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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樂律典

　第六十九卷目錄

　律呂部總論四

　　明朱載堉律呂精義三〈辨陳暘之失〉

　　陳其愫經濟文輯〈劉鳳論律呂〉

　　朱健古今治平略〈明律呂〉

　　春明夢餘錄〈樂旨〉

樂律典第六十九卷

律呂部總論四

明·朱載堉《律呂精義三》《辨陳暘之失》

序曰：陳暘知聲而不知音，故辨之。

陳暘《樂書》曰：先王制十有二律，倡和清濁，迭相為經，而清濁之聲未嘗偏勝也，孰謂十二律之外，復有四清聲乎。為是說者，非古也，其隋唐諸儒傅會之說歟彼其所據者，唐之《正史》、《通禮》、《會要》、《令式》、《通典》、《義纂》、《義羅》之類，特一人之私說，非有本於聖人之經，天下之公論也。世之廣其說者，不過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鐘磬之虡，以無射為，宮則黃鐘為商，太蔟為角，無射君也，管長四寸九分。黃鐘臣也，乃長九寸。太蔟民也，亦長八寸。若用正聲，則民與臣聲皆尊，而君聲獨卑必。須用黃鐘四寸五分，太蔟四寸之清，以答無射之律，則君尊於上，臣卑於下，民役其令矣。是不知十二律以黃鐘為君，非所以為臣也。今夫黃鐘之律冠十二律之首，正位於北而面南，所以寓人君向明而治之意，而十有一律，莫敢與之抗矣。是君聲常尊而臣民之聲常卑，天地自然之道也。安有君臣與民相避以為尊卑之理乎。彼謂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既謂黃鐘至夾鐘為清。又謂為夷，則至應鐘而設，是兩四清也。至於論琴瑟笙竽，又益四清而為十二清聲，是十六律之說，果不足以勝十二月矣。況既有黃鐘矣，又有黃鐘清焉，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臣竊觀聖朝，嘗命有司考正鐘律，遍問大樂，諸工僉言每朝饗祭祀，唯傳舊法，用正聲十二其四清聲，多不能考擊，是太常之樂名用四清，實用十二律也。李照據周禮典同，而論之謂十二鐘之外，其餘四鐘皆是清聲，非中聲乃鄭衛之樂也，若去四清之鐘，則哀思邪辟之聲，無由而起，何知樂之深耶。

又曰：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駢拇枝指出乎形，而侈於形，存之無益也，去之可也。二變出乎五聲，而淫於五聲，存之亦無益也，削之可也。蓋五聲之於樂，猶五星之在天，五行之在地，五常之在人也，五聲可益為七音，然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其說必不行矣，先儒必為是說者，蓋有《原焉》、《左氏》傳曰：為之七音，以奉五聲。《周語》載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楚語》述先王之祀，有七事而以天地民四時之務，當之書，《大傳》述聖王巡十，有二州論十。有二俗以定七，始而以七統。當之漢焦延壽京房，鄭康成之徒謂黃鐘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是謂七始。班固又從而傅會之，謂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其說，始於《夏書》而蔓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為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皆虛其土，猶大衍之數，虛其一也。大衍之數，虛其一，無害為五十七音之數；虛其土，無害為八音也。若以七音為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歟。臣嘗讀後周史，武帝時有龜茲人，白籍入國，最善為胡琵琶，聽其所奏之調，有七音。一曰，婆陁力。二曰，雞識。三曰，沙識。四曰，沙侯。五曰，加濫。六曰，般瞻。七曰，俟利箑以應。七律之音，合為八十四調。又知二變之聲，出於裔音，非華音也。蘇夔素號知音，嘗援韓詩外傳樂聲所感及月令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聞更加變宮、變徵，是欲以夏變裔，不欲以裔音變夏樂也。若夔者可謂知五聲之本矣。今夫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宮既為君，而又有變宮，是二君也。害教莫甚焉，豈先王制樂之意哉。

又曰人感物以形聲。聲本無而為有。故五聲之別，宮為上平聲，商為下平聲，角為入聲，徵為上聲，羽為去聲，知此可與言聲律矣。先儒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之說，一何妄耶。

臣謹按《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謂之樂。唐楊收謂二變亦曰比，蓋變與比名義皆出《樂記》，非始於近代也。夫樂有所謂聲者，有所謂音者，何也。單出曰聲，宮、商、角、徵、羽是也。

雜比曰音，變宮、變徵是也。聲音二義相兼，所謂樂也然。聲之為義，淺而易解；音之為義，深而難解，故曰：惟君子為能知樂，誠哉言也。古者旋宮之法，必用二變四清而後成，均宋李照之。為樂既黜四清而陳暘之著書，復擠二變，此古所謂知聲而不知音者也。暘著樂書，凡若干萬言，而無絲毫裨補於樂。紛紛饒舌，徒欲沮壞旋宮之法而已，此所謂不知音而不可與言。樂者也，先儒唯朱熹最知樂，其次則蔡元定所論皆有理。今載二家成說，以破陳暘之謬。

《朱熹文集》曰：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徵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關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即有二律介於宮羽徵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彼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為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為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

熹語錄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相連接處。

蔡元定《律呂新書》曰：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也。

又曰：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臣謹按四清二變，古今樂家為之說者，眾矣，然惟馮元、楊傑、朱熹、蔡元定四人之說得之元之議。四清曰原其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陵謂之正迭，相陵謂之慢百，王之不易也。聲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已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陵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傑之議二變曰：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為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鐘為宮，則太蔟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鐘之均。餘律為宮，同之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熹及元定所議亦然。陳暘獨不然，謂雅樂只用五聲十二律，不用二變及四清譬，如天之五星，人之五常，豈可七哉。殊不知五星之與日月為七政，與炁孛羅計為九曜五常之名，有禮無樂，有智無勇，有仁無孝，有義無忠，有信無恕，豈可便謂忠恕之類，皆如駢拇枝指而非五常之正耶。又如青龍白虎朱雀各一，而元武龜蛇為二，肝心脾肺各一而腎與命門為二，龜與腎屬水而蛇與命門屬火，皆自然之理而不可去也二。變之不可去亦如此然。暘之謬說，今人多惑之，是所謂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者也。吁。旋宮之說尚矣，大司樂及禮運皆有明文，大儒若朱熹輩皆不敢非之，而近代為律呂之學者乃舍周孔朱蔡之成法而不遵，惟暘腐儒之是信，非惑之甚者乎。故不可以不辨。

《陳其愫·經濟文輯》《劉鳳論律呂》

夫律之候，氣長則凌而先至，短則泄而不至。十有一月當冬至時，陽氣距地九寸，故黃鐘以九寸之管。候之十二月大寒，距地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故大呂律與之等。正月雨水距地八寸，故太蔟律與之等。二月春分距地七寸四分三釐有奇，故夾鐘長與之等。三月穀雨距地七寸一分，故姑洗長與之等。四月小滿距地六寸五分八釐有奇，故仲呂長與之等。五月夏至距地六寸二分八釐，故蕤賓長與之等。六月大暑距地六寸，故林鐘長與之等。七月處暑距地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故夷則長與之等。八月秋分距地五寸三分，故南呂長與之等。九月霜降距地四寸八分八釐有奇，故無射長與之等。十月小雪距地四寸六分六釐，故應鐘長與之等。此一歲陽氣所升之數而律管應之者也。是雖聖人之精測，然亦何以及此也。曰數盡之矣，夫三而降一而復。雖陰陽之升降，氣朔之進退，十二律之長短，有不由之者乎。故不齊之中有大齊焉。以一乘三為九律，起於九畫，止於六律，聲也。畫象也。自然而然者也。聖人以數而範圍天地，天地之度可參而知者，三一之謂也。故徑而寡失細分之極於無窮，而皆得其紀焉者，舉其要也。李文利不得於測候，由寘管之誤也。然因陽氣所升之度而古今用尺之長短，是亦可驗之一端。

十二律以調，五聲然有不足者。應鐘之宮則徵濁而宮清夷，則為宮則商角羽無其調中呂為宮，則十二律皆無所取，故謂旅宮至於三而止。若旋以十二則有衍之六十以至三百六十者，律何以諧也。曰此小分之說，誤之也。《淮南子》所謂銖積寸累至丈石，而謬徑、而寡失，不在舉其要乎。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何以鑿為也。若鄭康成之說本之，呂覽淮南蕤賓重，上生，至於仲呂而所生分等，皆倍劉向之說。隔七為上生，隔八為下生，至仲呂而孤蕤賓而踰次矣。京氏以隔九相生，若准之長九尺，析之一寸之，內乘為分，二干又為小分，以辨強弱，極離朱之明且不能及。又須柱以拘弦移動之間。彌不能定而欲以辨六十律，豈聰耳之所及哉。

《朱健·古今治平略》《明律呂》

我朝以土德王聲尚宮。初制樂時，冷謙議用四清聲，故編鐘編磬皆為十六，成一代完樂。豈非洞達音律者哉。嗣是探討解悟，代不乏人。成化中丘學士濬言樂無古今，宜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歌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循俗法之所依換，尋古調之所抑揚，然後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俗器之調，而後古器合作於一堂之上，而有和應之美，不徒協奏者之心，而且諧聽者之耳，然後按古人鐘律之法，講究其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築室布灰如其法，截竹為筒以求黃鐘之聲繇，是以制律均音而造器焉先。試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而齊八器，使一器之中聲律自然均調，無有參錯。合器而協之，使其眾器之間自然翕合，無相奪倫，庶幾得古人之彷彿矣。是其意一本於蔡元定朱晦庵之意而推廣之，至嘉靖中，李教授、文利實始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為黃鐘，曰：含少之文辨黃鐘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及多，見黃鐘數少，為極清。辨宮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百二十九分。辨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其法。由十一月黃鐘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呂則增六分，由大呂至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皆各增九分，由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鐘亦減六分，由林鐘至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以復於黃鐘，皆各減九分而適合三寸九分之數。由此而如環無端焉，以相生。其說曰陽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為數，三九盡之矣。黃鐘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成，以三函九故黃鐘之宮命之，曰：函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鐘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鐘，其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鐘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其增減宜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者也。作《律呂》、《元聲書》二篇，范副使輅等信其說，從受學楊學。士廉愛其書以為天授，而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謂其不然，以為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原依古往而來，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廷相駁之書，言：古人制為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脣，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之平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曰：黃鐘宮為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出於脣乎。惟以宮為清，則黃鐘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大謬矣。夫上古鐘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鐘十二律皆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鐘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令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略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為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為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相為宮言各律，旋各自為首也。如黃鐘為主律，則必以林鐘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於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且以為李氏之說，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樂職樂器聲，容之考證，皆長樂陳氏之緒。餘豈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脣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與又著論曰：夫人有性情，則有歌詠，有歌詠，則有音樂，有音樂必有律呂，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之謂也。古之聖人，本人聲清濁之感，吹律以定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鐘既正則琴瑟笙竽，依類而正。合而奏之，黃鐘作而林鐘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同聲相應也。故曰：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諧。夫樂者中和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為元，律呂之始終要，諸此而已。故有律本有律度，何謂律本黃鐘是也。漢志以黃鐘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周徑，其長九寸圍九分徑三分十二，律雖有長短，其徑三圍九以空其中皆然也，且寸九而三分之，皆參亭無餘故三分，損益皆得，全數制律之法，莫要於此所謂本也。何謂律度中聲是也。古人制律之妙，不可傳所傳者器耳。其法以上生下者皆三其本律，損一而得二以下生上者皆三其本律，益一而得四黃鐘太蔟姑洗損陽以生陰，大呂夾鐘中呂損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益陽以生陰，林鐘南呂應鐘益陰以生陽，律呂之義盡矣論樂者，皆以黃鐘大呂為大音，而不知大呂之設四寸有奇，安得與黃鐘同論。故為上下以減清濁，期於中聲而止所，謂度也。如是而五音可以辨矣。聲出於脾謂之宮，宮主喉出於肺，謂之商。商主齒出於肝，謂之角。角主牙出於心謂之徵，徵主舌出於腎謂之羽，羽主脣，此五聲之內外象也。辨其大節即知其相生。故必自宮而徵，自徵而商，自商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事也，此聲氣自然之機理，人力一毫不可強造也。其正聲之外復有子聲，何也。聲者以漸而清者也。如黃鐘為聲元，其管最長，諸聲俱不能越黃鐘之上，故以順而役其音自諧。若以應鐘為宮，蕤賓為徵，大呂為商，夾鐘為角，夷則為羽，則四聲俱濁而宮獨清，雖有韻亦不成音。必須子聲湊合乃始成調，此亦必然之理也。其曰：旋相為宮，何也。人聲之發，必起於喉，而達於舌齒，再呼而換氣，必反於舌本及齶而極於脣，與舌中是七律，旋轉皆可以為聲始也。由是觀之，不惟黃鐘發聲自喉，或自林鐘而及黃鐘，或自太蔟而及黃鐘，或自黃鐘而及林鐘，其發聲之處，宮之分也。故曰：旋相為宮，非宮調十二，而商角徵羽皆十二也。旋宮之外，復有二變，何也。初發之聲或抑或揚，其氣皆平，一二句之後聲氣必有極揚者，揚則宮徵俱清，然非初發之宮徵，安得不謂之變宮變徵乎。要非十二律外別制此二聲，無此二變則無抑揚高下之節而均調不成，故曰律非五聲不能辨，非十二律不能和，五音非二變不能盡，左氏謂之七音書，傳謂之七始，蓋聲有二變，則不可廢四清，非如後代以子聲為四清也。斯亦鉤深致遠，得其衷者矣。至韓公邦奇博極群書，研律呂之學於是作，志樂以為古今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耶。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以九寸為法者，班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者，馬遷氏之說也。得相生之法以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黃鐘終仲呂而為十二律，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為六十律，蓋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說也。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鐘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為上生，隔八為下生，至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演京氏之餘而伸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參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蜂起，雖班氏較為精密，要皆揣測乎。影響之際棼綸乎，簡冊之間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鐘生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圍，八百一十分之積而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隋氏之樂獨奏黃鐘王朴之樂，不考金石以至荀勗與阮咸互相詆也，何妥與鄭譯交相詘也，范鎮與劉几迭相誹也，即溫公之於蜀公考亭之。於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樂，歌工病其太濁私，減銅劑聲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楊傑定元豐之樂，欲毀舊鐘而不得乃陳其已。敝者為樂工，一夕易之而傑勿之，知魏漢津定崇寧之，樂制器不成劑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津亦弗之知，又惡用是呶，呶者為也，遂使近世輕於變古，若莆田李文利氏獨有黃鐘三寸九分之說，以太極陰陽五行從一生二，從少及多，故言黃鐘數少為極清以辨宮聲，極濁之誤其所著《律呂》、《元聲》二篇，雖一時有驚，為天授者要本之《呂氏春秋》，而長孫無忌劉恕亦嘗主之。然黃鐘沖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之無不統，如天之無不覆也，儻執含少以為清管，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皆無由取正矣。是故君子重變古也。自李氏刱異同之議，又有作樂律管見者，金谿黃積慶氏也。有作律呂正聲者，即墨王邦直氏也。大抵皆彷彿李氏而小有參差。若吳中黃省曾則直著辨排之其言，本之漢書，較有明據，而楚中瞿九思測律創圖以為質，諸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質洛書，質大衍，質於易，質於疇，質諸曆，質諸數，莫不脗合質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敢自信，復多創為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大呂而下自三寸以上至於八寸七分毫釐纖，忽如珠連櫛比，無不巧為輳泊以求合，合而為宮商角徵羽，一百二十調而經緯錯綜縱橫，反覆無不合於圖書，造化如必欲多為聲調，即剖而為京房之六十析，而為歐陽秀之百四十有四釐，而為錢樂之之三百有六十，此亦無難也。天下理而已矣。倘稟諸河圖洛書參諸周易，質諸造化而後論樂，即不中宜，不遠今，不必窮理而使區區或求之於古律，或求之於古尺，或求之於古斛龠，或求之於古泉。布而大要多稟承於河東之黑黍，輕於千二百則易以大，多於千二百則易以小，此以黍為方分彼，以黍為圓徑，此以為律生尺，彼以為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間，一芒一釐之際，至聚訟於，累歲窮年而獄猶不解，是何。其放飯流歠而虛為此紛紛也。余持論一歸，本於理即以之而試於絲，試於竹而絲竹或不葉，恐亦當移絲竹以就理。慎不當舍理而姑為遷就，以徇絲竹。況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寧有執理持論冥合造化而不可奏之於郊廟邦國者哉。此亦超解創見矣。獨其盡疑古法，謂七音二變，四清聲之皆不足信欲，捐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以為淮南之誤用管子。而漢史之誤用淮南，則毋亦好為持異。厭粱肉而耽珍，錯之故與究而論之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為同，易知也。叫嘯啼呻偕聞於天而為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氤氳噏欱均觸乎物，而為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為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為微妙。噫，亦謬矣。語曰：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草知歲，蓂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豐凶，登高而察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於氣喻，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以時變，奚非候哉。葭琯之制，取徵於顯，託驗於祕，非有他謬，巧也。然琯承於氣，自長自短，聲出於琯。自清自濁，陽萌於復，故子月為天統音，尚其中故。黃鐘為君聲，因天因地，能鬼能人，道生數，數生律，自然為綱。故足貴已而鄙生小，拘務新臆見傅會義理，自司馬遷以來，去古甚近皆云黃鐘。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甚遠而李氏信呂，覽浮浪之說，執以為三寸九分。夫歷世以降，諳解非乏沿襲未舛猶可無論。至於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聞其乖，因氣辨聲可為左，驗至於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季通之，辨斯為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水，風觸為聲，中於宮商莫知其然，又況於八音之為器哉。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矣，論樂者幸無神說而深言之。

《春明夢餘錄》《樂旨》

宋建陽蔡元定著《律呂新書》二卷，其上卷以《漢志·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為黃鐘。第一以《淮南子》、《漢前志》本黃鐘之律，以三歷十二辰積之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鐘之實。第二以黃鐘三分為損益，定生十二律第。三次十二律之實，四次變律，五次律生。五聲圖，六次變聲，七次八十四聲圖，八次六十調圖，九於是候氣審度，嘉量權衡次焉為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書志經傳，疏註《呂氏春秋》、《淮南子》，下至歷代龠尺款識。用以明造律和聲，均調候氣制器之事。朱文公稱其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鑿鑿可見之行也。其後文公考定《禮書》定鐘律，《詩樂》至《樂舞》等篇。而《鐘律》篇大率本元定所著，而互演之稱明邃矣。

《樂書》云：昔太史公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以為天下富庶百姓嬉遊此，和樂之本也，蓋亦深達制律之意者哉。樂之用不外乎聲音，《律呂通典》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如仲呂之管長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黃鐘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七分有奇以為黃鐘之變律，半之得四寸三分有奇為子聲，此聲有倍半之略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謬。蓋五音相生，至於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為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以為變徵。變者與正比則為和，變者與正不比則為謬，此音有和謬之略也。《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為七始，此合而言之也。又以黃鐘為天始，林鐘為地始，太蔟為人始，此分而言之也。蓋黃鐘居子為天統，林鐘居丑為地統，太蔟居寅為人統，故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鐘為冬，以三合四是謂七始，此三始七始之略也。以七音因十二律為八十四調，除二變聲不得為調，以五因十二則為六十調。然二變不調，則冬夏聲闕，四時不備，蔡子之說非而鄭譯之議是也。此六十調與八十四調之略也。以徑象言之，黃鐘長九寸為乾，林鐘長六寸為坤，乃邵子皇極經世聲起於多乾之甲也，音起於古乾之子也，此理之可通於易者也。以娶妻生子言之，黃鐘為陽，大呂為陰，猶甲子之娶乙丑，皆同位者也。黃鐘之生林鐘，林鐘之生太蔟，猶甲子金之生庚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沈重鐘律議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當一期之日，隨日建律，依次運行，當日者以次為宮，而商徵依次從焉。此義之有符於曆者也。樂必用五音，然《周禮》三大祭皆無商音說者，謂周德木也，故祭鬼神之樂，去金開元諸，臣言唐土德王，請加商調，去角調，是即周禮之意。云爾我朝以土德王，初作洪武正韻，聲起於東，從角也。後見禮部韻會而遵用之，不起於東而起於公，此則從宮矣。豈非深達造化者哉。律止於十二是矣，然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為父，應聲輕清為臣為子，故四聲曰清聲即夾鐘大呂黃鐘太蔟之應也。苟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矣。冷謙建議用鐘聲四故編鐘編磬，皆為十六，豈非洞達音律者哉。詩稱定之方中謂測日景，以辨方也。土圭之法，祖沖之之論備矣。然候氣者，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於左，地氣微偏於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者也。故土圭測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黃鐘之律於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鐘之律於丙午之中，然後飛灰應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黃鐘，豈非臆說哉。黃鐘起於子，之一以三倍之歷十二辰而終於亥之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漢志》蓋借十二辰以列三因之算位耳，蔡子乃批以為真。張皇鋪衍謬矣。自黃鐘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陽反上生，陰反下生。此非空言也，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於仲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蕤賓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終於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三分有奇，雖三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鐘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鐘耳。蔡子乃譏其陰陽錯亂，亦未之思乎。近世儒者乃曰：黃鐘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紀《呂氏春秋》所載含少之說為証，曰：黃鐘音始也象則君也，其律宜短，其氣宜微，其聲宜清者也。夫黃鐘以八十一分為管而吹三十九分以為聲，故謂之含少，乃遂以三寸九分為黃鐘之律而執，含少以為清管焉。自此律一差大呂而下十一律者皆無由取正矣。蓋太史公之言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神而明之，雖妙必效。今聖主當陽能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是，樂之本也，區區之器與數何足論哉。

黃太史道周樂律論衡曰：樂律史記所載極為詳悉，揚子雲太元只是說曆耳，天地之體四方各百二十八周，而圍之五百一十二，因而圓之四百八十。凡方圓相割，十有八變而歸於極體。四則用三體，三則用四，以四為實，以三損益割方即為損，割圓即為益，考其纖微，皆方不止於徑，一周四圓不止於徑，一圍三約長餘分是日月差法之所由生也。曆律之妙皆於此徑一圍三上。察其微差以為相生之律，如黃鐘全曆百二十餘一分七釐有強，因而裁之八十有一為黃鐘之上宮，其下宮三十有九餘分不盡以起下生，而《淮南子》呂不韋俱稱黃鐘三寸九分，此是訛黃鐘之下宮以為上宮。我朝李文利、鄭世子之流又祖其說以三寸九分起黃鐘，則黃鐘之聲宜極短而清毋復牛鳴<img src='https://r.cnkgraph.com/Chars/wikipedia/commons/thumb/1/1b/GJfont.pdf/page22005-18px-GJfont.pdf.jpg' />中者矣。管子亦稱黃鐘有大灑之音，此皆於變宮上說，黃鐘非就黃鐘，本位起實數也。如就本位起實數，則六律六呂皆百有二十分。如大呂七十有二則其餘宮四十有九又有餘分，不與仲呂相亂。今以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分為娶妻生子之序，上下損益終於南呂之六寸。而百二十分之律分中所謂律之一終也，京房六十律亦從此始；如用三寸九分之律，則管分極短，吹不成聲，應不動氣，又益五寸二分以為大呂，顛倒極矣。某自少時常用文利之律，以比於淮南呂覽之說，久而知其不然，乃復求之史記，知太史所藏去古未遠，置一而十一之，以三為實，以四為積，不可易也。伶州鳩所論六閒六正，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從來已舊，安得指短極之律，以起至大之宮，使鐘量衡度，皆無所從。始乎凡樂，亥為應鐘，卯為夾鐘，未為林鐘，此三鐘者三甲所治，易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謂是物也。巳為南呂，丑為大呂，酉為仲呂，此三呂者為三庚所治，易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謂是物也。黃鐘為子，子與亥而從陽，治陽者為主，治陽而主鐘蕤賓為午，午與巳從陰治，陰者為客，故言賓而治呂，主客之，分出入之序，六府三事之所為治也，禮祀天神則用圜鐘為宮，以相次為序，祀地祇則用函鐘為宮，以相生為序，祀人鬼則用黃鐘為宮，以相合為序，其以黃鐘代應鐘，亦猶之尊子而絀亥也。凡道之本於禮樂者，皆與天行之度一一相追，禮退而絀，樂進而盈，樂動而升，禮讓而反，日之讓天，月之讓日，進而稱順，退而數逆，藏往知來其致一也。日月律度之差各十三有餘，為日月交食之會，折之為六分有半，為律法之所從，極蔡元定子丑寅卯辰巳，上得全分午未申酉戌亥，下得全秒猶未有定論，惟以十二差之。自三分九釐損益上下，以至於一分而極而半聲閒起之法，亦於是而出矣。然則太師吹銅聽律。以知師之善敗如何，某云予非瞽史安知吹律。然詩稱其軍三單大國，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之數與天道參六師之義倍而用之，用眾之律而過於天道，未有不敗者也，然則曆數十有七萬八千餘強何也。曰：置一而十一三之，是大易之偶數也，因而三之五十三萬餘強而與天俱，周律之與禮樂天道兵師其概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