是兄，子糾果是弟，桓母班序又高則可用伊川之說，子路子貢亦可以無疑，今二子皆以此為問者，是當時公論不直桓公，皆謂子糾應立，桓公不當殺兄，然夫子皆不答所問，乃直取管仲之功，此則正是聖人妙處，不可窺測者也，然夫子不責管仲以死者，蓋公子無為君之道。師傅先君所設不可純以臣禮律之，有患難則相與，周旋既已宣力效勞竭盡其節，而偶脫虎口者，則亦在所可恕，如管仲是也，若桓公子糾事須案春秋經文，為正不案經文，則不見聖人之妙。

桓公之功最著於存三亡國，而其最謬莫甚於釋慶父里克而不誅

魯莊公，蓋亦崛彊偃蹇，桓公雖霸終不往朝之，卻因納幣觀社逆女方往齊，固皆是非禮，然亦足以見莊公於齊亦頗偃蹇，其於齊皆以他故往，自夫人至後亦不復往齊，止會遇而已，蓋終不曾特往朝之，齊卻親魯，此桓公所以為賢。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蕭叔蓋朝齊，因公在穀故就朝，蓋前此未嘗相見，故行朝禮，禮有從權，杜氏謂嘉禮不野合，非也，又以叔為名，澤以為字，又齊與魯遇蕭叔在焉，自不得不見，又遇禮簡易諸侯體敵可用，遇禮蕭是附庸，雖邂逅於理應朝。

齊仲孫來傳曰：齊仲孫湫來省難。澤謂諸臣以私事來，惟王人書故書：祭伯來是也。今仲孫之來實齊侯之命，其名為省難，其實為覘國而上，〈闕八字〉所以疑之也，齊有因亂取魯之志，仲孫之來，魯之存亡得失所繫而止，以四字錄之，所以使人深求其故也，存國體故不書省難，非以嘉好聘故不書使，不書使故不復稱名，不稱名則若以私事自來，蓋亦陽若不知其故者，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然仲孫之志亦欲存魯，實亦賢者不書名，亦所以嘉之桓公終亦存，魯能改過遷善有存亡繼絕之德，故終錄其使變其文，善其辭簡其字而意義深矣，齊侯之使仲孫善惡未判，仲孫歸而魯之存亡始決，故書法如此善處大變故者，惟聖人獨能之。

衛侯燬滅邢，先儒皆謂譏滅同姓，澤更推尋以為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裔當來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既已封伯禽於魯，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答周公之勳勞，及至春秋時往往為人吞併，今邢又為衛所滅矣，邢與魯同出自周公，則邢之存亡於魯甚相關，衛既忍於滅，周公之後而魯不能為之請於天子，請於大國，請於衛，以復存其社稷，以篤親親之恩，聖人深有感於世變，故書曰：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而亦繫於魯也。

天王狩于河陽，於史當曰：晉侯召王。今史記書：晉侯召王于溫。此所謂直筆也，然則厲聲色以罵人，人未必服，何則忿戾諱過者恆多，則嚴督責之說有時而窮矣，聖人順天理之正，明君臣之義，為之改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豈非遏惡揚善成人之美哉？雖使晉文公復生，親見夫子書法亦將帖焉，心服可以坐消其彊猛之氣，而遷善遠罪之不暇矣，此其比於直筆，豈不百倍其功哉？

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公羊穀梁似此等處多云實與而文，不與固是，說得好聽，卻全不曾尋得書法之妙，蓋此時本已縣陳以申叔時之諫，而止聖人許人遷善，故沒其縣陳本意而止以入陳為文，又本是先入陳而後殺徵舒，討弒君賊，今卻先書殺夏徵舒而後書入陳，便是聖人先正其討賊之義，觀聖人於此實有所激，緣齊桓晉文俱有匡正天下扶持周室之功，然皆包容弒君賊置而不問，所以養天下之亂，是以於楚子入陳一事特顯，此義既已取其討亂之功，而後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者，以見楚之用師不過討賊納此二卿以定陳亂而已，便與蠻夷猾夏不同，此皆聖人取人為善，止遏亂略之意，所以為書法之妙也。

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峰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為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為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為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一，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帝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今只就經文舉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如後。

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

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書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歷，三時不雨六月乃雨，如此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種不入土為災，大矣，今此六月是周正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饑，明是周正。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之月，故書狩也，觀此足以知周家實是改時改月而主夏正者，則謂非時而狩，所以為譏澤以為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此只是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蓋特為獲麟，故不可強以為貶。

右所舉改時，只此數處亦自分明，其餘亦不足深辯，蓋此是一二百年間著曲說，以蠹害聖經，自兩漢至唐並無此說也，漢初猶有夏殷周及魯歷，又有顓頊歷，古人見前代歷紀甚明，又三傳所載之事互有異同，然同是遵用周正，別無異說，凡三代正朔皆自是為一代之制，以新民之耳目，既改月則須改時，應紀年會同朝聘，作史者一皆遵用，故夫子春秋是時王正朔，安可有他說也？大扺商周本是錯改時錯改月，但學者皆不肯為商周認錯，若肯為商周認錯，則經旨自然明白矣，若周之改月只以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及七八月之間旱為證，晦菴集註所據周改時止以行夏之時為據，蓋周以建子之月為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此只以聖經之言為證，不煩他說。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義

此隱公之元年何以不書即位，攝故也。君薨而世子立，世子幼則國政聽於大臣，堪事而復辟焉，古有之矣，曰：隱公為大臣乎？曰：非也。庶長而有先君之命，使之攝而奉桓者也，何以知其有先君之命乎？曰：桓公之母仲子也，以貴聘之，則其子貴矣。故桓公之生，先君既以為世子，諸侯國人知之矣，則隱公之攝非先君之命而誰乎？曰：庶長何以不得立。曰：是聖王之制，所以正嗣統而杜禍亂之原，定民志也。禮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擇諸右媵，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而後取諸眾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有常制矣，隱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統，然則桓母適乎？曰：不適。曰：不適則曷為而貴？曰：非適非媵桓母也。非適非媵是謂再娶，蓋先君之失禮而臣子末如之何者也，惠公之適妃孟子也，孟子卒繼室以聲子，隱母也，其後仲子之歸魯，蓋純以夫人禮聘之國人，皆曰：此夫人也。隱亦嘗母事之矣，隱立而天子又嘗歸賵焉，則惠之貴桓母有素矣，雖然豈禮之正哉？是故明天子在上則婚娶得禮，而適庶之分明，及王制不行而後諸侯越禮者，眾越禮矣，而直以古義斷之，則於事情之實將不勝其扞格，而終非臣子所得追議於君父也，然則隱烏得而不奉桓乎？穀梁子曰：讓桓不正。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由穀梁之說，斷則斷矣，而不達乎？事之情昧乎？禮之權者也，使隱公黜桓而自立，則是負先君之託，先君之肉未寒而舉其所愛，推而遠之設令，其禍不至於殺，而桓之母子失所矣，而曰：我為正。其得謂之正乎？其得謂之孝乎？而人之情又肯盡從之，否也，使人情而果從是亦亂耳，是亦篡耳，況人情未必然，而先君之命實不可改乎？故隱之奉桓足以為賢，而說春秋者苟能覈事情酌時宜以處中，而毋執一焉，庶幾乎得之矣。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

何氏曰：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立左媵，左媵無子則立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立右媵娣姪，右媵娣姪無子則立左媵娣姪。

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經書衛人來媵，又書晉人來媵，又書齊人來媵，案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今魯嫁伯姬三國來媵共十二女，而齊是異姓，豈宋先代之後，上公爵尊故如此歟，然不可考矣。又案傳隱公三年云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據厲媯即何氏所謂右媵，其娣戴媯即右媵之娣，又據昭公八年陳哀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此所謂三妃即夫人與左右媵合，此數處觀之，則諸侯九女之制甚明，其立子則各從其母之貴賤也。

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密姬生，懿公葛嬴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案桓公夫人三，當是徐嬴蔡姬娶在先，王姬娶在後，所以如此不是兩媵，故皆稱夫人，內寵六人寵皆相軋，又非娣姪，所以子皆爭立，妻妾踰制，非正家之道也。

晉襄公卒，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賈季欲立公子樂，趙宣子欲立公子雍，宣子曰：辰嬴賤〈樂之母〉班在九人，其子何振之，有杜祁〈雍之母〉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愚案此事宣子如此擬議，後雖不曾成，然當時偶無適子而欲立妾子者，其選擇之法大扺如此。

右春秋諸侯娶女立子大略如此，惟公子糾卻不知其母之貴賤，小白母衛姬是齊僖公妾，然亦不知其班序之尊卑，但據二傳說子糾母貴，宜為君，史記謂子糾母魯女，則班序不當在衛姬下，此外別無考證，不可懸斷也。

春秋指要

易與春秋皆夫子作，然二經事體又自不同，易則文王周公已有全書，春秋卻是古所未有，二帝傳授精一執中心法，百聖所同唯春秋一經，乃是夫子所獨，蓋夫子之精微縕奧皆具於易，而所以立教則在詩書禮樂，其撥亂反正制事之權皆在春秋，二帝三王皆有事功夫子之事，功則在春秋也，故曰：吾志在春秋，豈不信乎？刪詩書正禮樂繫，易是述唯春秋可以言作。

易稱巽以行權，蓋巽順而後其權可合於正，若先不巽順則其所謂權者，乃亂耳，如孔子作春秋固是行權，然聖人之心本極於巽順，以巽順行權，所以濟世道之不通，若因循顧忌視天下之沉溺，與己不相關，則亦非聖人之心矣，惟其巽順故天下莫敢議其非，然聖人猶曰：罪我者，春秋。可謂巽順之至矣，

春秋之初，如衛州吁之事，此時事體當責王室，及春秋中世當責霸主，及其後肆無忌憚，然後用孔子之法如胡氏說，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說得似急迫，恐非本意，及衰亂之極王者，既不興諸侯，又無霸聖人，既生此時不忍坐視其弊，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人且不可，況聖人乎？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

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胡文定皆以為仲尼變周制，澤以為仲尼救周之衰，則有之以為變周制，則不可以德，則孔子是聖人以分，則孔子是陪臣，豈得變周之制？春秋自三傳已有異同，又益以三家之註，實有矛盾，至啖趙陸氏又往往自為說，及近代孫泰山胡文定所見又往往不同，晦菴所以不解春秋者，為此故也，或問朱子何以不解春秋？答以元年春王正月，某已不曉。據此則是已不滿於胡傳，但不肯翻然立異耳。凡解春秋不與先儒立異，則經旨不明，若與先儒立異，則於事體又甚不便，正說未見信，謗議已隨之，所以晦菴答門人，問胡傳曰：不若且聽他，如此說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此不得已之說，其實不滿於胡傳也。

春秋所以難說，蓋不止於元年春王正月，如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所見自殊胡文定，是穀梁而非公羊，其說雖正，然於事情不察，未免有差，夫以王制論之，則惠公元妃孟子，既無子則隱是庶長，當立胡氏以隱是讓，而非攝，其說是矣，但禮失之餘，先君之事亦已如此，既不容探其本而歸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豈不齟齬扞格而大咈於人情哉？仲子之歸魯，蓋以夫人禮聘之亦已假寵於王室，故王室知有仲子，其後歸其賵也，若據此事情則仲子既貴，桓是太子，隱自不得立，其所以攝者，父命也。如此則公羊之說為是，又據左傳則元妃既薨，聲子已攝內政久之，仲子歸魯，既稱夫人，聲子亦已退避，仲子之貴有素矣，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卒，仲子稱薨，聲子稱卒，書法如此，聖人斟酌輕重之意亦可見焉，或曰：正義不從而固從。此偏曲之說何也？曰：此變禮也，非偏曲也。若欲伸正義必明天子，而後可不然則用穀梁之說，以輔佐隱公，使之自立，則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殺桓公母子，而後可焉，此說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則從權也，或曰：何以謂之上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晚年以魯夫人之祥娶仲子，若不請於天子以夫人禮聘，則宋人必不與。故經書夫人子氏薨，是嘗請命於天子，可以稱夫人矣，雖是失禮，然亦有故，又與汎常違禮者不同，故說春秋者又當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徑行也。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彥最精密，陸德明亦然，但音切未善，宋氏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卻疏，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晉諸儒考古之功，則全美矣。去古既遠，不先傚漢魏諸儒之勤，卻便欲說義理祇愈疏耳，大扺生於後世既不獲親見聖賢，又不獲在兩漢魏晉間，則去古日遠，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名物度數，漢儒猶有目擊者，今卻皆是索之紙上，豈不疏乎？夏時周月之說，晉魏諸儒焉得有此論乎？自唐以來，說春秋者多不滿於三傳，然說者之於春秋，其詳密未必能及左氏杜預也，使說春秋者先有丘明元凱詳密之功，而後加以河洛大儒之論，則事情既得，書法不差，義理自然順序，可以歸一，今諸說皆捨先儒已成之功，稽古之實，所見又未完備，而遽與之立異焉，春秋之道所以久而不明者，以此故也。周易春秋有繩墨之書，不可不學而實未易學也，易當明象，春秋當明書，法象學久已失傳，故易尤難焉，然自輔嗣以來，玩其辭解其義所失亦未遠，唯春秋當據事以求書法，說者往往不察事情而輒以己意，窺聖人由是眾說迭興，而夫子之志荒矣，澤自蚤歲已深有所疑，乃潛心以求，積數十年而後默有所悟大德，八年始作註，具槁積十有七年，改削猶未成書，其辯難剖決之文，悉入六經辯釋補註，其春秋筆削本旨以貧，故未得修述，是以有其義而無其辭，今年已六十餘，大懼失墜所以不得忘言者，用工已有次第中道而廢，則深可惜，且古今說春秋最苦於所說不完，雜糅紛紜，徒亂人意，是以王介甫幾欲舉而廢之，澤嘗有言凡說春秋要意思渾全，若一處欠闕便成疏漏，一切舛謬從之而起，故說春秋者若所見未完，則如勿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若所見果完則雖微賤無聞於時，神明必有相之者，此澤所以不得不盡智畢議求以無負於聖人也，然正解既未脫，槁本旨又未著，筆補註雖已刊，澤亦頗靳惜其書，蓋四十餘年之勤覽者，一目可盡而此心終未暴白於世，懼人之褻而視之也，故具指要數十處，使觀者察焉，夫說之詳辯之明，則易為觀聽而人往往遂怠於學，又補註者，積久之功如器之已，成人但見其易而不知其難也，故推本其始，與有志經學者，共之儻不棄，鄙言先默會於此，而後推以及其餘，則全經可通意無不渾，而諸儒之得失無所遁，其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