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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十五卷目錄

　史學部總論二

　　宋歐陽修崇文總目敘釋〈正史類　編年類　實錄類　職官類　儀注類　雜史類　偽史類　刑法類　地理類　氏族類　傳記類〉

　　歐陽修文集〈正統論序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下　正統或問　明正統論　魏梁解〉

　　司馬光史剡〈虞舜　夏禹　夏桀　周文王　由余　孔子　季布　蕭何營未央宮〉

　　洪邁容齋隨筆〈史漢書法　歷代史本末〉

　　朱子大全集〈答趙幾道　史館修史例〉

經籍典第四百十五卷

史學部總論二

《宋·歐陽修·崇文總目敘釋》《正史類》

昔孔子刪書，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著為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以下，約束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為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時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採黃帝迄於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以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跡，史氏詳焉，雖其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編年類》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亂，而史官廢失策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為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下正人事，自晉荀悅為《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正史並行云。

《實錄類》

實錄起於唐世，自高祖至於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錄，而賈緯始作《補錄》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錄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跡，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職官類》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而周之六官，備矣。然唐之之興，皆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為制，著於有司，《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職恭位，此堯舜之所以端拱無為，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儀注類》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為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以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掌之，凡為天下國家者，皆不講乎！三代之制，其采章文物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於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錄者，皆附于史官云。

《雜史類》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事為法，不同至於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亦磨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游談處士亦必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史記》，必上採帝系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成其書，則諸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偽史類》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彊矣，而仲尼修《春秋》，書荊以別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懼三代之弊也，亂極於七雄，並主漢之弊也，亂極於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於永嘉以來，隋唐之弊也，亂極於五代之際，天下分為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太宗受命王師四征，其係纍負質，請死不暇九服，遂歸於有德，歷考前世，僭竊之邦雖，因時苟偷，自強一方，然卒歸於禍敗，故錄於篇，以為賊亂之戒云。

《刑法類》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然而執梃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家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真，偽必使有司不得銖寸輕重，出入則其為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情，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於篇。

《地理類》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別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為九畿，而宅其中內建五等之封，外撫四荒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世，諸侯並爭，并吞削奪，秦漢以來，郡國州縣廢興治亂，割裂分屬更易不常，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判，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牒，可以覽焉。

《氏族類》

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為諸侯者，或以國為姓，至於公子公孫官邑諡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系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諡族不自別而為姓，又無賜族之禮，至於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世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傳記類》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行，史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歐陽修文集》《正統論序論》

臣修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為一篇，藏之祕府，而昉等以梁為偽，梁為偽則史不宜為帝紀，而亦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又今司天所用崇天，曆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大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為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而欲黜之，曆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而怪仲尼嘗修《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為正，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為，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為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於建元，遂名年以為號，由是而後，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為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夫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真偽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跡，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太宗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採秦以來訖於顯德終，始興廢之跡，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衷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論，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三國，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干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跡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眾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捄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固結，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跡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跡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時周衰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戎，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跡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跡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眾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跡，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夫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跡，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於愍懷之間，晉如線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跡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其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能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堅，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受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跡異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較其心跡小異而大同耳，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跡，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正統或問》

或問子於《史紀本紀》，則不偽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取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為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偽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生殺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偽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為偽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所從，又有偏主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為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跡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跡，則東周之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唐晉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而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跡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則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尚絕十四年，而後續然為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後續然為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跡，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建武之元年，止陳禎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紛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魏梁解》

予論《正統辨》：魏梁不為偽議者，或非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弒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為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而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耳，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則人之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凡惡之為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為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為惡者，蓋以人為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掩耳，夫位莫尊於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掩也，就使四君因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為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逄，聖人黜絕而不得為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為可欺而惡可掩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啟矣，惟與其為君使不得揜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為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之不黜魏梁之是也。

《司馬光史剡》

愚觀前世之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剡，其細瑣繁蕪，固不可悉數，此言其卓卓為士大夫所信者云。

《虞舜》

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捍，而下又使穿井，而實以土，舜為匿空，出佗人井。

剡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眾不殊也，或者舜未為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為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為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為實，豈不過甚矣哉？

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是為零陵。剡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以天子為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升道南方巡守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予獨以為不然，何也？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據，以為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邪。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狩為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

《夏禹》

禹以天下授益，益避啟於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皆去益而歸啟，遂即天子位。

剡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啟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啟而歸焉，是飾偽也。益知啟之賢得天下心，己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啟以違父之命而為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偽，竊位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為傳者之過明矣。

《夏桀》

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剡曰：是言也，存為後世之懲，勸其可乎？

《周文王》

崇侯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云云既出，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剡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既釋，而又獻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謂遵養時，晦以蒙大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為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為，則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為之如故，誰能禁之哉？

《由余》

戎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作為禮樂法度，僅以小治及其後世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夫戎則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為賢，乃離間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

剡曰：所貴乎？有賢者為其能治人國家也，治人國家舍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國之所以亂也，不如我戎，無此六者之為善。如此而穆公以為賢而用之，則雖亡國無難矣，若此其何能霸哉？是特老莊之徒設為此言以詆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為實，而載之過矣。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云云。

剡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剡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陋淺如是哉？

《季布》

季布聞曹丘生招權傾金錢與竇，長君書使絕之，曹丘聞之往見，布揖曰：使僕遊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拒僕深也？布大悅，留數月，為上客厚遣之。剡曰：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丘為小人也，及曹丘見以毀譽動己，而己善之，是養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毀譽動人，反養小人，以自利皆姦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惡得為賢大夫。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剡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為賢相哉？天下方未定為之上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為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況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靡弊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知而謂蕭相國肯為此言乎

《洪邁·容齋隨筆》《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攻好畤，最擊咸陽，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將卒當馳道為多，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以兵車趣攻戰，疾擊秦軍洛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嬰傳，破秦軍於杠里，疾鬥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擊武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將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橫，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韓信卒斬龍，且身生得周蘭，破薛郡，身虜騎將，擊項籍，陳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豨卒斬特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小將十人，傅寬傳屬淮陰擊破，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尉勃擊陳豨，酈商傳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國印五人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為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其籬奧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軍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減其三云。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周之諸侯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纂異同以為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於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晏以為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班彪固父子以為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故探纂前紀，綴緝舊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王莽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第更八書為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弟昭續成之，是為《前漢書》，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范曄刪采為十紀十八列傳，是為《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也，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典略》，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略》，貟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為定，是為《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定，為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為《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國則有和苞《漢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閭《燕志》，劉昺涼書裴景仁《秦記》，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於武宗有實錄，後唐修為書，劉煦所上者是已，而猥雜無統，國朝慶曆中復，詔刊修歷十七年，而成歐陽文忠公主紀表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國初監修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芟為新書，故《唐五代史》各有新舊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兒，數以為問，故詳記之。

《朱子大全集》《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尋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其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為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卻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為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為略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為如何也。

《史館修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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