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9a0159
卷40
原詩
原詩提要
《原詩》四卷，據康熙二十五年二葉草堂刊《已畦文集》本點校。撰者葉燮（一六二七—一七〇三），字星期，號已畦，江南吴江人。康熙九年進士，曾任揚州寳應知縣年餘，因不附上官去職。隱居蘇州横山講學，人稱横山先生。有《已畦詩文集》等。《清史稿》卷四八四有傳。此書林雲銘序有「丙寅九月招余至草堂出而見示」等語，沈珩序亦署康熙丙寅，應即成於是年（康熙二十五年、書名「原」者，推究詩之本原也。故其體例與一般詩話不同，「是作論之體，非評詩之體」（《四庫全書總目》）。又分内、外篇，「内篇標宗旨，外篇肆博辨」（沈珩序）、皆深具用心。大旨不出郭紹虞《清詩話前言》所言，約有二端：一爲詩史流變之原，一爲詩法之本原。其詩史流變觀之異乎尋常者，乃在「正」與「變」、「盛」與「衰」、前代與後世之間保持平衡，「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不得謂正爲源而長盛，變爲流而始衰」，「後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後人，何以盡其引申」，一反明人正盛變衰之「代降」論，然亦非後出轉精之「進化」論，而得其平。一部詩史，即前「因」後「創」變化前行之謂也。其論詩法亦非就詩論詩，而能推原至客體之「理、事、情」及「氣」四概念，又析出詩人主體之「才、膽、識、力」，所謂「胸襟」四要素，「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四）」，則詩成矣。此論之尤見精辟者，乃在闡明詩中之理、事、情，爲「不可明言之幽渺之理」，「不可施見之想象之事」，「不可徑達之惝恍之情」，而非可言、可執之實在物理，一言探本，可息王維「雪中芭蕉」以來之聚訟。又標舉杜、韓、蘇爲三大家，以七律爲各體之「總持三昧之門」，皆可證其高論爲得旨矣。其論之「形上」之趣，獨與王夫之《薑齋詩話》並世爲二，他家不能仰及。《四庫提要》目爲「英雄欺人之語」，似未識其義也。此書《昭代叢書》本合爲一卷，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霍松林校注本《内篇》二卷分合有異，皆不甚妥，今仍其舊。
原詩叙
古書多用韵語，不獨詩爲然，其工拙總在理勝。後世以用韵者爲詩，不必用韵者爲文，且於詞句中較工拙，於是遂有限之以體式、聲調，將歷代所作斷以己意，大約尊古而卑今，其所從來舊矣。凡此皆未覩乎詩之原也。嘉善葉子星期，詩文宗匠，著有《原詩》内、外篇四卷，直抉古今來作詩本領，而痛掃後世各持所見以論詩流弊，娓娓雄辯，靡不高踞絶頂，攧撲不破。歲丙寅九月，招余至其草堂，出而見示，促膝諷誦竟日。余作而歎曰：「今人論詩，齗齗聚訟，猶齊人井飲相捽，得此方有定論矣。」記余少時未讀《南華》、《楞嚴》，每私擬宇宙間必有此一種大義理，惟以不見於經傳爲疑。及得二書讀之，恍若不出鄙意所揣。今星期所著，悉余二十年來胸臆中揆度、欲吐而不能即吐之語。一玩味間，不覺鼓掌稱快，如獲故物，雖欲加贊一詞而不可得。乃知古人之詩與今人之詩，皆宇宙所必有之數，不必相師。即星期《原詩》内、外諸篇，亦未始非宇宙所必有之數，不必相謀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此作詩之原，亦即論詩者之原。千百年中知其解者，旦暮遇之矣。是爲序。晉安同學弟林雲銘西仲撰。
原詩叙
詩自唐以後迄於有明，六七百年中間，非雄才自喜、力能上薄風騷者，不敢揚躒以進；然且偏畸間出，餘子或附離以起，亦不數數稱也；非若元嘉迄唐四百餘年間，人握鉛槧者比。且以有唐之盛，間按其時作家所論次，大率謂宗工崛起，學者得其門而歷堂奥，探驪珠，當代不過數人。其嚴若此，是必專門師匠，口傳心授，有詩之所以爲説者存。非其説，雖工弗尚也。惟其不敢不慎，而詩存。今則不然，手繙四聲，筆涉五字、七字，皆詩人。稍稍致語屬綴，其徒輒自相國色，則以家驥人璧，而詩亡。不特此也，詩亡而益曼衍乎詩，沿譌揚波，以逢世而欺人，浸淫不止，非世道人心之憂乎哉！憂不獨在詩，然自古宗工宿匠所以稱詩之説，僅散見評騭間一支一節之常者耳；未嘗有創闢其識，綜貫成一家言，出以砭其迷、開其悟。何怪乎群焉不知蜀道之巉曲，而思宿舂糧以驅轂者之貿貿哉！星期先生，其才揮斥八極，而又馳騁百家。讀《已畦詩》，風格真大家宗傳。其銛鋒絶識，洞空達幽，足方駕少陵、昌黎、眉山三君子。乃復憫學者障錮於淫詖，惄焉憂之，發爲《原詩》内、外篇，内篇標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非以詩言詩也，凡天地間日月、雲物、山川、類族之所以動盪，虬龍杳幻、鼪鼯悲嘯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忠賢節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愛惡好毁之所以彰其機，莫不條引夫端倪，摹畫夫毫芒，而以之權衡乎詩之正變與諸家持論之得失。語語如震霆之破睡，可謂精矣神矣！其文之牢籠萬象，出没變化，蓋自昔《南華》、《鴻烈》以逮經世觀物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而不惟是也，若所標示胸襟品量之説，不特古人心地之隱由詩而較然千古，抑朝廷可以得國士，交遊氣類中可以得豪傑碩賢，塵俗世故之外可以得浩落超絶之異人，功在學術流品豈小哉！讀先生是編，使知古人嚴爲論詩之旨，與作者慎爲屬詩之義，則詩之亡者以存。詩存而距塞其逢世欺人之浸淫，則世道人心之繫亦以詩存。嗟乎！彼宗工宿匠所不肯舉其心得之儲，俾學者捆載以去；先生乃不靳開左藏以貸貧，而抑以援其溺，斯其胸襟品量何等耶！康熙丙寅冬十月，年通家世侍海寧沈珩拜手譔。
原詩卷一 嘉善葉燮星期
内篇上
詩始於《三百篇》，而規模體具於漢。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遞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爲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乃近代論詩者則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黄初，其餘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後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謂唐無古詩，又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自若輩之論出，天下從而和之，推爲詩家正宗，家絃而户習。習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矯而反之者，誠是也。然又往往溺於偏畸之私説。其説勝，則出乎陳腐而人乎頗僻；不勝，則兩敝，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爲循環，並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孰爲沿爲革，孰爲創爲因，孰爲流弊而衰，孰爲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徒自詡矜張，爲郛廓隔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於是百喙争鳴，互自標榜，膠固一偏，勦獵成説。後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汩，不能不三歎於風雅之日衰也。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删變也。則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詘變也明矣。漢蘇、李始創爲五言，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謂即無異於《三百篇》，而實蘇、李創之也。建安、黄初之詩，因於蘇、李與《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創，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再變而爲建安、黄初。建安、黄初之詩，大約敦厚而渾樸，中正而達情。一變而爲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爲鮑照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顔延之之藻繢，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嫵，庾信之清新，此數子者，各不相師，咸矯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襲前人以爲依傍，蓋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間健者，如何遜，如陰鏗，如沈烱，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辭縟節，隨波日下，歷梁、陳、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習而益甚，勢不能不變。小變於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於開元、天寳高、岑、王、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爲創。而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欽、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各有至極，今人一概稱爲宋詩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最，各能自見其才。有明之初，高啓爲冠，兼唐、宋、元人之長，初不於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駡。謂唐無古詩，并謂唐中、晚且無詩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豈無有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説，錮習沁入於中心，而時發於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則其説之爲害烈也。原夫作詩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觸以興起其意，而後措諸辭，屬爲句，敷之而成章。當其有所觸而興起也，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於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悦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辭、此句雖有小異，再見焉，諷詠者已不擊節，數見則益不鮮。陳陳踵見，齒牙餘唾，有掩鼻而過耳。譬之上古之世，飯土簋，啜土鉶，當飲食未具時，進以一臠，必爲驚喜；逮後世臛臇炰膾之法興，羅珍搜錯，無所不至，而猶以土簋、土鉶之庖進，可乎？上古之音樂，擊土鼓而歌「康衢」；其後乃有絲、竹、匏、革之制，流至於今，極於九宫南譜，聲律之妙，日異月新。若必返古而聽《擊壤》之歌，斯爲樂乎？古者穴居而巢處，乃制爲宫室，不過衛風雨耳；後世遂有璇題瑶室，土文繡而木綈錦。古者儷皮爲禮；後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純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禮以儷皮，孰不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於極。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漸出之，而未窮未盡者，得後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惟叛於道，戻於經，乖於事理，則爲反古之愚賤耳。苟於此數者無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屢治而益精，不可謂後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彼虞廷「喜」、「起」之歌，詩之土簋、擊壤、穴居、儷皮耳。一增華於《三百篇》，再增華於漢，又增於魏，自後盡態極妍，争新競異，千狀萬態，差别井然。苟於情、於事、於景、於理隨在有得，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則就其詩論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風》、《雅》哉？如人適千里者，唐、虞之詩如第一步，三代之詩如第二步，彼漢、魏之詩以漸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作詩者知此數步爲道途發始之所必經，而不可謂行路者之必於此數步焉爲歸宿，遂棄前途而弗邁也。且今之稱詩者，祧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漢、魏於明堂，是也；何以漢、魏以後之詩，遂皆爲不得入廟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嘗非治天下之大經，今時必欲復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蘇、李五言與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黄初，作者既已增華矣，如必取法乎初，當以蘇、李與《十九首》爲宗，則亦吐棄建安、黄初之詩可也。詩盛於鄴下，然蘇、李《十九首》之意，則寖衰矣。使鄴中諸子，欲其二摹倣蘇、李，尚且不能，且亦不欲，乃於數千載之後，胥天下而盡倣曹、劉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温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爲體也，措之於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爲用也，返之於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無不得天地之陽春以發生。草木以億萬計，其發生之情狀亦以億萬計，而未嘗有相同一定之形，無不盎然皆具陽春之意。豈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陽春，而若者爲不得者哉？且温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執而泥之，則《巷伯》「投畀」之章，亦難合於斯言矣。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隨風會而出，而其力則嘗能轉風會。人見其隨乎風會也，則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見能轉風會者，以其不襲古人也，則曰今人不及古人也。無論居古人千年之後，即如左思，去魏未遠，其才豈不能爲建安詩耶？觀其縱横躑踏，睥睨千古，絶無絲毫曹、劉餘習。鲍照之才，迥出儕偶，而杜甫稱其俊逸，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千載後無不擊節此兩人之詩者，正以其不襲建安也。奈何去古益遠，翻以此繩人耶？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爲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各異，其所從出雖萬派，而皆朝宗於海，無弗同也；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爲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於海，則亦無弗同也。歷攷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爲源而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豔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迨開、寳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因正之至衰，變而爲至盛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朴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奡，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隱之輕豔，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群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爲杜，乃合漢、魏、六朝并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黄，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爲建安、開、寳之詩乎哉？開、寳之詩，一時非不盛，遞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爲禍，必有出於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没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即以此爲晚唐詬厲。嗚呼！亦可謂愚矣！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啓，縱横鈎致，發揮無餘藴，非故好爲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寳，不穿之鑿之，則寳不出。且未穿未鑿以前，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駡，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爲變，或數人而共爲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兒，假他人餘焰，妄自僭王稱霸，實則一土偶耳。生機既無，面目塗飾，洪潦一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耶？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喔吚，聲音雖似，都無成説，令人噦而却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掛齒。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圓，易於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己作；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或顛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於世，儼主骚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捨，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扳駁銖兩。内既無具，援一古人爲門户，藉以壓倒衆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竊其腐餘，高自論説，互相祖述，此真詩運之厄。故竊不揣，謹以數千年詩之正變、盛衰之所以然，略爲發明，以俟古人之復起。更列數端於左：
或問於余曰：「詩可學而能乎？」曰：「可。」曰：「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於詩而傳焉，可乎？」曰：「否。」曰：「詩既可學而能，而又謂讀古人之詩以求工爲未可，竊惑焉。其義安在？」余應之曰：「詩之可學而能者，盡天下之人皆能讀古人之詩而能詩，今天下之稱詩者是也；而求詩之工而可傳者，則不在是。何則？大凡天姿人力，次叙先後，雖有生學、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詩之工而可傳，則非就詩以求詩者也。我今與子以詩言詩，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曉然矣。今有人焉，擁數萬金而謀起一大宅，門堂樓廡，將無一不極輪奂之美。是宅也，必非憑空結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雲氣。以爲樓臺，將必有所託基焉。而其基必不於荒江窮壑、負郭僻巷、湫隘卑濕之地，將必於平直高敞、水可舟檝、陸可車馬者，然後始基而經營之，大厦乃可次第而成。我謂作詩者，亦必先有詩之基焉。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即盛。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爲基。如星宿之海，萬源從出；如鑽燧之火，無處不發；如肥土沃壤，時雨一過，夭喬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别，而無不具足。即如甫集中《樂遊園》七古一篇，時甫年纔三十餘，當開、寳盛時。使今人爲此，必鋪陳颺頌，藻麗雕繢，無所不極，身在少年塲中，功名事業，來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詩，前半即景事，無多排場，忽轉『年年人醉』一段，悲白髮，荷皇天，而終之以『獨立蒼茫』，此其胸襟之所寄託何如也！余又嘗謂晉王羲之獨以法書立極，非文辭作手也。蘭亭之集，時貴名流畢會，使時手爲序，必極力鋪寫，諛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涼者。而羲之此序，寥寥數語，託意於仰觀俯察宇宙萬彙，係之感慨，而極於死生之痛，則羲之之胸襟又何如也！由是言之：有是胸襟以爲基，而後可以爲詩文。不然，雖日誦萬言，吟千首，浮響膚辭，不從中出，如剪綵之花，根蒂既無，生意自絶，何異乎憑虚而作室也？乃作室者既有其基矣，必將取材。而材非培塿之木、拱把之桐梓，取之近地阛闠村市之間而能勝也，當不憚遠且勞，求荆、湘之楩楠，江、漢之豫章，若者可以爲棟、爲榱，若者可以爲楹、爲柱，方勝任而愉快，乃免支離屈曲之病。則夫作詩者，既有胸襟，必取材於古人，原本於《三百篇》、楚《騷》，浸淫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剥之病。乃時手每每取捷徑於近代當世之聞人，或以高位，或以虚名，竊其體裁、字句，以爲秘本，謂既得所宗主，即可以得其人之贊揚獎借。生平未嘗見古人，而才名已早成矣。何異方寸之木，而遽高於岑樓耶？若此等之材，無論不可爲大厦，即數椽茅把之居，用之亦不勝任，將見一朝墮地，腐爛而不可支。故有基之後，以善取材爲急急也。既有材矣，將用其材，必善用之而後可。得工師大匠指揮之，材乃不枉。爲棟、爲樑、爲榱、爲楹，悉當而無絲毫之憾。非然者，宜方者圓，宜圓者方，枉棟之材而爲桷，枉柱之材而爲楹，天下斲小之匠人寧少耶？世固有成誦古人之詩數萬首，涉略經史集亦不下數十萬言，逮落筆則有俚俗庸腐、窒板拘牽、隘小膚冗種種諸習。此非不足於材，有其材而無匠心，不能用而枉之之故也。夫作詩者，要見古人之自命處、着眼處、作意處、命辭處、出手處，無一可苟，而痛去其自己本來面目。如醫者之治結疾，先盡蕩其宿垢，以理其清虚，而徐以古人之學識、神理充之。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後匠心而出。我未嘗摹擬古人，而古人且爲我役。彼作室者，既善用其材而不枉，宅乃成矣。宅成，不可無丹雘赭堊之功。一經俗工絢染，徒爲有識所嗤。夫詩，純淡則無味，純朴則近俚，勢不能如畫家之有不設色。古稱非文辭不爲功，文辭者，斐然之章采也。必本之前人，擇其麗而則、典而古者而從事焉，則華實並茂，無夸縟鬬炫之態，乃可貴也。若徒以富麗爲工，本無奇意，而飾以奇字；本非異物，而加以異名别號，味如嚼蠟。展誦未竟，但覺不堪。此鄉里小兒之技，有識者不屑爲也。故能事以設色布采終焉。然余更有進此。作室者，自始基以至設色，其爲宅也，既成而無餘事矣；然自康衢而登其門，於是而堂，而中門，又於是而中堂，而後堂，而閨闥，而曲房，而賓席、東厨之室，非不井然秩然也，然使今日造一宅焉如是，明日易一地而更造一宅焉，而亦如是，將百十其宅而無不皆如是，則亦可厭極矣。其道在於善變化。變化豈易語哉！終不可易曲房於堂之前，易中堂於樓之後，入門即見厨而聯賓坐於閨闥也。惟數者二各得其所，而悉出於天然位置，終無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謂變化。變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詩人，惟杜甫爲能。高、岑、王、孟諸子，設色止矣，皆未可語以變化也。夫作詩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猶清、任、和三子之聖，各極其至，而集大成、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惟夫子。杜甫，詩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變化。子言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於詩者，乃囿於今之稱詩者論也。」
或曰：「今之稱詩者，高言法矣。作詩者果有法乎哉？且無法乎哉？」余曰：「法者，虚名也，非所論於有也；又法者，定位也，非所論於無也。子無以余言爲惝恍河漢，當細爲子晰之：自開闢以來，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萬彙之赜，日星河嶽，賦物象形，兵刑禮樂，飲食男女，於以發爲文章，形爲詩賦，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則詩文一道，豈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於理而不謬，則理得；次徵諸事，徵之於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絜諸情，絜之於情而可通，則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則自然之法立。故法者，當乎理，確乎事，酌乎情，爲三者之平準，而無所自爲法也，故謂之曰虚名。又法者，國家之所謂律也。自古之五刑宅就以至於今，法亦密矣，然豈無所憑而爲法哉？不過揆度於事、理、情三者之輕重、大小、上下，以爲五服五章、刑賞生殺之等威差别，於是事、理、情當於法之中。人見法而適愜其事、理、情之用，故又謂之曰定位。乃稱詩者不能言法所以然之故，而嘵嘵曰法。吾不知其離一切以爲法乎？將有所緣以爲法乎？離一切以爲法，則法不能憑虚而立；有所緣以爲法，則法仍託他物以見矣。吾不知統提法者之於何屬也？彼曰：『凡事凡物皆有法，何獨於詩而不然？』是也。然法有死法，有活法。若以死法論，今譽一人之美，當問之曰：『若固眉在眼上乎？鼻口居中乎？若固手操作而足循履乎？」夫妍媸萬態，而此數者必不渝，此死法也。彼美之絶世獨立，不在是也。又朝廟享燕，以及士庶宴會，揖讓升降，叙坐獻酬，無不然者，此亦死法也。而格鬼神，通愛敬，不在是也。然則彼美之絶世獨立，果有法乎？不過即耳目口鼻之常而神明之。而神明之法，果可言乎？彼享宴之格鬼神，合愛敬，果有法乎？不過即揖讓獻酬而感通之。而感通之法，又可言乎？死法則執，塗之人能言之；若曰活法，法既活而不可執矣，又焉得泥於法？而所謂詩之法，得毋平平仄仄之拈乎？村塾曾讀《千家詩》者，亦不屑言之。若更有進，必將曰：『律詩必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句如何結；古詩要照應，要起伏；析之爲句法，總之爲章法。』此三家村詞伯相傳久矣，不可謂稱詩者獨得之秘也。若捨此兩端，而謂作詩另有法，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謂變化生心。變化生心之法，又何若乎？則死法爲定位，活法爲虚名；虚名不可以爲有，定位不可以爲無。不可爲無者，初學能言之；不可爲有者，作者之匠心變化，不可言也。夫識辨不精，揮霍無具，徒倚法之一語，以牢籠一切。譬之國家有法，所以儆愚夫愚婦之不肖，而使之不犯，未聞與道德仁義之人講論習肄，而時以五刑五罰之法恐懼之而迫脅之者也。惟理、事、情三語，無處不然。三者得，則胸中通達無阻，出而敷爲辭，則夫子所云『辭達』。達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謂。而必泥乎法，則反有所不通矣。辭且不通，法更於何有乎？」
「曰理、曰事、曰情三語，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運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三者缺一則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然具是三者，又有總而持之、條而貫之者，曰氣。事、理、情之所爲用，氣爲之用也。譬之一木一草，其能發生者，理也；其既發生，則事也；既發生之後，夭喬滋植，情狀萬千，咸有自得之趣，則情也。苟無氣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干霄，纖葉微柯以萬計，同時而發，無有絲毫異同，是氣之爲也。苟斷其根，則氣盡而立萎，此時理、事、情俱無從施矣。吾故曰：三者藉氣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氣鼓行於其間，絪緼磅礴，隨其自然，所至即爲法，此天地萬象之至文也。豈先有法以馭是氣者哉？不然，天地之生萬物，捨其自然流行之氣，一切以法繩之，夭喬飛走，紛紛於形體之萬殊，不敢過於法，不敢不及於法，將不勝其勞，乾坤亦幾乎息矣。」
「草木氣斷則立萎，理、事、情俱隨之而盡，固也。雖然，氣斷則氣無矣，而理、事、情依然在也。何也？草木氣斷則立萎，是理也；萎則成枯木，其事也；枯木豈無形狀、向背、高低、上下？則其情也。由是言之，氣有時而或離，理、事、情無之而不在。向枯木而言法，法於何施？必將曰：法將析之以爲薪，法將斲之而爲器。若果將以爲薪，爲器，吾恐仍屬之事、理、情矣，而法又將遁而之他矣。」
「天地之大文，風雲雨雷是也。風雲雨雷變化不測，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即至文也。試以一端論：泰山之雲，起於膚寸，不崇朝而徧天下。吾嘗居泰山之下者半載，熟悉雲之情狀：或起於膚寸，瀰淪六合；或諸峰競出，升頂即滅；或連陰數月，或食時即散；或黑如漆，或白如雪；或大如鵬翼，或亂如散鬊；或塊然垂天，後無繼者；或聯綿纖微，相續不絶；又忽而黑雲興，土人以法占之，曰將雨，竟不雨；又晴雲出，法占者曰將晴，乃竟雨，雲之態以萬計，無一同也。以至雲之色相、雲之性情，無一同也。雲或有時歸，或有時竟一去不歸，或有時全歸，或有時半歸，無一同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若以法繩天地之文，則泰山之將出雲也，必先聚雲族而謀之曰：『吾將出雲，而爲天地之文矣。先之以某雲，繼之以某雲，以某雲爲起，以某雲爲伏，以某雲爲照應，爲波瀾，以某雲爲逆人，以某雲爲空翻，以某雲爲開，以某雲爲闔，以某雲爲掉尾。』如是以出之，如是以歸之，二使無爽，而天地之文成焉。無乃天地之勞於有泰山，泰山且勞於有是雲，而出雲且無日矣。蘇軾有言：『我文如萬斛源泉，隨地而出。」亦可與此相發明也。」
或曰：「先生言作詩，法非所先，言固辨矣。然古帝王治天下，必曰大經大法，然則法且後乎哉？」余曰：「帝王之法，即政也。夫子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一定章程，後人守之。苟有毫髮出入，則失之矣。修德貴日新，而法者舊章，斷不可使有毫髮之新。法一新，此王安石之所以亡宋也。若夫詩，古人作之，我亦作之；自我作詩，而非述詩也。故凡有詩，謂之新詩。若有法如教條政令，而遵之必如李攀龍之擬古樂府然後可，詩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而後爲我之詩。若徒以效颦效步爲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詩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後法，非廢法也，正所以存法也。夫古今時會不同，即政令尚有因時而變通之。若膠固不變，則新莽之行周禮矣。奈何風雅一道，而踵其謬戾哉！」
《原詩》卷一終
原詩卷二 嘉善葉燮星期
内篇下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舉不能越乎此。此舉在物者而爲言，而無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膽、曰識、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於此而爲之發宣昭著。此舉在我者而爲言，而無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爲作者之文章。大之經緯天地，細而一動一植，詠歎謳吟，俱不能離是而爲言者矣。在物者前已論悉之；在我者雖有天分之不齊，要無不可以人力充之。其優於天者，四者具足，而才獨外見，則群稱其才，而不知其才之不能無所憑而獨見也。其歉乎天者，才見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強也，不知有識以居乎才之先。識爲體而才爲用，若不足於才，當先研精推求乎其識。人惟中藏無識，則理、事、情錯陳於前，而渾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爲才乎？文章之能事，實始乎此。今夫詩，彼無識者既不能知古來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興感觸發而爲詩。或亦聞古今詩家之論，所謂體裁、格力、聲調、興會等語，不過影響於耳，含糊於心，附會於口，而眼光從無著處，腕力從無措處。即歷代之詩陳於前，何所決擇？何所適從？人言是則是之，人言非則非之。夫非必謂人言之不可憑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是非之，又安能知人言之是非而是非之也。有人曰詩必學漢、魏，學盛唐，彼亦曰學漢、魏，學盛唐，從而然之；而學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不能知，不能言也；即能效而言之，而終不能知也。又有人曰詩當學晚唐，學宋，學元，彼亦曰學晚唐，學宋，學元，又從而然之；而置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又終不能知也。或聞詩家有宗劉長卿者矣，於是群然而稱劉隨州矣。又或聞有崇尚陸游者矣，於是人人案頭無不有《劍南集》，以爲秘本，而遂不敢他及矣。如此等類，不可枚舉。一概人云亦云，人否亦否，何爲者耶？夫人以著作自命，將進退古人，次第前哲，必具有隻眼，而後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議論是非聾瞀於中心，而隨世人之影響而附會之，終日以其言語筆墨爲人使令驅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爲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驕，而愚益甚焉。原其患，始於無識，不能取捨之故也。是即吟詠不輟，累牘連章，任其塗抹，全無生氣。其爲才耶？爲不才耶？惟有識則是非明，是非明則取舍定。不但不隨世人脚跟，并亦不隨古人脚跟。非薄古人爲不足學也，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隨我之所觸而發宣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爲至文以立極。我之命意發言，自當求其至極者。昔人有言：「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又云：「不恨臣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臣法。」斯言特論書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譬之學射者，盡其目力、臂力，審而後發。苟能百發百中，即不必學古人，而古有后羿、養由基其人者，自然來合我矣。我能是，古人先我而能是，未知我合古人歟？古人合我歟？高適有云：「乃知古時人，亦有如我者。」豈不然哉！故我之著作與古人同，所謂其揆之一；即有與古人異，乃補古人之所未足，亦可言古人補我之所未足，而後我與古人交爲知己也。惟如是，我之命意發言，一一皆從識見中流布。識明則膽張，任其發宣而無所於怯，横説豎説，左宜而右有，直造化在手，無有一之不肖乎物也。且夫胸中無識之人，即終日勤於學，而亦無益。俗諺謂爲「兩脚書橱」，記誦日多，多益爲累。及伸紙落筆時，胸如亂絲，頭緖既紛，無從割擇，中且餒而膽愈怯，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矜持於銖兩尺矱之中，既恐不合於古人，又恐貽譏於今人。如三日新婦，動恐失體；又如跛者登臨，舉恐失足。文章一道，本攄寫揮灑樂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無處非礙矣。於是強者必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非我則不能得其法也。」弱者亦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今之聞人某某傳其法如是，而我亦如是也。」其黠者心則然而秘而不言；愚者心不能知其然，徒夸而張於人，以爲我自有所本也。更或謀篇時，有言已盡，本無可贅矣，恐方幅不足而不合於格，於是多方拖沓以擴之，是蛇添足也。又有言尚未盡，正堪抒寫，恐逾於格而失矩度，亟闔而已焉，是生割活剥也。之數者，因無識，故無膽，使筆墨不能自由，是爲操觚家之苦趣，不可不察也。昔賢有言：「成事在膽。」文章千古事，苟無膽，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無膽則筆墨畏縮。膽既詘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膽能生才，但知才受於天，而抑知必待擴充於膽耶？吾見世有稱人之才，而歸美之曰能斂才就法。斯言也，非能知才之所由然者也。夫才者，諸法之藴隆發現處也。若有所斂而爲就，則未斂未就以前之才，尚未有法也。其所爲才，皆不從理、事、情而得，爲拂道悖德之言，與才之義相背而馳者，尚得謂之才乎？夫於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於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縱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縱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爲文辭，而至理存焉，萬事準焉，深情托焉，是之謂有才。若欲其斂以就法，彼固掉臂遊行於法中久矣。不知其所就者，又何物也？必將曰：所就者乃一定不遷之規矩。此千萬庸衆人皆可共趨之而由之，又何待於才之斂耶？故文章家止有以才御法而驅使之，決無就法而爲法之所役，而猶欲詡其才者也。吾故曰：無才則心思不出。亦可曰：無心思則才不出。而所謂規矩者，即心思之肆應各當之所爲也。蓋言心思，則主乎内以言才；言法，則主乎外以言才。主乎内，心思無處不可通，吐而爲辭，無物不可通也。夫孰得而範圍其心，又孰得而範圍其言乎？主乎外，則囿於物而反有所不得於我心，心思不靈，而才銷鑠矣。吾嘗觀古之才人，合詩與文而論，如左丘明、司馬遷、賈誼、李白、杜甫、韓愈、蘇軾之徒，天地萬物皆遞開闢於其筆端，無有不可舉，無有不能勝。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而各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載之。惟力大而才能堅，故至堅而不可摧也。歷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昔人有云：「擲地須作金石聲。」六朝人非能知此義者，而言金石，喻其堅也。此可以見文家之力。力之分量，即一句一言，如植之則不可仆，横之則不可斷，行則不可遏，住則不可遷。《易》曰：「獨立不懼。」此言其人，而其人之文當亦如是也。譬之兩人焉，共適於途，而值羊腸蠶叢、峻棧危梁之險。其一弱者，精疲於中，形戰於外，將裹足而不前。又必不可已而進焉，於是步步有所憑藉，以爲依傍，或藉人之推之挽之，或手有所持而捫，或足有所緣而踐。即能前達，皆非其人自有之力，僅愈於木偶爲人舁之而行耳。其一爲有力者，神旺而氣足，徑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奮然投足，反趨弱者扶掖之前。此直以神行而形隨之，豈待外求而能者。故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吾故曰：立言者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己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象他人之家以爲我之家乎？是猶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鄰人之物以爲己有，即使盡竊其連城之璧，終是鄰人之寳，不可爲我家珍。而識者窺見其裏，適供其啞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廣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然力有大小，家有巨細。吾又觀古之才人，力足以蓋一鄉，則爲一郷之才；力足以蓋一國，則爲一國之才；力足以蓋天下，則爲天下之才。更進乎此，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終古，則其立言不朽之業，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終古，悉如其力以報之。試合古今之才，二較其所就，視其力之大小遠近，如分寸銖兩之悉稱焉。又觀近代著作之家，其詩文初出，一時非不紙貴。後生小子，以耳爲目，互相傳誦，取爲模楷。及身没之後，聲問即泯，漸有起而議之者。或間能及其身後，而一世再世，漸遠而無聞焉。甚且詆毁叢生，是非競起，昔日所稱其人之長，即爲今日所指之短，可勝歎哉！即如明三百年間，王世貞、李攀龍輩盛鳴於嘉、隆時，終不如明初之高、楊、張、徐，猶得無毁於今日人之口也；鍾惺、譚元春之矯異於末季，又不如王、李之猶可及於再世之餘也。是皆其力所至遠近之分量也。統百代而論，詩自《三百篇》而後，惟杜甫之詩，其力能與天地相終始，與《三百篇》等。自此以外，後世不能無人者主之，出者奴之，諸説之異同，操戈之不一矣。其間又有力可以百世，而百世之内互有興衰者。或中湮而復興，或昔非而今是，又似世會使之然。生前或未有推重之，而後世忽崇尚之。如韓愈之文，當愈之時，舉世未有深知而尚之者；二百餘年後，歐陽修方大表章之，天下遂翕然宗韓愈之文，以至於今不衰。信乎文章之力有大小遠近，而又盛衰乘時之不同如是。欲成一家言，斷宜奮其力矣。夫内得之於識，而出之而爲才，惟膽以張其才，惟力以克荷之。得全者其才見全，得半者其才見半，而又非可矯揉蹴至之者也，蓋有自然之候焉。千古才力之大者，莫有及於神禹。神禹平成天地之功，此何等事，而孟子以爲行所無事，不過順水流行坎止自然之理，而行疏瀹、排決之事，豈别有治水之法，有所矯揉以行之者乎？不然者，是行其所有事矣。大禹之神力，遠及萬萬世。以文辭立言者，雖不敢幾此，然異道同歸，勿以篇章爲細務，自遜處於没世無聞已也。大約才、識、膽、力四者交相爲濟，苟一有所歉，則不可登作者之埴。四者無緩急，而要在先之以識，使無識，則三者倶無所託：無識而有膽，則爲妄，爲鹵莽，爲無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無識而有才，雖議論縱横，思致揮霍，而是非淆亂，黑白顛倒，才反爲累矣；無識而有力，則堅僻妄誕之辭，足以誤人而惑世，爲害甚烈。若在騷埴，均爲風雅之罪人。惟有識則能知所從，知所奮，知所決，而後才與膽、力皆確然有以自信，舉世非之，舉世譽之，而不爲其所摇，安有隨人之是非以爲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寧獨在詩文一道已也！然人安能盡生而具絶人之姿，何得易言有識？其道宜如《大學》之始於格物。誦讀古人詩書，二以理、事、情格之，則前後、中邊、左右、向背，形形色色，殊類萬態，無不可得，不使有毫髮之罅，而物得以乘我焉。如以文爲戰，而進無堅城，退無横陣矣。若捨其在我者，而徒日勞於章句誦讀，不過勦襲依傍、摹擬窺伺之術，以自躋於作者之林，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或曰：「先生發揮理、事、情三言，可謂詳且至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關鍵，而語於詩，則情之一言，義固不易，而理與事似於詩之義未爲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詩，似未可以物物也。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絶議論而窮思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爲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則能實而不能虚，爲執而不爲化，非板則腐。如學究之説書，閭師之讀律，又如禪家之參死句不參活句，竊恐有乖於風人之旨。以言乎事，天下固有有其理而不可見諸事者；若夫詩，則理尚不可執，又焉能一一徵之實事者乎？而先生斷斷焉必以理、事二者與情同律乎詩，不使有毫髮之或離，愚竊惑焉。此何也？」予曰：「子之言誠是也。子所以稱詩者，深有得乎詩之旨者也。然子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爲理，而抑知名言所絶之理之爲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爲事，而抑知無是事之爲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今試舉杜甫集中一二名句，爲子晰而剖之，以見其概，可乎？如《玄元皇帝廟》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論之：言乎『外』，與内爲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内，無處不充塞，而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於碧瓦之内乎？寒而曰『初』，將嚴寒或不如是乎？『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虚實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想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間，有邊際，虚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維詩中有畫。』凡詩可人畫者，爲詩家能事。風雲雨雪，景象之至虚者，畫家無不可繪之於筆。若初寒内外之景色，即董、巨復生，恐亦束手擱筆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擬而得也。又《宿左省》作『月傍九霄多」句，從來言月者，衹有言圓缺，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若俗儒，不曰『月傍九霄明』，則曰『月傍九霄高』，以爲景象真而使字切矣。今曰『多』，不知月本來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有不可名言者。試想當時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可以盡括此夜宫殿當前之景象。他人共見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見而知之，而能言之。其事如是，其理不能不如是也。又《夔州雨濕不得上岸》作『晨鐘雲外濕』句，以『晨鐘』爲物而『濕』乎？雲外之物，何啻以萬萬計？且鐘必於寺觀，即寺觀中，鐘之外，物亦無算，何獨濕鐘乎？然爲此語者，因聞鐘聲有觸而云然也。聲無形，安能濕？鐘聲入耳而有聞，聞在耳，止能辨其聲，安能辨其濕？曰『雲外』，是又以目治，見雲不見鐘，故云『雲外』。然此詩爲雨濕而作，有雲然後有雨，鐘爲雨濕，則鐘在雲内，不應云『外』也。斯語也，吾不知其爲耳聞耶？爲目見耶？爲意揣耶？俗儒於此，必曰『晨鐘雲外度』，又必曰『晨鐘雲外發』，決無下『濕』字者。不知其於隔雲見鐘，聲中聞濕，玅悟天開，從至理實事中領悟，乃得此境界也。又《摩訶池泛舟》作『高城秋自落』句，夫『秋』何物？若何而『落』乎？時序有代謝，未聞云『落』也；即秋能『落』，何繫之以『高城』乎？而曰『高城落』，則秋實自高城而落，理與事俱不可易也。以上偶舉杜集四語，若以俗儒之眼觀之，以言乎理，理於何通？以言乎事，事於何有？所謂言語道斷，思維路絶。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實，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間，殆如鳶飛魚躍之昭著也。理既昭矣，尚得無其事乎？古人妙於事理之句，如此極多，姑舉此四語，以例其餘耳。其更有事所必無者，偶舉唐人一二語，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似將海水添宫漏』、『春風不度玉門關』、『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顔不及寒鴉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累萬。決不能有其事，實爲情至之語。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後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要之，作詩者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爲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則幽渺以爲理，想象以爲事，惝恍以爲情，方爲理至、事至、情至之語。此豈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則余之爲此三語者，非腐也，非僻也，非錮也。得此意而通之，寧獨學詩，無適而不可矣！」
或曰：「先生之論詩，深源於正變、盛衰之所以然，不定指在前者爲盛，在後者爲衰；而謂明二李之論爲非是，又以時人之模稜漢魏、貌似盛唐者，熟調陳言，千首一律，爲之反覆，以開其錮習，發其憒蒙。乍聞之，似乎矯枉而過正；徐思之，真膏肓之針砭也。然則學詩者，且置漢、魏、初盛唐詩勿即寓目，恐從是入手，未免熟調陳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終於不出也。不若即於唐以後之詩而從事焉，可以發其心思，啓其神明，庶不墮蹈襲相似之故轍，可乎？」余曰：「吁！是何言也？余之論詩，謂近代之習，大概斥近而宗遠，排變而崇正，爲失其中而過其實，故言非在前者之必盛，在後者之必衰。若子之言，將謂後者之居於盛，而前者反居於衰乎？吾見歷來之論詩者，必曰蘇、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黄初不如蘇、李，六朝不如建安、黄初，唐不如六朝；而斥宋者至謂不僅不如唐，而元又不如宋。惟有明二三作者，高自位置，惟不敢自居於《三百篇》，而漢、魏、初盛唐居然兼總而有之，而不少讓。平心而論，斯人也，實漢、魏、唐人之優孟耳。竊以爲相似而僞，無寧相異而真，故不必泥前盛後衰爲論也。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餘年之作者，其間節節相生，如環之不斷，如四時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無可或間也。吾前言踵事增華，因時遞變，此之謂也。故不讀『明』『良』、《擊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詩之工也；不讀漢、魏詩，不知六朝詩之工也；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不讀唐詩，不知宋與元詩之工也。夫惟前者啓之，而後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創之，而後者因之而廣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則後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則後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爲他言。總之，後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後人，何以竟其引伸乎？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由蘖，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其節次雖層層積累，變换而出，而必不能不從根柢而生者也。故無根則由蘖何由生？無由蘖則拱把何由長？不由拱把則何自而有枝葉垂蔭而花開花謝乎？若曰審如是，則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發不必問也；且有由蘖及拱把成其爲木斯足矣，其枝葉與花不必問也。則根特蟠於地而具其體耳，由蘖萌芽僅見其形質耳，拱把僅生長而上達耳，而枝葉垂蔭，花開花謝，可遂以已乎？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全用者也；止知有枝葉與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由是言之，詩自《三百篇》以至於今，此中終始相承相成之故，乃豁然明矣，豈可以臆畫而妄斷者哉！大抵近時詩人，其過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談，襲古來所云忠厚和平、渾樸典雅、陳陳皮膚之語，以爲正始在是，元音復振，動以道性情、托比興爲言。其詩也，非庸則腐，非腐則俚；其人且復鼻孔撩天，摇唇振履，面目與心胸殆無處可以位置，此真虎豹之鞟耳。其一好爲大言，遺棄一切，掇採字句，抄集韵脚。覩其成篇，句句可畫；諷其一句，字字可斷。其怪戻則自以爲李賀，其濃抹則自以爲李商隱，其澀險則自以爲皮、陸，其拗拙則自以爲韓、孟。土苴建安，弁髦初、盛。後生小子，詫爲新奇，競趨而效之，所云牛鬼蛇神，夔蚿罔兩。揆之風雅之義，風者真不可以風，雅者則已喪其雅，尚可言耶？吾願學詩者，必從先型以察其源流，識其升降。讀《三百篇》而知其盡美矣，盡善矣，然非今之人所能爲；即今之人能爲之，而亦無爲之之理，終亦不必爲之矣。繼之而讀漢、魏之詩，美矣，善矣，今之人庶能爲之，而無不可爲之；然不必爲之，或偶一爲之而不必似之。又繼之而讀六朝之詩，亦可謂美矣，亦可謂善矣，我可以擇而間爲之，亦可以恝而置之。又繼之而讀唐人之詩，盡美盡善矣，我可盡其心以爲之，又將變化神明而達之。又繼之而讀宋之詩、元之詩，美之變而仍美，善之變而仍善矣，吾縱其所如，而無不可爲之，可以進退出入而爲之。此古今之詩相承之極致，而學詩者循序反覆之極致也。原夫創始作者之人，其興會所至，每無意而出之，即爲可法可則。如《三百篇》中，里巷歌謡、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彼其人非素所誦讀講肄推求而爲此也，又非有所研精極思、腐毫輟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鳴，斯以爲風人之旨，遂適合於聖人之旨，而删之爲經以垂教。非必謂後之君子，雖誦讀講習，研精極思，求一言之幾於此而不能也。乃後之人頌美訓釋《三百篇》者，每有附會，而於漢、魏、初盛唐亦然，以爲後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菲薄唐人；節取中、晚者，遺置漢、魏。則執其源而遺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棄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則學詩者，使竟從事於宋、元、近代，而置漢、魏、唐人之詩而不問，不亦大乖於詩之旨哉！」
《原詩》卷二終
原詩卷三 嘉善葉燮星期
外篇上
五十年前，詩家群宗嘉、隆七子之學，其學五古必漢、魏，七古及諸體必盛唐。於是以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法著爲定則，作詩者動以數者律之，勿許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規，不可以或出入。其所以繩詩者，可謂嚴矣。惟立説之嚴，則其途必歸於一，其取資之數皆如有分量以限之，而不得不隘。是何也？以我所製之體，必期合裁於古人，稍不合則傷於體，而爲體有數矣；我啓口之調，必期合響於古人，稍不合則戻於調，而爲調有數矣。氣象、格力無不皆然，則亦俱爲有數矣。其使事也，唐以後之事戒勿用，而所使之事有數矣；其用字句也，唐以前未經用之字與句戒勿人，則所用之字與句亦有數矣。夫其説亦未始非也，然以此有數之則，而欲以限天地景物無盡之藏，并限人耳目心思無窮之取，即優於篇章者，使之連詠三日，其言未有不窮，而不至於重見疊出者寡矣。夫人之心思，本無涯涘可窮盡、可方體，每患於局而不能攄，扃而不能發，乃故囿之而不使之攄，鍵之而不使之發，則萎然疲薾，安能見其長乎？故百年之間，守其高曾，不敢改物，熟調膚辭，陳陳相因，而求一軼群之步、弛跅之材，蓋未易遇矣。於是楚風懲其弊，起而矯之，抹倒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説，獨闢蹊徑，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體裁諸説者，或失則固，盡抹倒之，而人於瑣屑、滑稽、隱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異，其過殆又甚焉。故楚風倡於一時，究不能入人之深，旋趨而旋棄之者，以其説之益無本也。近今詩家，知懲七子之習弊，掃其陳熟餘派，是矣。然其過，凡聲調、字句之近乎唐者，一切屏棄而不爲，務趨於奥僻，以險怪相尚，目爲生新，自負得宋人之髓，幾於句似秦碑，字如漢賦，新而近於俚，生而入於澀，真足大敗人意。夫厭陳熟者，必趨生新；而厭生新者，則又返趨陳熟。以愚論之，陳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濟，於陳中見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於一而彼此交譏，則二俱有過。然則詩家工拙美惡之定評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
陳熟、生新，一者於義爲對待。對待之義，自太極生兩儀以後，無事無物不然：日月、寒暑、晝夜，以及人事之萬有——生死、貴賤、貧富、高卑、上下、長短、遠近、新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種種兩端，不可枚舉。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於一者也。其間惟生死、貴賤、貧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惡死，美香而惡臭，美富貴而惡貧賤。然逢、比之盡忠，死何嘗不美？江總之白首，生何嘗不惡？幽蘭得糞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則萎，香反爲惡。富貴有時而可惡，貧賤有時而見美，尤易以明。即莊生所云「其成也毁，其毁也成」之義。對待之美惡，果有常主乎？生熟、新舊二義，以凡事物參之，器用以商、周爲寳，是舊勝新；美人以新知爲佳，是新勝舊；肉食以熟爲美者也，果食以生爲美者也，反是則兩惡。推之詩，獨不然乎？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歎，尋味不窮，忘其爲熟，轉益見新，無適而不可也。若五内空如，毫無寄托，以勦襲浮辭爲熟，搜尋險怪爲生，均爲風雅所擯。論文亦有順、逆二義，并可與此參觀發明矣。
詩家之規則不一端，而曰體格，曰聲調，恒爲先務，論詩者所爲總持門也；詩家之能事不一端，而曰蒼老，曰波瀾，目爲到家，評詩者所爲造詣境也。以愚論之，體格、聲調與蒼老、波瀾，何嘗非詩家要言玅義，然而此數者，其實皆詩之文也，非詩之質也；所以相詩之皮也，非所以相詩之骨也。試一一論之。言乎體格，譬之於造器，體是其製，格是其形也。將造是器，得般、倕運斤，公輸揮削，器成而肖形合製，無毫髮遺憾，體格則至美矣。乃按其質，則枯木朽株也，可以爲美乎？此必不然者矣。夫枯木朽株之質，般、輸必且束手，而器亦烏能成？然則欲般、輸之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蘭、文杏之材也，而器之體格方有所托以見也。言乎聲調，聲則宫商叶韵，調則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吕，鏗鏘乎聽聞也。請以今時俗樂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聲調，先研精於平仄陰陽。其吐音也，分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而曼以笙簫，嚴以鼙鼓，節以頭、腰、截板，所争在渺忽之間，其於聲調可謂至矣。然必須其人之發於喉、吐於口之音以爲之質，然後其聲繞梁，其調遏雲，乃爲美也。使其發於喉者啞然，出於口者颯然，高之則如蟬，抑之則如蚓，吞吐如振車之鐸，收納如鳴窌之牛，而按其律吕則於平仄陰陽、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毫無一爽，曲終而無幾微愧色。其聲調是也，而聲調之所麗焉以爲傳者則非也。則徒恃聲調以爲美，可乎？以言乎蒼老，凡物必由穉而壯，漸至於蒼且老，各有其候，非一於蒼老也。且蒼老必因乎其質，非凡物可以蒼老概也。即如植物，必松柏而後可言蒼老。松柏之爲物，不必盡干霄百尺，即尋丈楹檻間，其鱗鬣夭矯，具有凌雲磐石之姿，此蒼老所由然也。苟無松柏之勁質，而百卉凡材，彼蒼老何所憑藉以見乎？必不然矣。又如波瀾之義，風與水相遭成文而見者也。大之則江湖，小之則池沼，微風鼓動而爲波爲瀾，此天地間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質空虚明浄，坎止流行，而後波瀾生焉，方美觀耳。若汙萊之瀦，溷廁之溝瀆，遇風而動，其波瀾亦猶是也，但揚其穢，曾是云美乎？然則波瀾非能自爲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爲之地，而後波瀾爲美也。由是言之，之數者皆必有質焉以爲之先者也。彼詩家之體格、聲調、蒼老、波瀾，爲規則，爲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詩之性情、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爲其質，如賦形之有骨焉，而以諸法傅而出之，猶素之受繪，有所受之地，而後可一一增加焉。故體格、聲調、蒼老、波瀾，不可謂爲文也，有待於質焉，則不得不謂之文也；不可謂爲皮之相也，有待於骨焉，則不得不謂之皮相也。吾故告善學詩者，必先從事於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而以諸家之論優游以文之，則無不得而免於皮相之譏矣。
《虞書》稱：「詩言志。」「志」也者，訓詁爲「心之所之」，在釋氏所謂「種子」也。志之發端，雅有高卑、大小、遠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識、膽、力四語充之，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才氣心思，溢於筆墨之外。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争工拙於一字一句之間。乃俗儒欲炫其長以鳴於世，於片語隻字，輒攻瑕索疵，指爲何出；稍不勝，則又援前人以證。不知讀古人書，欲著作以垂後世，貴得古人大意，片語隻字稍不合，無害也。必欲求其瑕疵，則古今惟吾夫子可免。《孟子》七篇，欲加之辭，豈無微有可議者？《孟子》引《詩》、《書》，字句恒有錯誤，豈爲子輿氏病乎？詩聖推杜甫，若索其瑕疵而文致之，政自不少，終何損乎杜詩？俗儒於杜則不敢難，若今人爲之，則喧呶不休矣。今偶録杜句，請正之俗儒，然乎？否乎？如：「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儒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從無「村」字，押韵杜撰。「參軍舊紫髯。」必曰：止有「髯參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牽合。「河隴降王款聖廟。」必曰：「降」則「款」矣，「款」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王綱尚旒綴。」必曰：「綴旒」倒用，何出？「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姐。」必曰：褒、妲是殷、周，與夏無涉，遺却周，錯悮甚。「前軍蘇武節，左將吕虔刀。」必曰：蘇武「前軍」乎？吕虔「左將」乎？「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亭北結愁亭。」必曰：「恨水」、「愁亭」何出？牽「橋」、「陂」尤杜撰。「蘇武看羊陷賊庭。」必曰：改「牧」作「看」，又「賊庭」，俱錯。「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芳草」事何出？「舊諳疏懶叔。」必曰：懶是嵇康，牽阮家不上。「囚梁亦固扃。」必曰：「固扃」押韵何出？「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鄰」，豈「歷下」、「關西」事耶？「處士禰衡俊。」必曰：禰衡稱「俊」，何出？「斬木火井窮猿呼。」必曰：「斬木」一事，「火井」一事，「窮猿呼」一事，硬牽合。「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必曰：言「片雲」，言「天」，言「永夜」，言「月」，言「落日」，言「秋風」，二十字中，重見疊出，無法之甚。「永負蒿里餞。」必曰：「蒿里餞」何出？「不見杏埴丈。」必曰：函丈耶？可單用「丈」字耶？抑指稱孔子耶？「侍祠恧先露。」必曰：「恧先露」不成文，費解。「涇渭開愁容。」必曰：涇、渭亦有「愁容」耶？.「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必曰：「屈賈壘」、「曹劉牆」何出？「管寧紗帽浄。」必曰：改「皂」爲「紗」，取叶平仄，杜撰。「潘生驂閣遠。」必曰：散騎省曰「驂閣」，有出否？「豺遘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豺虎方遘患。」登荆州樓五字，何異「蛙翻白出闊」耶？「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必曰：「楚星」、「蜀月」、「西霧」何出？「孔子釋氏親抱送。」必曰：杜撰，俗極。「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瓶耶？玉盌耶？杜撰不成文，且俗。「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去「元」字：何據？「嚴家聚德星。」必曰：《簡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則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把文驚小陸。」必曰：「小陸」何人耶？若指陸雲，何出？「師伯集所使。」必曰：據注，雨師、風伯也。杜撰極。「先儒曾抱麟。」必曰：即「泣麟」耶？「抱」字何出？「修文將管輅。」必曰：修文非管輅事。「莫徭射雁鳴桑弓。」必曰：桑弧曰「桑弓」，有出否？「悠悠伏枕左書空。」必曰：「左」字何解？「只同燕石能星隕。」必曰：隕石也，稱「燕石」何出？「涼憶峴山巔。」必曰：峴山之「涼」有出乎？「名參漢望苑。」必曰：博望苑去「博」字，何出？「馮招疾病纏。」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曰「馮招」，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韋經亞相傳。」必曰：韋玄成稱「亞相」，有出否？「舌存恥作窮途哭。」必曰：不是一事，牽合。「投閣爲劉歆。」必曰：劉歆子棻事，借叶韵，可乎？「嫌疑陸賈裝。」必曰：馬援薏苡嫌疑，「陸賈裝」有何嫌疑乎？「穀貴没潛夫。」必曰：王符以穀貴没乎？以上偶録杜句，余代俗儒一一爲之評駁，其他若此者甚多，亦何累乎杜哉？今有人，其詩能二無是累，而通體庸俗淺薄無一善，亦安用有此詩哉？故不觀其高者、大者、遠者，動摘字句，刻畫評駁，將使從事風雅者，惟謹守老生常談爲不刊之律，但求免於過，斯足矣。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而俗儒又恐其説之不足以勝也，於是遁於考訂證據之學，驕人以所不知而矜其博。此乃學究所爲耳，千古作者心胸，豈容有此等銖兩瑣屑哉？司馬遷作《史記》，往往改竄六經文句，後世無有非之者，以其所就者大也。然余爲此言，非教人杜撰也。如杜此等句，本無可疵；今人惑於盲瞀之説，而以杜之所爲無害者，反嚴以繩人，於是詩亡，而詩才亦且亡矣。余故論而明之。詩之工拙，必不在是，可無惑也。
杜句之無害者，俗儒反嚴以繩人，必且曰：「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斯言也，固大戻乎詩人之旨者也。夫立德與立言，事異而理同。立德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乃以詩立言者，則自視與杜截然爲二，何爲者哉？將以杜爲不可學耶？置其媺之可而不能學，因置其瑕之不可而不敢學，僅自居於調停之中道，其志已陋，其才已卑，爲風雅中無是無非之鄉愿，可哀也！將以杜爲不足學耶？則以可者僅許杜而不願學，而以不可者聽之於杜而如不屑學，爲風雅中無知無識之冥頑，益可哀已！然則「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之言，捨此兩端，無有是處。是其人既不能反而得之於心，而妄以古人爲可不可之論，不亦大過乎？
「作詩者在抒寫性情」，此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盡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盡夫人能然之，并未盡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篇舉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苟，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盗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讀之，甫之面目，躍然於前。讀其詩一日，一日與之對；讀其詩終身，日日與之對也，故可慕可樂而可敬也。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稜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於朝，退又不肯獨善於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舉蘇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游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駡，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此外諸大家，雖所就各有差别，而面目無不於詩見之。其中有全見者，有半見者。如陶潛、李白之詩，皆全見面目；王維五言則面目見，七言則面目不見。此外面目可見、不可見，分數多寡，各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見者。讀古人詩，以此推之，無不得也。余嘗於近代一二聞人，展其詩卷，自始至終，亦未嘗不工；乃讀之數過，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竊不敢謂作者如是也。
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爲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摇唇鼓舌矣。蘇詩包羅萬象，鄙諺小説，無不可用。譬之銅鐵鉛錫，一經其陶鑄，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窺其涯涘！并有未見蘇詩一斑，公然肆其譏彈，亦可哀也！韓詩用舊事，而間以己意易以新字者；蘇詩常一句中用兩事、三事者，非騁博也，力大故無所不舉。然此皆本於杜，細覽杜詩，知非韓、蘇創爲之也。必謂一句止許用一事者，此井底之蛙，未見韓、蘇，并未見杜者也。且一句止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與下三字，總現成寫此一事，亦非謂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記事册，非自我作詩也。詩而曰作，須有我之神明在内，如用兵然，孫、吴成法，懦夫守之不變，其能長勝者寡矣；驅市人而戰，出奇制勝，未嘗不愈於教習之師。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許讀韓、蘇之詩。不然，直使古人之事，雖形體、眉目悉具，直如芻狗，略無生氣，何足取也。
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爲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爲敦龐大雅之響。故陶潛多素心之語，李白有遺世之句，杜甫興「廣廈萬間」之願，蘇軾師「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類，皆應聲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詩如日月之光，隨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見焉。故每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爲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後世。究之閲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氣必薾，安能振其辭乎？故不取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無是理也。
古人之詩，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詩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見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即古盛世賢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經綸宰制，無所不急，而必以樂善愛才爲首務，無毫髮媢疾忌忮之心，方爲真宰相。百代之詩人亦然。如高適、岑參之才，遠遜於杜，觀甫贈寄高、岑諸作，極其推崇贊歎。孟郊之才，不及韓愈遠甚，而愈推高郊，至「低頭拜東野」，願郊爲龍身爲雲，「四方上下逐東野」。盧仝、賈島、張籍等諸人，其人地與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爲之歎賞推美。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歐陽修於詩，極推重梅堯臣、蘇舜欽。蘇軾於黄庭堅、秦觀、張耒等諸人，皆愛之如己，所以好之者無不至。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之能事萃於此數人，決無更有勝之而出其上者。及觀其樂善愛才之心，竟若欿然不自足。此其中懷闊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媢疾忌忮之有。不然者，自炫一長，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之出其上，又惟恐人之議己，日以攻擊詆毁其類爲事。此其中懷狹隘，即有著作，如其心術，尚堪垂後乎？昔人惟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而約之所就，亦何足云？是猶以李林甫、盧杞之居心，而欲博賢宰相之名，使天下後世稱之，亦事理所必無者爾。
詩之亡也，亡於好名。没世無稱，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竊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後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譽之學，得居高而呼者倡譽之，而後從風者群和之，以爲得風氣。於是風雅筆墨，不求之古人，耑求之今人，以爲迎合。其爲詩也，連卷累帙，不過等之揖讓周旋、羔雁筐篚之具而已矣。及聞其論，則亦盛言《三百篇》、言漢、言唐、言宋而進退是非之，居然當代之詩人，而詩亡矣。
詩之亡也，又亡於好利。夫詩之盛也，敦實學以崇虚名；其衰也，媒虚名以網厚實。於是以風雅埴坫爲居奇，以交遊朋盍爲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濫，詩道雜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義，因之而衰矣。昔人言：「詩窮而後工。」然則詩豈救窮者乎？斯二者，好名實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詩亦立言之一，奈何以之爲壟斷名利之區？不但有愧古人，其亦反而問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於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家之才。其時評詩而著爲文者，如鍾嶸，如劉勰，其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然嶸之言曰：「邇來作者，競須新事，牽攣補衲，蠹文已甚。」斯言爲能中當時後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爲能探得本原。此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爲論也。他如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脱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屬一斑之見，終非大家體段。其餘皆影響附和，沉淪習氣，不足道也。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概論風氣，或指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置古集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景色各異。人之才變，豈異於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啓蒙砭俗，異於諸家悠悠之論，而合於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瞶不少。而最厭於聽聞、錮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棅、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羽之言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寳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人其肺腑。」夫羽言學詩須識，是矣，既有識，則當以漢、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詩悉陳於前，彼必自能知所決擇，知所依歸，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道。若云漢、魏、盛唐，則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師之學詩者，亦熟於聽聞，得於授受久矣。此如康莊之路，衆所群趨，即瞽者亦能相隨而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吾以爲若無識，則二步趨漢、魏、盛唐，而無處不是詩魔；苟有識，即不步趨漢、魏、盛唐，而詩魔悉是智慧，仍不害於漢、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謬戻，而意且矛盾也！彼棅與辰翁之言，大率類是，而辰翁益覺惝恍，無切實處。詩道之不振，此三人與有過焉。至於明之論詩者無慮百十家，而李夢陽、何景明之徒，自以爲得其正而實偏，得其中而實不及，大約不能遠出於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龍益又甚焉。王世貞詩評甚多，雖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間有大合處。如云：「剽竊摹儗，詩之大病，割綴古語，痕迹宛然，斯醜已極。是病也，莫甚於李攀龍。」世貞生平推重服膺攀龍，可謂極至；而此語切中攀龍之隱，昌言不諱。乃知當日之互爲推重者，徒以虚聲倡和，藉相倚以壓倒衆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夫自湯惠休以「初日芙蓉」擬謝詩，後世評詩者祖其語意，動以某人之詩如某某，或人、或仙、或事、或動植物，造爲工麗之辭，而以某某人之詩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縟而不切，未嘗會於心，格於物，徒取以爲談資，與某某之詩何與？明人遞習成風，其流愈盛。自以爲兼總諸家，而以要言評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歷來之評詩者，雜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於古今者，其以是故歟？
《原詩》卷三終
原詩卷四 嘉善葉燮星期
外篇下
《三百篇》如三皇五帝，雖法制多有未備，然所以爲君而治天下之道，無能外此者矣。漢、魏詩如三王，已有質文治具，焕然耳目，然猶未能窮盡事物之變。自此以後，作者代興，極其所至，如漢祖、唐宗，功業炳燿，其名王，其實則霸。雖後人之才或遜於前人，然漢、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治之，不但不得王，并且失霸。故後代之詩，爲王則不傳，爲霸則傳。漢祖、唐宗之規模，而以齊桓、晉文之才與術用之，業成而儼然王矣。知此方可登作者之埴，紹前哲，垂後世。若徒竊漢、唐之規模，而無桓、文之才、術，欲自雄於世，此宋襄之一戰而敗，身死名滅，爲天下笑也。
漢、魏之詩，如畫家之落墨於太虚中，初見形象，一幅絹素，度其長短闊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次脱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濃淡；而遠近層次，尚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明也。盛唐之詩，濃淡、遠近、層次方二分明，能事大備。宋詩則能事益精，諸法變化，非濃淡、遠近、層次所得而該，刻畫博换，無所不極。又嘗謂漢、魏詩不可論工拙，其工處乃在拙，其拙處乃見工，當以觀商、周尊彝之法觀之。六朝之詩，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處見長，拙處見短。唐詩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則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詩在工拙之外，其工處固有意求工，拙處亦有意爲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詩工拙之分劑也。又漢、魏詩如初架屋，棟梁、柱礎、門户已具，而牕櫺、楹檻等項猶未能二全備，但樹棟宇之形製而已。六朝詩始有牕櫺、楹檻，屏蔽開闔。唐詩則於屋中設帳幃、床榻、器用諸物，而加丹堊雕刻之工。宋詩則製度益精，室中陳設，種種玩好，無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雖未備物，而規模弘敞，大則宫殿，小亦廳堂也。遞次而降，雖無製不全，無物不具，然規模或如曲房奥室，極足賞心，而冠冕闊大，遜於廣廈矣。夫豈前後人之必相遠哉？運會世變使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天也。
六朝詩家，惟陶潛、謝靈運、謝朓三人最傑出，可以鼎立。三家之詩不相謀，陶澹遠，靈運警秀，朓高華，各闢境界，開生面，其名句無人能道。左思、鮑照次之，思與照亦各自開生面，餘子不能望其肩項。最下者潘安、沈約，幾無一首一語可取，詩如其人之品也。齊、梁駢麗之習，人人自矜其長。然以數人之作相混一處，不復辨其爲誰，千首一律，不知長在何處。其時膾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等語，本色無奇，亦何足豔稱也？
謝靈運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獨得八斗，殊不可解。植詩獨《美女篇》可爲漢、魏壓卷，《箜篌引》次之，餘者語意俱平，無警絶處。《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雋永，音節韵度，皆有天然姿態，層層摇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絶作。後人惟杜甫《新婚别》可以伯仲，此外誰能學步？靈運以八斗歸之，或在是歟？若靈運名篇，較植他作，固已優矣，而自遜處一斗，何也？
陶潛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詩家之方外，别有三昧也。遊方以内者，不可學，學之猶章甫而適越也。唐人學之者，如儲光羲，如韋應物。韋既不如陶，儲雖在韋前，又不如韋。總之，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
六朝諸名家各有一長，俱非全璧。鮑照、庾信之詩，杜甫以「清新」、「俊逸」歸之，似能出乎類者。究之拘方以内，畫於習氣，而不能變通。然漸闢唐人之户牖，而啓其手眼，不可謂庾不爲之先也。
沈約云：「好詩圓轉如彈丸。」斯言雖未盡然，然亦有所得處。約能言之，及觀其詩，竟無一首能踐斯言者，何也？約詩惟「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二語稍佳，餘俱無可取。又約《郊居賦》初無長處，而自矜其「雌霓連蜷」數語，謂王筠曰：「知音者稀，真賞殆絶。僕所相邀，在此數語。」數語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約之才思，於此可推。乃爲音韵之宗，以四聲、八病、疊韵、雙聲等法約束千秋風雅，亦何爲也？
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猶有間。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也。從來節義、勳業、文章，皆得於天而足於己，然其間亦豈能無分劑？雖所得或未至十分，苟有氣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滿，自可無堅不摧，此在彀率之外者也。如白《清平調》三首，亦平平宫艷體耳。然貴妃捧硯，力士脱靴，無論懦夫於此戰慄趦趄萬狀，秦舞陽壯士不能不色變於秦皇殿上，則氣未有不先餒者，寧暇見其才乎？觀白揮灑萬乘之前，無異長安市上醉眠時，此何如氣也！大之即舜、禹之巍巍不與，立勳業可以鷹揚牧野，盡節義能爲逢、比碎首，立言而爲文章，韓愈所言「光焰萬丈」，此正言文章之氣也。氣之所用不同，用於一事，則一事立極；推之萬事，無不可以立極。故白得與甫齊名者，非才爲之，而氣爲之也。歷觀千古詩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氣者乎？
盛唐大家，稱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爲稍優，孟則大不如王矣。高七古爲勝，時見沉雄，時見沖澹，不一色，其沉雄直不減杜甫。岑七古間有傑句，苦無全篇，且起結意調往往相同，不見手筆。高、岑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作俑。如高七律一首中疊用「巫峽啼猿」、「衡陽歸雁」、「青楓江」、「白帝城」，岑一首中疊用「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語一意。高、岑五律，如此尤多。後人行笈中攜《廣輿記》一部，遂可吟詠徧九州，實高、岑啓之也。總之，以「月白風清」、「鳥啼花落」等字裝上地頭一名目，則一首詩成，可以活板印就也。王維五律最出色，七古最無味。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然無縹緲幽深思致，如畫家寫意，墨氣都無。蘇軾謂：「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無材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於衝口而出，孟開其端也。總而論之：高七古、王五律，可無遺議矣。
王世貞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斯言以蔽李、杜，而軒輊自見矣。以此推之，世有閲至終卷皆難入，纔讀一篇即厭者，其過惟均。究之難入者可加功，而即厭者終難藥也。
白居易詩，傳爲老嫕可曉。余謂此言亦未盡然。今觀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蘇軾謂其「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之易厭」。夫白之易厭，更甚於李，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如《重賦》、《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此風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屬對精緊，使事嚴切，章法變化中條理井然，讀之使人惟恐其竟，杜甫後不多得者。人每易視白，則失之矣。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舂容暇豫。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二人同時得盛名，必有其實，俱未可輕議也。
李賀鬼才，其造語人險，正如倉頡造字，可使鬼夜哭。王世貞曰：「長吉師心，故爾作怪，有出人意表。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嘗謂世貞評詩有極切當者，非同時諸家可比。「奇過則凡」一語，尤爲學李賀者下一痛砭也。
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之論，晚唐不辭；若以衰颯爲貶，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時，四時有春秋。春氣滋生，秋氣肅殺，滋生則敷榮，肅殺則衰颯，氣之候不同，非氣有優劣也。使氣有優劣，春與秋亦有優劣乎？故衰颯以爲氣，秋氣也；衰颯以爲聲，商聲也。俱天地之出於自然者，不可以爲貶也。又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妍豔，其品華美貴重，略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豔晚香之韵，可不爲美乎？夫一字之褒貶以定其評，固當詳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辭加人，又從而爲之貶乎？則執盛與晚之見者，即其論以剖明之，當亦無煩辭説之紛紛也已。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自漢、魏至晚唐，詩雖遞變，皆遞留不盡之意。即晚唐猶存餘地，讀罷掩卷，猶令人屬思久之。自梅、蘇變盡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踔六合之内，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歐陽修極伏膺二子之詩，然歐詩頗異於是。以二子視歐陽，其有狂與狷之分乎？
古今詩集，多者或數千首，少者或千首，或數百首。若一集中首首俱佳，並無優劣，其詩必不傳。又除律詩外，若五、七言古風長篇，句句俱佳，並無優劣，其詩亦必不傳。即如杜集中，其率意之作，傷於俚俗率直者頗有。開卷數首中，如《爲南曹小司寇作》「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氲」等句，豈非累作乎？又如《丹青引》，真絶作矣，其中「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豈非累句乎？譬之於水，一泓澄然，無纖翳微塵，瑩浄澈底，清則清矣，此不過澗沚潭沼之積耳，非易竭即易腐敗，不可久也。若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彙，終古如斯，此海之大也，百川欲不朝宗，得乎？
詩文集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傳之作，正不在多。蘇、李數篇，自可千古。後人漸以多爲貴，元、白《長慶集》實始濫觴，其中頹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所存二二一，皆卓然名作也。宋人富於詩者，莫過於楊萬里、周必大。此兩人作，幾無一首一句可采。陸游集佳處固多，而率意無味者更倍。由此以觀，亦安用多也？王世貞亦務多者，覓其佳處，昔人云：「排沙簡金，尚有寳可見。」至李維楨、文翔鳳諸集，動百卷外，益「彼哉」不足言矣！
作詩文有意逞博，便非佳處。猶主人勉強徧處請生客，客雖滿坐，主人無自在受用處。多讀古人書，多見古人，猶主人啓户，客自到門，自然賓主水乳，究不知誰主誰賓，此是真讀書人，真作手。若有意逞博，搦管時翻書抽帙，搜求新事新字句，以此炫長，此貧兒稱貸營生，終非己物，徒見蹴踖耳。
應酬詩，有時亦不得不作。雖是客料生活，然須見是我去應酬他，不是人人可將去應酬他者，如此便於客中見主，不失自家體段，自然有性有情，非幕下客及捉刀人所得代爲也。每見時人一部集中，應酬居什九有餘，他作居什一不足。以題張集，以詩張題，而我喪我久矣。不知是其人之詩乎？抑他人之詩乎？若懲噎而廢食，盡去應酬詩不作，而卒不可去也。須知題是應酬，詩自我作，思過半矣。
遊覽詩切不可作應酬山水語。如一幅畫圖，名手各各自有筆法，不可錯雜；又名山五岳，亦各各自有性情氣象，不可移换。作詩者以此二種心法，默契神會，又須步步不可忘我是遊山人，然後山水之性情氣象，種種狀貌，變態影響，皆從我目所見、耳所聽、足所履而出，是之謂遊覽。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遠奇險，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玅，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歷之，而山水之妙始洩。如此方無愧於遊覽，方無愧乎遊覽之詩。
何景明與李夢陽書，縱論歷代之詩而上下是非之。其規夢陽也，則曰：「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疏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夫尊初、盛唐而嚴斥宋、元者，何、李之壇坫也，自當無一字一句入宋、元界分上；乃景明之言如此，豈陽斥之而陰竊之，陽尊之而陰離之耶？且李不讀唐以後書，何得有宋詩入其目中而似之耶？將未嘗寓目，自爲遥契脗合，則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盡非耶？既已似宋，則自知之明且不有，何妄進退前人耶？其故不可解也。竊以爲李之斥唐以後之作者，非能深入其人之心而洞伐其髓也；亦僅髣髴皮毛形似之間，但欲高自位置，以立門户，壓倒唐以後作者，而不知已飲食之而役隸於其家矣。李與何彼唱予和，互相標榜，而其言如此，亦見誠之不可揜也。由是言之，則凡好爲高論大言，故作欺人之語，而終不可以自欺也夫！
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而妄分時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
五古，漢、魏無轉韵者，至晉以後漸多。唐時五古長篇，大都轉韵矣。惟杜甫五古，終集無轉韵者。畢竟以不轉韵者爲得。韓愈亦然。如杜《北征》等篇，若一轉韵，首尾便覺索然無味。且轉韵便似另爲一首，而氣不屬矣。五言樂府，或數句一轉韵，或四句一轉韵，此又不可泥。樂府被管絃，自有音節，於轉韵見宛轉相生層次之妙。若寫懷投贈之作，自宜一韵，方見首尾聯屬。宋人五古不轉韵者多，爲得之。
七古終篇一韵，唐初絶少，盛唐間有之，杜則十有二三，韓則十居八九。逮於宋，七古不轉韵者益多。初唐四句一轉韵，轉必蟬聯雙承而下，此猶是古樂府體。何景明稱其音節可歌，此言得之而實非。七古即景即物，正格也。盛唐七古，始能變化錯綜。蓋七古直叙則無生動波瀾，如平蕪一望；縱横則錯亂無條貫，如一屋散錢。有意作起伏照應，仍失之板；無意信手出之，又苦無章法矣。此七古之難，難尤在轉韵也。若終篇一韵，全在筆力能舉之，藏直叙於縱横中，既不患錯亂，又不覺其平蕪，似較轉韵差易。韓之才無所不可，而爲此者，避虚而走實，任力而不任巧，實啓其易也。至如杜之《哀王孫》，終篇一韵，變化波瀾，層層掉换，竟似逐段换韵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極，非學者所易步趨耳。
《燕歌行》學柏梁體，七言句句叶韵不轉，此樂府體則可耳。後人作七古亦間用此體，節促而意短，通篇竟似湊句，毫無意味，可勿傚也。二句一轉韵，亦覺局促。大約七古轉韵，多寡長短，須行所不得不行，轉所不得不轉，方是匠心經營處。若曰柏梁體並非樂府，何不可效爲之？柏梁體是衆手攢爲之耳，出於一手，豈亦如各人之自寫一句乎？必以爲古而效之，是以虞廷「喜」「起」之歌律今日詩也。
杜甫七言長篇，變化神妙，極慘淡經營之奇。就《贈曹將軍丹青引》一篇論之，起手「將軍魏武之子孫」四句，如天半奇峰，拔地陡起。他人於此下便欲接「丹青」等語，用轉韵矣。忽接「學書」二句，又接「老至」、「浮雲」二句，却不轉韵，誦之殊覺緩而無謂。然一起奇峰高插，使又連一峰，將來如何撒手？故即跌下陂陀，沙灤石确，使人褰裳委步，無可盤桓。故作畫蛇添足，拖沓迤逞，是遥望中峰地步。接「開元引見」二句，方轉入曹將軍正面。他人於此下又便寫御馬玉花驄矣。接「淩烟」、「下筆」二句，蓋將軍丹青是主，先以學書作賓；轉韵畫馬是主，又先以畫功臣作賓。章法經營，極奇而整。此下似宜急轉韵入畫馬，又不轉韵，接「良相」、「猛士」四句，賓中之賓，益覺無謂。不知其層次養局，故紆折其途，以漸升極高極峻處，令人目前忽劃然天開也。至此方入畫馬正面，一韵八句，連峰互映，萬笏凌霄，是中峰絶頂處。轉韵接「玉花」、「御榻」四句，峰勢稍平，蜿蟺遊衍出之。忽接「弟子韓幹」四句。他人於此必轉韵，更將韓幹作排場。仍不轉韵，以韓幹作找足語。蓋此處不當更以賓作排塲，重複掩主，便失體段。然後永歎將軍善畫，包羅收拾，以感慨係之篇終焉。章法如此，極森嚴，極整暇。余論作詩者不必言法，而言此篇之法如是，何也？不知杜此等篇，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有化工而無人力，如夫子從心不踰之矩，可得以教人否乎？使學者首首印此篇以操觚，則窒板拘牽，不成章矣。決非章句之儒，人功所能授受也。
蘇轍云：「《大雅·綿》之八、九章，事文不相屬，而脉絡自一，最得爲文高致。」轍此言譏白居易長篇拙於叙事，寸步不遺，不得詩人法。然此不獨切於白也。大凡七古必須事文不相屬，而脉絡自一。唐人合此者，亦未能概得。惟杜則無所不可，亦有事文相屬，而變化縱横，略無痕迹，竟似不相屬者，非高、岑、王所能幾及也。
七言絶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絶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王世貞曰：「七言絶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斯言爲能持平。然盛唐主氣之説，謂李則可耳，他人不盡然也。宋人七絶，種族各别，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唐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龍標以律之，則失之矣。
杜七絶輪囷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概學之。宋人七絶，大約學杜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
七言律詩，是第一棘手難入法門。融各體之法、各種之意，括而包之於八句。是八句者，詩家總持三昧之門也。乃初學者往往以之爲人門，而不知其難。三家村中稱詩人，出其稿，必有律詩數十首。故近來詩之亡也，先亡乎律；律之亡也，在易視之而不知其難。難易不知，安知是與非乎？故於一部大集中，信手拈其七言八句一首觀之，便可以知其詩之存與亡矣。
五言律句，裝上兩字即七言；七言律句，或截去頭上兩字，或抉去中間兩字，即五言，此近來詩人通行之妙法也。又七言一句，其辭意算來只得六字，六字不可以句也，不拘於上下中間嵌入一字，而句成矣；句成而詩成，居然膾炙人口矣。又凡詩中活套，如「剩有」、「無那」、「試看」、「莫教」、「空使」、「還令」等救急字眼，不可屈指數，無處不可扯來，安頭找脚，無怪乎七言律詩漫天徧地也！夫「剩有」、「無那」等字眼，古人用之，未嘗不是玉尺金針；無如點金成鐵手用之，反不如牛溲馬勃之可奏效。噫！亦可歎已！
五言排律，近時作者動必數十韵，大約用之稱功頌德者居多。其稱頌處，必極冠冕闊大，多取之當事公卿大人先生高閥扁額上四字句，不拘上下中間，添足一字，便是五言彈丸佳句矣。排律如前半頌揚，後半自謙，杜集中亦有二一。今人守此法，而決不敢變。善於學杜者，其在斯乎？
學詩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會古人。忽略古人，麤心浮氣，僅獵古人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於不見者；古人之字句，有側見者，有反見者，此可以忽略涉之者乎？不可附會古人，如古人用字句，亦有不可學者，亦有不妨自我爲之者。不可學者，即《三百篇》中極奥僻字，與《尚書》殷《盤》、周《誥》中字義，豈必盡可入後人之詩？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盡有精義，而吠聲之徒遂有無窮訓詁以附會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不妨自我爲之者，如漢、魏詩之字句，未必二盡出於《三百篇》；六朝詩之字句，未必盡出於漢、魏；而唐及宋、元等而下之，又可知矣。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復何所本乎？不過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無礙，斯用之矣。昔人可創之於前，我獨不可創於後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則司馬遷，詩則韓愈是也。苟乖於理、事、情，是謂不通。不通則杜撰，杜撰則斷然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區區之見，句束而字縛之，援引以附會古人，反失古人之真矣。
《原詩》卷四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