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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五十六卷目錄

　田制部總論二

　　文獻通考二〈論井田　論後魏行均田法　葉水心論田制　論水利〉

　　玉海〈田制總敘〉

　　周禮訂義〈總論井田　總論溝洫〉

　　性理會通〈田賦〉

　　大學衍義補一〈制民之產〉

食貨典第五十六卷

田制部總論二

《文獻通考二》《論井田》

按自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為確實，愚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塉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眾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眾男為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又所當周知也。為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污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為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攷覈而姦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幺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眾，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之說，又有暴君汙吏慢其經界之說，可以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眾攷覈，難施故法，制隳弛而姦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

《晦菴語錄》亦謂因蔡澤此語可見，周制至秦不能無敝。

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為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功，藉眾功則政由群吏，由群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眾多之胥，欲紀人事之眾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廣人眾，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季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論後魏行均田法》

按《夾漈鄭氏言》：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晉武帝時，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謀，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書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或謂井田之廢，已久，驟行均田，奪有餘以予不足，必致煩擾，以興怨讟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必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又令有盈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是令其從便買賣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以為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而無敝歟。

《葉水心論田制》

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強者力多卻能兼并眾人之利，以為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至，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設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至成周時，其法極備，雖周禮地官所載其間，不能無牽合抵捂處，要其大略亦可見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為并，井為疆界，歲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疆界既定，人無緣得占田其間，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卻無強民貪并之害。後來井田不修，隄防浸失毀壞絕滅，至商鞅用秦，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阡陌既開，天下之田卻簡直易見，看耕得多少，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際，有豪強兼并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雖然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插手不得，不得不去而為游手，轉而為末業，終漢之世以文景之恭儉愛民，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勵精為治，卻不知其本不如此。但能下勸農之詔，輕減田租以來天下之民，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卻與三代不合，當時但問墾田幾畝，全不知是誰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當時以度田不實，長吏坐死者無數，至於漢亡，三國並立，民既死於兵革之餘，未至繁息，天下皆為曠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亂。雖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然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於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到頭，其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為畝，唐卻是二倍。有餘此一頃，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頃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他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先王建國只是有分土無分民，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地雖不足，民有餘，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懷柔，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唐既止用守令為治，則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寬鄉狹鄉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今卻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凶荒之不常，上又賑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卹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卻容他自遷徙并得自賣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為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治，執之以為據，故公田始變為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他立賣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壞，至於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為兩稅，要知其弊實出於此。

《論水利》

按水利之說，三代無有也，蓋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廣四尺，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則夫一同之間，而捐膏腴之地。以為溝洫之制，捐賦稅之入以治溝洫之利，蓋不少矣。是以能時其蓄洩以備水旱，子產相鄭，猶必使田有封洫，蓋謂此也。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智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魏起鄭白之徒，以此為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於旱歲，不幸霪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凱所以決壞隄防以紓水患也。

《玉海》《田制總敘》

古者井田之興，必始於唐虞夏商葺治，至周大備因口之眾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經界既定，仁政自成，其法自春秋時已壞，晉作爰田則賞眾，以田易其疆畔矣，魯初稅畝則履其餘畝十取其一矣，用田賦則二猶不足重困農民矣，鄭子駟為田洫而四族皆喪子產，使田有封洫而謗以伍田，疇則溝洫廢矣。晉欲使齊封內，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則疆理廢矣。管仲作內政，楚蒍掩書土田，亦頗改周典之舊矣，戰國兵農浸分，《孟子》言：王道之始，魏惠王以為迂滕。文公問井地卒莫之，行自秦孝公隳經界、開阡陌，而兼并僭踰興矣。漢承秦舊，董仲舒請限民名田，師丹諫言限名田，未嘗行也，趙過教民為代田，乃耕田之法，非受田之制。下及漢唐，流風已遠然，其授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急於售田則田多稅少，富利於避役則田少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既無振貧之術，又許之賣田，後魏以來弊法也。唐志謂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似指以為井田失之遠矣。

《周禮訂義》《總論井田》

愚案周家井田之法，惟小司徒見之，謂八家皆私百畝，同種公田百畝，此孟子之說也，謂八家各耕百十畝，以十畝為公田，餘二十畝為廬舍，此《漢志》之說也。今因錄諸家之說於後。

王氏曰：田畝有類於井，而公田之中又鑿井焉，故謂之井田，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八百畝，公田居中，亦百畝，除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合保城之地二畝半。《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是也，公田八十畝，八家耕之，是為助法，廬舍居中，貴人也。私田環列於公田之外，蓋衛王之意，八家私百畝，至於興兵之際，乃八陣圖之法。

陳及之曰：一井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所謂什一而稅，通王畿之內，至天下諸侯皆然，《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張橫渠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相驅，無一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袞分之，以袞分之數取什一之數而歸。諸公是亦一說，要之公家，但取什一之稅，看民如何耕耳，或一家耕百十畝亦可，或一家合耕八十畝亦可，而徵斂稅必視年之豐耗。故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愚案此主《漢志》說為是。

圖說曰：漢志引孟子說，失其旨由是，何休注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注孟子，宋均說樂緯，以為然。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則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於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田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若家取十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二畝半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何得八家皆私百畝。　愚案此謂《漢志》之說非。林氏曰：井方一里，是謂九夫，古者制井之法，有以地里名方里為井，是也。有以田夫名，九夫為井是也，以地里名者，所以正地界以田夫名者，所以定征賦。周時皆用井田，凡田皆用徹法。《孟子》曰：鄉田同井。則是鄉皆用井，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是邦國亦用徹法，周禮一書皆通，率而言所謂互見者，以班固之言攷孟子，九夫為井，全無虧欠。後世為圖亦以縱橫成列，不知九夫為井，除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則是六百畝。又有一易再易之地，三分去一，則一井地止三百畝。若如孟子、班固所計，則是一井之田，皆平地其說，皆不通蓋周公之井地，特以通率備言之。案《左氏異議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藪，五藪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左傳》：楚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今曰：井九百畝，非必皆平土，皆上地也，因地之所寓而為之，計度可以知井田之說，且知夫天下通行之理，若據圖言，井九百畝亦徒見其不同耳。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三王之初，已有井甸田里之法，信南山序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其《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溝，同皋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井間有澮，專達於川同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以貢徹皆天下之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故井田之法始於唐，虞以至夏商，稍稍葺治大備於周。　愚案此說卻貫通。

《總論溝洫》

王氏詳說曰：遂之制詳於溝洫都鄙之制，詳於井田。井田未嘗無溝洫也，匠人為溝洫，是已溝洫未嘗無井田也，載師所謂屋粟是已，但鄉遂溝洫稠多，都鄙溝洫稀少耳。禮圖曰：地形有逆順，水勢有遲速，故遂人之溝洫密而匠人之溝洫疏。蓋匠人所營有司之事而已，故其營國也。為朝在某處，為市在某處，為涂若干，為門若干，皆有常制，其為溝洫也。為溝洫若干，為川澮若干，其廣幾何其深。幾何亦皆有常制，若夫遂人則異於是，蓋隨地而制之，有出入焉。要之使治可也，故曰凡治野其為法，大率圓而無弊，夫是之謂治，然則匠人之法死，遂人之法圓。

易氏曰：遂人井田之法，乃成周開方之數，若匠人言井間之溝為一里十倍之而為十里之洫，又十倍之而為百里之澮，特言其一面之長者，而已蓋匠人方十里之洫，是每一面各十井以開方，而論則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是洫，為百井，乃九百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百夫之洫。匠人言，方五百里之澮，是每一面為百井，以開方而論，則方百里者為十里者，百是澮。為萬井乃九萬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千夫之澮。鄭氏疑之，而不得其說，故曰：此畿內采地之制，其說無所依據，或者欲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若必欲以一面而牽合其數，則十夫之溝為一里之井，十倍之為十里之成，又十倍之為百里之同，以是推之，自百里之同而至兩山之川，得無大遼絕乎。以是知匠人溝洫不可拘以成周之法，或出於夏商之制，未可知也。何以明之，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文，王司馬法為商末之制，則有合乎十里百里之說。益稷之書曰：濬畎澮距川，是自然之川，則有合乎兩山之間之說，知此則匠人為前代之制，遂人為成周之制明矣。

《性理會通》《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捄之義，故亦可足。

又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大學衍義補一》《制民之產》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

臣按此井田之始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土白：壤田中中，兗州土黑；墳田中下，青州土白，墳田上下，徐州土赤；埴墳田上中，揚州土惟；塗泥田下下；荊州土惟；塗泥田下中；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梁州土青；黎田下上，雍州土黃；壤田上上；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臣按人君之治，莫先於養民，而民之所以得其養者，在稼穡樹藝而已，稼穡樹藝地土各有所宜，故禹平水土、別九州必辨其土之質，與色以定其田之等第，因其宜以興地利制其等以定賦法，不責有於無，不取多於少，無非以為民而已。

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臣按《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為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為稷，堯時已然，舜蓋以舊官申命之也。當是時，水土有未平者，堯既平之，有可耕者矣，故命棄播，時百穀使民耕墾以為食，使不至於阻饑焉。先儒謂唐虞之時，豈有阻饑之事，然尚憂之此所以為唐虞也。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人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臣按民生天地間，有身則必衣，有口則必食，有父母妻子則必養，既有此，身則必有所職之事。然後可以具衣食之資，而相生、相養以為人也。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職一人失其職，則一事缺其用，非特其人無以為生，而他人亦無以相資，以為生上之人，亦將何所藉以為生民之主哉。先王知其然，故分其民為九等，九等各有所職之事，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為三農，則為園圃，不為虞衡，則為藪牧，否則為百工，為商賈，為嬪婦，為臣妾，皆有常職，以為之生。是故生九穀毓草木三農園圃之職也，作山澤之材，養鳥獸，虞衡藪牧之職也，與夫飭化八材，阜通貨賄，化治絲枲，聚斂疏材，豈非百工商賈嬪婦臣妾之職乎。是八者皆有一定職，任之常惟夫閒，民則無常職，而於八者之間，轉移執事以食其力焉，雖若無常職，而實亦未嘗無其職也。是則凡有生於天地之間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貴若賤，若貧若富，若內若外，無一人而失其職。無一物而缺其用，無一家而無其產，如此則人人有以為生，物物足以資生，家家互以相生。老有養，幼有教，存有以為養沒，有以為葬，天下之民，莫不愛其生而重其死。人不游手以務外不左道，以惑眾不群聚，以劫掠民安則國安矣。有天下國家者，奉天以勤民，其毋使斯民之失其職哉。

《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

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臣按可耕之地為井，可畜之地為牧。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臣按民之所以為生產者，田宅而已，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所謂生生之具，稼穡樹藝畜牧三者而已，三者既具，則有衣食之資，用度之費，仰事俯育之不缺，禮節患難之有備，由是而給公家之征求，應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恆矣。禮義於是乎生，教化於是乎行，風俗於是乎美，是以三代盛時皆設官以頒其職事，經其土地，辨其田里，無非為是三者而已。後世聽民自為，而官未嘗一問及焉，能不擾之足矣，況為之經制，如此其詳哉，明主有志於三代之隆者，不必泥古以求復井田，但能留意於斯民而稍為之，制凡有徵求，營造不至，妨害於斯三者，則雖不復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

《前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與周禮大司徒遂人所言相同，周禮所載，周家一代分田授民之法，皆出乎此也。

《孟子》：告梁惠王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臣按此章，朱熹謂此制民之產之法，而盡法制品節之詳，所謂五畝宅，百畝田法制也。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品節也。有法制而無品節，則民為用不足，有品節而無法，制則民取用無所抑。斯言也，孟子兩言之一，以告梁惠王，一以告齊宣王，趙岐所謂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是也。蓋天立君以為民，民有常生之道，君能使之不失其常則王政之本，於是乎立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而其所施之政，往往急於事功，詳於法制，而於制民之產反略焉，是不知其本也，後世之治所以往，往不古若者，豈不以是歟。

《孟子》告齊宣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臣按三代盛時，明君制民之產必有宅，以居之所謂五畝之宅是也，有田以養之，所謂百畝之田是也。其田其宅皆上之人制，為一定之制，授之以為恆久之業，使之稼穡，樹藝，牧畜，其中以為仰事俯育之資。樂歲得遂其飽暖之願，凶歲免，至於流亡之苦，是則先王所以制產之意也。自秦漢以來，田不井授民之產業，上不復制，聽其自為，而已久已成俗，一旦欲驟而革之，難矣。夫先王之制雖不可復，而先王之意則未嘗不可師也，誠能惜民之力，愛民之財，恤民之患，體民之心，常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豐年凶歲之皆足，所謂發政施仁之本，夫豈外此而他求哉。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臣按朱熹所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此數語者，非但可以處置井地，則凡天下之政，施於民者，皆當視此為準。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

臣按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謂開為開建之開，惟朱熹則以為開除之開焉，夫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民田不復，授之於官，隨其所在皆為庶人，所擅有貲者，可以買有勢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墾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世之儒者，每嘆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制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言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說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嗚呼，為此說者可謂正矣，其於古今事宜容有未盡焉者，臣考井田之制，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積而至於萬夫，其間又有為路者，一為道者，九為涂者，八為畛者，千為徑者，萬蘇洵謂欲復井田，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葉適。亦謂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數歲一代是將使誰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由是觀之，則井田已廢千餘年矣，決無可復之理，說者雖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為之，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亦終歸於隳廢，不若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政不必拘拘於古之遺制也。然則張載之言非歟曰：載固言處之有術，所謂術者，必有一種要妙之法，其言隱而未發，惜哉，臣不敢臆為之說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漢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北魏孝文時，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上善其議，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分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受。

臣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為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終莫若聽民自便之，為得也。必不得已，創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將來，庶幾可乎。臣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錢，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止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為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為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立為一定之限，以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并之患日以漸銷矣，臣愚偶有所見，不知可否敢以為獻，惟聖明下其議於有司，俾究竟以聞。

漢孝宣地節三年，詔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公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孝元初元元年，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臣按古者，人君多克己以厚民生，雖以漢世中主如孝宣、孝元者，其宮館、園池及郡國公田咸假之以振業。貧民俾其種食，勿收租賦，況本民田而肯奪以為己有，而又以之賜親䁥權倖之臣者哉。

宋太宗時，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秔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並免其租。真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

臣按地土高下，燥濕不同，而同於生物，生物之性雖同而所生之物則有宜不宜焉，土性雖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勝天，況地乎。宋太宗詔江南之民種諸穀，江北之民種秔稻，真宗取占城稻種散諸民間，是亦大易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民皆雜蒔諸穀，江北民亦兼種秔稻，昔之秔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遠矣，後之有志於勤民者，宜倣宋主，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種諸穀，有司考課書，其勸相之，數其地昔無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賞。

林勳上《政本書》曰：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

臣按勳此書朱熹呂祖謙皆稱許之，今考其書，百里之縣歲率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取民過重，恐非後世所宜用者。〈以上田產〉

《虞書》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

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𤰝，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

臣按古今言水利者，《周官》所謂：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二言盡之矣。

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臣按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可泥其陳跡，必欲一一如古人之制，爾今京畿之地，地勢平衍，率多洿下，一有數日之雨，即便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農夫終歲勤苦，盻盻然而望此麥禾，以為一年衣食之計，賦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憫也，北方地經霜雪，不甚懼旱，惟水潦之，是懼十歲之間，旱者什一，二而潦恆至六七也。為今之計，莫若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主，又隨地勢，各為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各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於大溝，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為之，小溝則合有田者共為之，細溝則人各自為於其田。每歲二月以後，官府遣人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如此則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間，縱有霖雨亦不能為害矣，朝廷於此又遣治水之官，疏通大河使無壅滯，又於夾河兩岸築為長隄，高一二丈許，則眾溝之水皆有所歸，不至溢出，而田禾無淹沒之苦，生民享收成之利矣，是亦王政之一端也，惟聖明留意下有司議，可否而推行其法於天下。

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為渠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牧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

李冰為蜀守，壅河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

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溉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臣按成周以前，井田與溝洫之制並行，旱乾則有蓄水之所，霪潦則有泄水之地，當是之時民無水旱之憂，而常獲豐登之利，非遇大災變，不至於捐瘠也。自秦以後，井田廢而溝洫隨之，尚賴有民社之責者，因川澤之勢而興灌溉之利，非惟農民賴之而為國家之益也。亦不小矣，世之守令能有興修水利，以為一方無窮之惠者，上之人其尚旌異而顯擢之哉。

宋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中書又言，諸州縣古蹟陂塘異時皆蓄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

臣按水性就下遏之則利，於旱歲遇有霖潦則又或至於淹沒焉，是其利害亦略相當也，是以善言利者必因其勢，順其宜，行其所無事，使其旱則得有所灌，潦則得有所泄，兩無害焉，斯之為利，苟利少而害多，或兩無所利害焉，甚而委鄰為壑，利己損人，決不可鑿空生事以煩擾乎。民興起訟端以召不靖之怨也。〈以上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