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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二十五卷目錄

　禮記部紀事一

經籍典第二百二十五卷

禮記部紀事一

《史記儒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魏相傳》：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相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孫寶傳》：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無不可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慚，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

《何武傳》：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姿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5637-18px-GJfont.pdf.jpg' />皆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按頌史記作容〉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為陳平太守。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瑯邪徐良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揚榮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瑯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後漢書祭遵傳》：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曹褒傳》：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疏通，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鄭元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從東郡張恭祖受禮記。所注有禮記，及著魯禮禘祫義。

《橋元傳》：元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

《儒林傳》：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作月令章句。

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高士傳》：申屠蟠字子龍，隱居治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通五經，兼明圖緯。

《三國志魏王肅傳》：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三禮》解，又作《禮記》注。

《鍾會傳注》：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覲見規誨。年十三誦《周禮》、《禮記》。

《蜀秦宓傳》：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注〉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

《吳張紘傳》：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注〉吳書曰：紘嘗入太學，事博士韓宗，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禮記》。

《呂蒙傳注》：《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誦《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

《晉書賀循傳》：循字彥先。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為賀氏。

《宋書恩倖徐爰傳》：世祖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咨爰宜習業與不。爰答：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咨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

《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永明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為昧。儉曰：鄭元云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如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並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暎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並以筆對。

《劉瓛傳》：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高逸傳》：臧榮緒，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為務。太祖為領軍，送《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之。遺詔以經本入元宮。

沈驎士，字雲禎。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驎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有奇士也。少時，驎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隱居，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注《易經》、《禮記》等要略數十卷。

《梁書元帝本紀》：世祖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

《處士傳》：何引，點之弟也。師事沛國劉瓛，受《禮記》，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之《隱義》。有《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

《陳書儒林傳》：戚袞少聰慧，遊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備。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㩦《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屍而殯。其為儒者推許如此。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賀德基傳》：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累遷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魏書封軌傳》：軌，字廣度。除國子博士，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鄭元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元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省，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俱在，不復須載。

《房法壽傳》：法壽族子景伯，景伯次弟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庸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

《劉芳傳》：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撰《禮記義證》十卷。

《袁傳》：為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飜議曰：謹案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酬詔〈闕〉耳。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且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個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炳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後堂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個，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元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元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跡，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疏，退慚謬浪。

《賈思伯傳》：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邕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個即明堂左個，明堂右個即總章左個，總章右個即元堂左個，元堂右個即青陽左個。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禮，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

《儒林傳》：徐遵明，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

盧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

李業興，天平四年，使蕭衍，衍問：《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槨。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託于音。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為友。業興對：孔子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為親，故者不失其為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禮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

《逸士傳》：李謐，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子。少好學，博通諸經，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群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個，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群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各言其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個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個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考功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繆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元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元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制同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元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個，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搆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眾塗，略無筭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元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檢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個，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時之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眾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周書文帝十三子傳》：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記》、《尚書》於盧誕。

《盧辯傳》：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註《大戴》，庶纂前修矣。《長孫紹遠傳》：紹遠，父稚，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彊記，心以為不然。遂白稚曰：㐲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自是碩乃款服。

《儒林傳》：沈重，博覽群書，尤明《詩》、《禮》。多所撰述，咸行於世，有《禮記義》三十卷、《禮記音》二卷。

熊安生，字植之。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所撰《禮記義疏》四十卷行於世。

《隋書牛弘傳》：開皇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元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元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元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袷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㨿《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之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邊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樽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圖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玆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繆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鄭元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元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個，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元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宜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玷，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廱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廱、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廱。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元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于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尢《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防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于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

《宇文愷傳》：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紛，皆不能決。愷博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扆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眸冕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極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收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元，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為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于散逸。總集眾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奐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按《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略，刱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七，博四修，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于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壁雝。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隄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綜薛注云：複重瘤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期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于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模，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于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撰《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行于世。

《儒林傳》：蕭該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文學傳》：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