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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方東樹

陶詩附考附解招魂提要

《陶詩附考》一卷附《解招魂》一卷，據光緒四年刊本點校。撰者方東樹生平見《昭昧詹言》提要。按陶淵明與陶侃之曾祖孫關繫，自清初閻詠提出異議，易「大司馬」爲「右司馬」，屬之漢初之陶舍，學者多不從。方氏此篇則左袒閻氏，而力駁何焯、錢大昕、姚瑩三家之論。然其於閻説雖賛云「卓絶千古」，實亦難從，而改發「郡望」之新説，「疑此大司馬或是陶譜稱始祖舍，相沿爲望之稱，淵明亦因而稱之」云云，然則於淵明豈非誣甚？方氏每責人爲懸擬之辭，抨撃甚苛。而其説亦不過從「魏晉之世重譜牒」之現象背反推之，以爲彼時之譜牒「多虚誣非實」，雖可合於一般情理邏輯，然據此以斷正史、大傳爲不可信，得出「淵明决非出於桓公侃」之新論，豈非懸擬尤甚乎？實則此事若無新史料之發現，絶難有確解。推衍其緖則可，確考其事則不必也。沈約傳文於淵明「曾祖侃晉大司馬」之出身，另抉發二不復肯仕」劉宋新朝之大義，而方氏亦不認可，以爲如此則「淵明之志事不明」矣。此論後世亦贊否兩可，沈傳證以「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誠有出入，學者迭有辨正，較前事易爲。然淵明身歷易代之變，必有其感受、立場，此説傳達精辟，成其大義，故唐修《晉書》，李延壽《南史》，五臣注《文選》皆取之，北宋黄庭堅、今人陳寅恪等特達有識之士亦信從之。淵明之志事，其人「猛志固常在」，非僅「隱逸詩人之宗」，「豪放得來不覺」，與此大義豈可謂二？方氏必限於一朝一姓，識反陋矣。其駁論多至二十條，而竟無一條立論，終於此事未能稍進一步矣。所附《解〈招魂〉》一篇，與朱熹《楚辭集注》沿舊説以爲宋玉作商榷，斷爲屈原自作。然黄文焕《楚辭聽直》、林雲銘《楚辭燈》已先有此説，方氏或以兩人之著不典，而徑與朱子接談也。此兩篇民國初武强賀氏本附於《昭昧詹言》卷十二七古後，作卷十三，求其全也。又改以《解〈招魂〉》置前，其序次似非所宜。桐城方東樹植之 沈約《宋書-淵明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永初以來，惟書甲子而已。」蕭統作《靖節傳》亦云：「曾祖侃，晉大司馬。二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云云。自是以來，如唐修《晉書》、李延壽《南史》、五臣注《文選》及宋秦少游、黄魯直輩，相沿皆如此説。於是不但淵明之志事不明，併其族世亦紊，殊可嘆異。惟宋治平中虎丘僧思悦辨題甲子之非，近山陽閻氏詠始據《贈長沙公詩序》，辨其世次非出於侃，而何蛇瞻、全紹衣、錢曉徵諸家，猶必曲爲傅會之。今反覆研考，就淵明詩文集情事本末，逐條辨之於左，而斷以淵明決非出於桓公侃，而《晉》、《宋》二書及昭明、《南史》等誤，皆有不得曲爲救解者也。

閻氏詠云：「自昭明誤讀陶《命子詩》，以祖與考係於陶侃之下，謂侃爲淵明曾祖，其實不然。又《贈長沙公序》一於余爲族，一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大一字當爲「右一字，即漢高祖功臣陶舍也。」

樹按：閻氏此説卓絶千古。但「於余爲族」絶句終不辭，改「大」爲「右」亦不必。竊嘗詳思之，魏、晉之世，重譜牒之學，相尚以郡望，多虚誣非實。疑此「大司馬」或是陶譜僞始祖舍，相沿爲望之僞，淵明亦因而储之。而此所贈之「長沙公」，於世次適爲祖行，據實命言，本無深曲隱義。後人耳目所習，祇知有一陶侃贈大司馬，因堅傅著之，以致百端脱節，齟齬不合，皆由休文、昭明誤之也。姚薑塢先生云：「按《晉書・陶侃傳》，侃有子十七人，見於史者：洪、瞻、夏、琦、旗、斌、僞、範、岱。洪早卒。瞻爲蘇峻所害。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而夏、斌、僞各擁兵相圖。夏弑斌，庾亮表請屈夏，而夏已病卒。詔復以瞻息綽之襲侃爵。卒，子延壽嗣。宋受禪，延壽降爲武昌侯。淵明之祖茂，當是名不具於舊史者也。然淵明爲侃之曾孫，則夏、瞻者乃其從祖也。夏早卒，瞻未襲。其襲侃爵者，乃綽之也，則係淵明之再從父，非族祖也。按：再從父於禮爲小功，乃云「昭穆既遠，已同路人，可乎？」

樹按：此亦小誤。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宏卒，子綽之襲。淵明若爲侃曾孫，則於綽之爲再從兄弟，非從父也。惟淵明不出於侃，故於綽之有族祖之序，事義至明。宋張繽云：「《年譜》以此詩爲宋元嘉乙丑作，則延壽已降爲武昌侯，非長沙公矣。詩云：「在長忘同。一先生世次爲長，視延壽爲諸父行。而長沙公爲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序偶「於余爲族0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

樹按：張績據吴仁傑《年譜》，繫作詩之年爲乙丑，殊爲不確。其謂淵明爲此「長沙公」諸父，尤於文理不順。何義門之説，蓋本於此。夫淵明惟不出於桓公，而此所贈，或綽之，或延壽未改封，要必於譜次，實爲祖行，故以此偶之。詩云「在長忘同」，謂此族祖，忘其在長，而同與己游也。若謂陶公於同曾祖之人而自黜其長，不敢序禮服而傳族，雖勢利小人之尤所不肯出，而謂淵明顧爾乎？何氏焯曰：「陶《贈長沙公詩序》「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族祖』二字衍，雖同出大司馬，而已在五服之外，服盡矣。長沙謂淵明族祖也。」

樹按：衍「族祖」二字武斷，「於余爲同出大司馬」不辭，上不起始祖，下不及遷籍之祖，又不斷自高祖，而獨震耀一六世祖大司馬，著其同出，何其胸襟之鄙陋也！且淵明若於長沙爲族祖，則當曰「余於長沙公爲族祖」，不當曰「長沙公於余」也。且既日「族祖」字衍，不當又出「族祖」二字，若淵明於此長沙爲族祖，則非侃之孫，即侃之子。於此長沙公正在五服之内，不得爲五服之外、服盡也。一言三失，無一可通。義門於時亦號精識，孰謂其疏昧若是乎！吾疑輯《讀書記》者無識，妄有所属竄，必非義門語也。

何氏又曰：「閻百詩云：樹按：此閻詠，非百詩也。「自昭明誤讀陶《命子詩》，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及作《淵明傳》，遂謂侃乃淵明曾祖，其實不然。又《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大」字當作「右」，即漢高功臣陶舍也一云云。按顔延之《謙》云：『韜此洪族，蔑彼名級。一可證此序中大司馬斷指士行，非漢初開封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漢高者，訛「右』爲「大」也。延之與淵明同時，安得謂昭明傳文誤讀陶《命子》及此二詩邪！」樹按:此必非何氏説。其所駁閻氏語，殊奢闊不中，未足以折閻氏。且延之語本不誤，此自疏昧不察耳。辨見後錢氏解「洪族」條下。

錢氏大昕曰：「靖節爲陶桓公曾孫，載於《晉》、《宋》二書及《南史》，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世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一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重。詠既名父之子，説又新奇可喜，恐後來通人惑於其説，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述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丞相，然後頌揚長沙動德，即以己之祖考承之，此士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

樹按：此何足爲實證？《命子詩》歷序受姓及遠祖，皆舉其名德之盛者，桓公爲族祖世近名赫，自不得遺，故并列之，而何可定其必爲曾大父也？淵明自述世系必不誤，既#此所贈長沙公爲族祖，而侃又實爲此人之高曾，猶得曰侃爲淵明曾大父邪？「六朝最重門弟，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武帝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昭明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則是《宋書》亦未寓目，其謬一也。」

樹按：六朝最重門弟，故多僞造譜牒，誣而失實，殆無一族不然。據顧亭林之言，沈約自序其世，繆妄可笑，何況序述他族？陶譜僞撰大司馬以爲望，淵明因而#之，非指侃也。休文思雜風塵，心撓成毁，/見事，有慙證辨，既弗克詳檢此詩序，又未及詳察此長沙公於侃爲何人，又未及詳繹淵明若謂此人爲族祖，則當下於侃幾世？約略傅會以爲曾祖，而不覺其疏漏之甚也。然則雖見吏部譜牒，奚益也！至昭明作《傳》，或承陶譜及十八家《晉史》，何必定本《宋書》？閻氏偶舉一端，何必不見《宋書》？錢氏發論以正得失，無相成之美，懷左袒之偏，何足信與？「昭明《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此亦出《宋書》。而閻又以皆昭明，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三歲，即使《傳》有舛誤，亦當先普休文，況《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樹按：此條無謂之至。沈、蕭兩傳其説，皆同。舉蕭遺沈，偶然之事，何争後先？張楊園先生論此條，但舉昭明，不及沈約，亦同。但當論其所説之是否。若此引書小失，無關大義，何足列爲專條？知二《傳》所言，淵明耻仕後代之義，全非其實，何得云《傳》本不誤乎？大約知人論世，精識篤論，非考證家』人執著單文所能與矣。且昭明卒於中大通三年，其作《淵明傳》不知在何年，何得以十三歲爲斷？知昭明生五歲已能誦五經，豈得以十三歲而少之？「且使士行與淵明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詩》中何用述其動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靖節高士，豈宜有此？其謬三也。」

樹按：使淵明與士行果非疏遠，則《孟嘉傳》可得斥僞名姓，而其父與母之世次，可得紊亂而不合乎？《命子詩》述先世勳德，而兼及近代近族一俊人，於理於義必不可遺，何謂攀援貴族？此殆全不通事義理實也已。

「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夫司馬之僞，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遁而窮，遂謂「大一當作、右，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既位爲列侯，不僞「侯」而僞『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可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説，最爲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理。其謬四也。」樹按：辨此事惟有「大司馬二條最爲難破。余反覆思之，決爲魏、晉之譜牒誣妄所致，如吾方氏，向來謂出夥侯與紘。其實紘不見於史，儲未封侯。司馬紹統《郡國志》於黔縣下不言嘗爲侯國。陶氏之「大司馬」亦若此而已。《淳安方氏譜・序》云：儲封侯見謝承《後漢書》。按：七家《漢書》今皆不存，而承在司馬彪之前，彪書不應有乖互脱誤也。

「惟是長沙公於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似有罅隙可指。今以《晉書》考之，士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爲路人，固其宜矣。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詩有「念兹厥初一語。其云「昭穆既遠」者，隠痛家難而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六百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

樹按：即如錢氏所解，亦只當云「情誼既疏」，不得曰「昭穆遠」也。錢氏詆閻氏不當擅改古書以成曲説，而己顧可改「既遠」爲「未遠」乎？又曰「昭穆猶言兩世」，不知此語何出？且可日兩世既遠乎？直文義不通矣。且淵明謂此長沙公爲族祖，此長沙公之爲綽之、延壽，不可定，要之於侃實爲曾元行。淵明又下此人二世，已七世矣，而云兩世，何謂也？兩世何字？除根數、連根數皆於此所贈之人，世次不遠，何云既遠也？淵明惟於此人同出愍侯，故有「念兹厥初」、「人易世疏」之言。至其中間之祖分於何世，遠近惟其所值，何必定以六百年計數也？兹必以「人易世疏」屬之兩世，而謂此必非指遠，不知何以蔽昧若此！且淵明果出於侃，悼心家難，則平昔吟詠，必常常及之，以寄隠痛，何爲澹焉忘情？而此詩方頌美如新，乃僅於此「昭穆」一語，寓感亦太隠矣。況此詩語意全不似悼難者，直爲影響臆説耳！

「又日：顔延之货誅》云一韜此洪族，藉非宰輔之胄，安得『洪族」之僅？此亦一證。」樹按：此更奢闊不中。觀《命子詩》稱陶唐、虞賓、御龍、豕韋、司徒、愍侯、丞相，紫世名德，豈不足當「洪族」之稱？而必屬之士行一人邪？所見偏陋，與僞何氏説同失。夫閻氏所辨，尤在《孟嘉傳》之斥#陶侃，錢氏亦知其堅而難破也，遂遺此條，遁而不辨，亦見其窮，而肺肝如見矣。錢氏又跋《義門讀書記》曰：「何義門援引史傳，掩摭古人，有絶可笑者。《宋書・陶潛傳》曰：「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一休文生於元嘉中，見聞必不誤。義門乃援陶詩書甲子者八事，譏其紀事之失實。夫本傳固云文章，不云所著詩也。詩亦文章之一，而其體則殊。文章當題年月，詩不必題年月，夫人而知之矣。《隋志》載《淵明集》九卷，今文之存者，不過數首。考之《桃花源詩序》、書太元中，《祭程氏妹》稱義熙三年，此書晉氏年號之證也。《自祭文》則但稱丁卯，此永初以後書甲子之證也。與休文所説若合符節。休文於淵明之文，固徧觀而盡識之，義門未嘗盡見淵明所著文，何由知其失實？以是皆警休文，恐兩公有知，當胡盧於地下矣。」

又曰：「余作是辨，在戊戌五月，後讀《七修類稿》，乃知義門亦有所本。今附其説於左。云：『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在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耻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説。宋治平中虎丘僧思悦編陶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終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始禪宋，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禅宋之前二十年輒有耻事二姓，而預題甲子以自異者哉？劎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紀一時事耳。余謂五臣誤讀《宋書》，欲以詩證史，思悦辨之當矣。後人乃以攻休文，不知本傳其言文章，未嘗及詩，休文初無誤也。」」樹按：淵明之不仕，其本量高致，原非爲禪代之故。其詩文或書年號，或書甲子，本無定例隱義。沈約妄倡臆論，昭明亦同，後來如五臣之倫，皆祖是説。千餘年來，牢不可破。思悦關之，義門證之，其義甚卓。錢氏堅意附和休文，而又無以解思悦之辨，乃遁爲「文章當題年月，詩不必題年月」，以傅會休文所著文章之語。則試詰以「文章當書年月，詩不必書年月」，此例出於何家？而云夫人知之，真寐語也。而《祭弟敬遠》但書辛亥，《歸去來辭》但書乙巳，皆文也，皆在晉義熙之世，皆不書晉年，此又何説也？休文同人作賊，背叛忘義之徒，其視不仕異代，固爲無上高節，故以此美淵明，自謂得之，豈知向上更有至道。如淵明胸抱，非約所及窺矣。錢氏本無精知，鉛藥鑽研，徒榮古虐今，舞文欺世之不學者而已。且詆義門不當僅據八事以糾休文，夫義門據詩猶有八事，錢氏所據僅一《自祭文》，而又與在晉世之文同例，此何足以樹堅壘定鐵案乎？且《陶集》八卷，據北齊陽休之以爲亦昭明所撰，而少一本。今原本具在，至其所少一本爲《五孝傳》、《四八目》。《四八目》即《聖賢群輔録》，而《五孝傳》文義庸淺，《群輔録》引書牴梧，《四庫提要》云已經睿鑒指示，灼知其贋。且其文已爲陽休之十卷本所録，流傳至今，并非不見。錢氏爲休文於淵明之文徧觀盡識，故獨得陶公陽義，著爲斯例，後世不見淵明全文，故不知沈約《傳》傳所著文章之語。吾不知淵明書晉年號、書宋甲子之例，即在此所亡《五孝傳》、《群輔録》之一卷中邪？若此，則無所爲詩文書法之例。且何氏未必不見，見而與休文之言不應，不得謂休文之語非失，實休文當煉源於地下不得胡盧也。錢氏區别詩文書法，已爲無稽，又遁爲《陶集》亡後人不克全見，以爲休文之救，穿鑿傅會，分明如見，真所謂心勞日拙也。則其所撰《廿一史考異》，未暇細校，恐皆舞文若是也已。又按：今何氏《讀書記》不載八事，而錢氏題曰跋《讀書記》，何也？考閻百詩生前崇禎九年，卒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妃瞻生順治十八年，卒康熙六十一年。何自記丙戌春爲故友閻百詩校《困學紀聞》，丙戌，閻殁後之三年也。是時《潛丘劄記》書未有，逮乾隆九年、十年之間，閻學林等次弟刻書，而《劄記》出。搜羅散佚，春輯失當，諸多乖違，非百詩父子所親寫定。至蔣維鈞、何堂等輯刊《讀書記》，在乾隆三十四年，《劄記》附閻詠語，非義門所及見。二家之書，皆出不學者之所爲，其有所屣亂失真，必非本然之舊。且其所駁，又甚淺陋疏繆，不似義門語。吾疑蔣維鈞等無識，不安義門之言，故測去八事，復妄爲駁語以易之，又以閻詠爲不足駁，故著之百詩以爲重耳。不然，何其牴悟如是邪！錢氏所辨乃真爲義門語，而今不可考矣。吾方以辨何、錢者，爲辨沈、蕭之質，故詳具其説，以俟世之君子，亦直而勿有之義云爾。至錢氏所辨，乖謬百端，吾嘗論考證家之病，多是不通文理，此直由讀淵明詩文而昧其文義耳。今反覆推考事蹟及本詩文義，就閻氏之説，一斷之日：此所贈長沙公爲桓公胄裔不待言，至淵明一房，實屬分支，斷不出於侃，有炳然者矣。何則？此所贈長

沙公若是緯之，則與淵明同爲桓公曾孫，是昆弟也。不但不得稱祖，并不得稱族，稱族遠辭也。此據《宋書》，《晉書》本傳及本詩序輩行之僞，而知其非也。一也。

交詩序》日:「昭穆既遠，已爲路人。」若共曾祖不得云遠。二也。

將日，「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明言同出愍侯，而後分支世疏，非對共曾祖之人之辭。三也。次章曰：「於^^，永搏斯堂二「我爲欽哉，實爲宗光」，此對所贈之人而偶桓公以美之，謙己叨委辭。若同躍，豈得云爾？四也。

《命子詩》首章，溯受姓之始於陶唐，以逮司徒。次章及愍侯舍。三章及丞相青。四章、五章言艮沙公，政以始祖、遠祖、族祖併倜。至六章曰「肅肅我祖」，始言己一本之親武昌太守茂也。若淵明出於#公，則淋倜#公爲「我祖」，以明一本茂源，如謝康樂之述祖，豈有舍大勳重望之曾祖不偶「我祖」，而戳然斷自其祖始更端傳「我祖」者乎？五也。

自丞相青後，陶氏稍替，直至晉代功名懿繰，未有顯赫如桓公者，故當列叙，而何必決爲其本支躍，而备可稱之？六也。

史假侃十七子，其九人附史傳，有名，其八人不顯。淵明之祖茂固已顯矣，何獨不著其爲侃之子？亦足證其非矣。七也。

關氏曰—「按《孟府君傳》云：『公諱嘉」二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之弟十女二若出自桓公，豈得斥#姓名如此？」八也。

又曰：「陶氏家譜以岱爲淵明祖。按《晉書》本傳曰：一祖茂，武昌太守。」與一惠和千里」語合。岱則侃十七子之一，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九也。

又曰：「近日傅占衡《永初甲子辨》，謂陶十題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説併非。」或日：古今傳此一段佳話，將一切抹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胸次磊落，随意書年，陶何必藉此爲佳話乎！十也。

此所贈長沙公，無論爲綽之、延壽，於桓公實爲曾元，而淵明又下此人二代，故全謝山據此以爲侃於淵明爲七世祖，服盡，故得稱族。然亦穿鑿臆説。按侃以太尉薨於成帝咸和九年，贈大司馬。下逮咸康八、建元二、永和十二、升平五、隆和一，興寧三年而淵明生，相距三十一年，而得七世，何得如此之遽？況淵明母乃侃外孫女，於陶宏同輩，淵明父下宏四輩，以親表輩行言之，豈有侃之外孫女下配侃之六世孫者乎？十一也。

沈、蕭兩《傳》俱云：「以曾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按公生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卒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年六十三歲。自興寧三年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受禪，公已五十六歲，則其抗節僅在垂老八年之中，亦不爲難矣。十二也。

若據《本傳》：「自宋高帝王業潮隆，不復肯仕。」此又不然。公以安帝隆安四年庚子年三十六歲，爲何人鎮軍參軍。又六年乙巳，爲建威參軍，是爲義熙元年，是秋爲彭澤令。其冬解歸時，年四十一，自是終身不復出。是歲劉裕始以下邳太守拜都督，鎮京口，而謂「王業已漸著」而不可待乎？十三也。

秦少游稱禪宋後，而後投劾，益爲無稽。不知彭澤歸來以後，元熙遇弑以前，此十六年公仕於何地、爲何官也。十四也。

宋牟慌之嘗論世，喜僞淵明入宋書甲子無年號。黄豫章亦云「然今《陶集》詩本無年號者，惟《祭妹文》稱義熙，此晉年也。淵明耻仕後代，大節較然，此無須深論」云云。樹按：此陵陽託以自廣，若爲之彌縫《本傳》之失，其實誤記義熙爲宋年世，所以譏理學多疏陋也。姚姬傳先生《書録》謂《陵陽集》有用至元年號者，意本此。而不斥其誤記宋年，言有從略，以爲人皆知而不待言也。十五也。

張楊園先生曰：「蕭統《陶淵明傳》無一語得淵明之實。所載《五柳先生傳》，雖其自作，亦非淵明本來如此，蓋必其晚年文字，隠居以後所著也。「性嗜酒』三字全非，酒乃淵明有託而然。」「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屈身後代」，亦非其本指，然則劉裕未篡以前，何即不仕乎？淵明學識，晉宋間人無能及之者，讀其詩自知之。十六也。

閻氏之言日:「陶公品自高，不必以書甲子爲佳話。陶公自有祖，不必扳桓公以爲榮。」樹謂此論甚卓。陶公不仕之高，自得於其性之本量，亦不必定以不仕異代爲節，觀《始作鎮軍參軍》詩可見。朱子亦嘗謂陶公是真不愛官爵者。由朱子之言，則公之不仕，非因易代之故可知。十七也。公《雜詩》十二首，「白日淪西河」篇末日：「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翫其語意，感慨深至，則公固非石隱之流，而自有其志矣。但其志不可得聞，如後人妄測不仕異姓、欲爲荆軻、子房者，皆瞽説也。是詩之作，不知在劉裕已篡未篡時。要之劉裕未篡，而公早已不仕；及裕篡未久，而公已殁。則復仇之義、不仕異姓之節，皆非事實。公生爲晉人，固當爲忠於晉，然公之心亦豈以司馬氏之篡爲得天人之正，而必當萬世長享天下子孫不替也乎！果爾，則公亦爲不知天命、不知道義者矣。世人眼孔小，僅有此一副見識，而不知向上聖人更有大道也。故公之心與阮公微有不同，而見道之大似勝阮公。然則此所云「有志不獲騁」者，豈小儒所及知哉！假使晉不亡而公遂仕焉，亦豈得騁公志哉！推公之志，恐便如桓公侃功名事業，未必滿意。以吾測公志，殆亦欲禮樂得新、彌縫使醇，非補偏救敝、一手一足之烈也。公自言之矣。十八也。後見姜西溟《敦好齋記》亦説此意，較余更透，當詳録之，與吾説相輔可也。

朱子嘗稱：「陶公無忝乃祖。」愚按：朱子言必是指武昌太守茂言，其德行相似也。觀公詩一則日「直方」，再則日「惠和」，其偶仁考日「澹焉虚止」，日「真兹愠喜」，其德行皆與淵明相似，故曰「無忝」。朱子但日祖，不及其考。古人有挾句連引，有詞單而義兼者，不以詞害義也。若桓公非純臣，又其功名仕蹟皆與淵明不類，何必不忝之有？十九也。

公以安帝隆安五年爲鎮軍參軍，不知何人，向來皆以爲即宋公。按史安帝隆安四年庚子，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五年辛丑，劉裕猶爲劉毅參軍，八月爲下邳太守，元興二年加彭城内史，三年甲辰從徐兖刺史桓修來朝，與何無忌、劉毅謀起兵，劉毅猶僞之日劉下邳。是年五月誅桓玄，帝反正於江陵。明年乙巳，改義熙元年，始除拜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三年丁未，始爲揚州録尚書事。五年己酉，北代南燕。六年庚戌，還至建康，始爲太尉。十二年丙辰，加都督十二州諸軍事。十二月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十三年丁巳，北伐滅秦，取關中還。十四年戊午，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恭帝元熙二年庚申，禪晉受命。按之《本紀》，大約皆同。而陶公詩庚子《始作鎮軍參軍》，未言何人，臧榮緒《晉書》以爲劉裕。辛丑假歸，《七月赴假還江陵》，義熙元年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谿》，皆不言爲誰。是秋爲彭澤令。冬還舊居，自是不出，皆見公叙。公自叙詩，必不誤。但不知鎮軍、建威爲何人，要之必非劉裕。臧書不可信，恐後人僞房也。彭澤之仕，公自云「家叔所用」，亦不知何人。古今事隔，史文多缺，不能一一據以爲考。要之，沈、蕭兩《傳》所言事蹟皆不明，不必附和穿鑿，而公之面目自可見於萬世也。二十也。

公以義熙元年乙巳秋爲彭澤令，冬即引歸，凡八十日。此八十日内，秋冬相際，必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非播薮之時可知。而《南史》叙公令吏種公田秫稻，情事不合。且上文云：「公不以家紫自隨，故送一力給子。」乃未隔一行却云：「妻子與公争種梗。」史文滲漏牴梧如此，況可求證其志事乎？《與子書》云：「年過五十。」此自是五十六歲入宋後所作遺命耳。觀「不同生」及「同父」之言，則公是有妾。又云「室無萊婦」，則是時夫人已殁，其大略如此。

宋吴仁傑作《年譜7陶茂齢作《家譜》，蜀人張績作《陶詩辨證》，皆與沈、蕭兩《傳》同爲牴格難合，今皆無取。

姚石甫云：「《爾雅・釋親》：、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一《儀禮-喪服》：一總麻三月者，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一鄭注：「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一據此言之，五服内正當稱族。族祖父爲高祖之孫，鄭注甚明。先儒説《尚書》上自高祖，下至玄孫，是爲九族。不但《禮經》，宋儒諸家禮書如此，今律服制皆同。淵明序長沙公爲族祖，其同高祖，毫無疑義。」

樹按：此言族爲九族至明确，誠足以折余與謝山之陋。但不知高祖以上，凡同始祖者當何稱？豈不復可稱族乎？竊以陶公此所稱族，乃推而遠之之辭，非引而近之之辭。翫下文「昭穆既遠」、「禮服遂悠」，「既」字、「遂」字甚明。故余決以淵明非出於侃，而於此所贈長沙公，非《儀禮》九族之從祖也。《晉》、《宋》二書以淵明爲侃曾孫，則於此所贈長沙公爲昆弟，固不得稱祖，即如石甫言淵明出於瞻，此長沙公又确是綽之，而爲淵明祖行，則淵明於瞻恰五世，合於《儀禮》總麻三月之服，而謂之「昭穆遠」、「禮服悠」，可通乎？「昭穆」之云，即對此所贈詩之人言之，非繫侃之辭，而此人於昭穆非遠也。此即以石甫所引《禮經》鄭注斷之，益知淵明不出於侃也。據《禮經》而稱其曾祖之人日族，古人未見，似今世考證家賣弄學問之所爲。淵明大雅磊落，必無此。石甫又云：「大司馬者，位高權重，在三公首，非常官也。其除罷繫國治亂，史必特書，決無漏載。始設自漢，孝武後元二年以霍光爲大司馬。樹按：始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此偶遺之。前書《百官表》，自霍光以下，張安世、霍禹、韓增、許延壽、史高、王接、許嘉、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王莽、師丹、傅喜、丁-明、韋賞、董賢，復終王莽，凡十八人。樹按：共二十人。年月相接。《後漢》無表，《帝紀》自更始元年光武爲大司馬。建武元年以吴漢爲之，漢卒，劉隆以驟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難其人也。二十九年改大司馬爲太尉，自是無大司馬。至靈帝中平六年，董卓廢立，以劉虞爲大司馬。獻帝建安六年，以張楊爲大司馬。十三年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明載《帝紀》，如此五人而已。三國魏文帝黄初二年曹仁，明帝太和二年曹休，四年曹真，青龍元年公孫淵，凡四人。蜀惟蔣琬一人。《吴志》孫權時吕範、朱然、全琮，孫亮時吕岱、滕嗣，孫皓時丁奉、陸抗，凡七人。晉世武帝咸熙二年石苞，七年義陽王望，咸寧二年陳寒，太康三年齊王攸，十年汝南王亮。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懷帝永嘉五年王浚，六年南陽王保。成帝咸和元年王導。哀帝興寧元年桓温。安帝元興六年瑯那王德文。終晉世爲大司馬十一人。陶侃生時，官止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將進大司馬，策命未加而殁，乃追贈之。漢、晉以來，爲大司馬者具此，曷嘗有陶氏爲大司馬其人者乎？」

樹按：此所考誠不虚矣。然樹本意謂魏、晉重譜牒之學，相尚以郡望，多虚誣不可信，如吾方氏之稱夥侯者。則此「大司馬」疑亦陶譜妄個其始祖舍，相沿爲望之稱。而淵明因之，非謂陶氏果别有爲大司馬者。但余此説實亦縣空播虚，不足以樹堅壘。惟反覆此詩題叙事文理義而思之，夫日「長沙公」即侃爵矣，夫豈有爲人子孫現襲其本爵，而猶必待表而出日系出此人，而復别書贈官以繫之邪？於文義爲複費不通。若以淵明自言「同出」，則據《禮經》言，稱族爲從祖在五服内則稱族，正用《禮》「總麻三月」文，其親已明矣，而又何待表而言之日同出也？且既稱長沙公，則不當别以贈官繫世稱大司馬者，明是更端異辭。嘉興沈叔挺《頤綵堂集・書永樂陶氏世譜》據其譜稱：「會稽之陶，系出漢初開封愍侯舍，舍子丞相夷侯青。青孫敦，安帝朝大司徒。敦孫珂，漢末避亂江東。珂子丹，吴揚武將軍、柴桑侯。丹子侃，晉太尉、長沙郡桓公。侃子武昌太守茂。茂子彭城太守姿。姿子靖節徵士，在晉名淵明，在宋日潛。」云云。按：此等私譜，名爵、世次、虚實，向來不可信，不足與辨。要之，《陶氏譜》必首愍侯，此亦一證也。《譜》既稱長沙郡桓公，故不復稱贈官「大司馬」，此又一證也。然則淵明何以不云「同出愍侯」而稱「大司馬」也？日大司馬置於武帝元狩四年，以冠將軍之號乃加官，無印綬屬官，非如成帝元綏所置，安尊位重有職事。若秦及漢初本無此官，其軍中左、右司馬主武，故以爲諸武官號。及魏晉之世，此官重，爲私譜者不諳官制，榮近昧遠，混「右」爲「大」，夸爲族望，相與稱之，淵明亦姑因之云爾。蓋魏、晉以後爲譜者，率斷始秦、漢以爲之望，其虚誣無實，百家同趣，非止一姓爲然。若必以此「大司馬」屬之侃，則於稱此長沙公爲「同出」，事文言意及内外親表輩行，一切皆齟齬不合。余故決不敢信之也。一言以蔽之日.，若實在五服内之從祖，必不如此《序》曰「爲族」，曰「同出」，日「昭穆既遠，曰「世疏'「服悠」，言之重焉，詞之複焉，何爲也哉？若如錢大昕氏與石甫言，爲有感於家庭多故，何以詩中一言不見，而方誇爲「宗光」、誇爲「令族」邪？諸公直是不耐心平情詳讀文義，而蠶禮彊詞争客氣耳。

石甫又曰：「然則一昭穆既遠，已同路人，何也？日：此淵明有感之言也。桓公子十七人，惟襲

封者居長沙，餘或歸鄱陽祖籍，或居潯陽遷籍，或隨仕宦，所在皆不可知矣。淵明居潯陽柴桑，正侃故里。而長沙公襲爵居長沙，雖一本而異籍，侃殁三十一年而淵明生，此詩作於何時不可知，大約非少壯，上下七、八十年，亂離多，故彼此不通音問，情事之常，豈非、已同路人」乎？同之云者，正言其不當同，故慨乎言之也。至於昭穆之世，則此長沙公爲先生族祖，等身而上，是已三代，上溯高祖，已爲五代，謂之「既遠」，不亦可乎？」樹按：間云侃值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不同。樹按：石甫前言族字則引而近之，謂淵明與長沙公同高祖毫無疑義，今言「昭穆」則又謂五代可以爲遠，便文任意，不矛盾乎？即如所説，七、八十年，亂離相隔，亦只可云情意踪跡疏闊，不得日「昭穆既遠」、「禮服遂悠」也。有感之説，同於錢大昕氏。無如尋味本詩，與叙中語意，全不見，何也？且長沙、鄱陽、尋陽，同在南國，荆、揚接壤，亦尚非絶遠。當時事蹟亦未見本族近支，遂至七八十年絶不一通音問也。況詩固曰「行李時通」，日「音問其先」，則固以音問可通也。又曰：「然則長沙公何人也？日是不可定也。然按侃傳，庾亮黜夏，以瞻息宏襲爵，當在咸寧元年。後亮督荆江七州，距侃卒纔數年。宏仕光禄勳卒。計時不過三十餘年，淵明始生。宏卒而綽之襲，緯之卒而延壽襲。此所贈長沙公以爲宏，則年不相及；若是延壽爲淵明族祖，則宏爲淵明高祖。似綽之爲近是，以綽之爲族祖，則高祖瞻也。意瞻未必止宏一子，宏襲爵，其支派當居長沙，無緣居潯陽。其昆弟不得立者，未必偕居長沙，或仍還潯陽故里，數傳至淵明，上溯桓公已七世。以此推之，不惟於「昭穆既遠」之言合，并「同出大司馬」之言亦合。若《晉》、《宋》二書以侃爲淵明曾祖，則當是誤無事附和之矣。」

樹按：此辨及前説甚堅*^但皆縣空臆度之詞，不足以樹堅壘。《晉》、《宋》二書誠不可信，此云「宏有弟還居潯陽，數世而生淵明」，果可信邪？抑莫須有、想當然也。《家譜》以爲岱既誤，今石甫又撰出一宏弟，可乎？且此詩《叙》言「昭穆既遠」，乃對所贈長沙公言之，非以繫於侃斷起七世計數言之也。如石甫言，以淵明出於瞻，瞻爲此所贈長沙公之祖，昭穆未遠明甚。且淵明之母於瞻爲甥，於宏兄弟爲中表姊妹，而可下配宏之孫乎？惟其疏遠，不同近支，故不得而嫌矣。此詩不知作於何時，宋張繽據舊《年譜》，以爲在宋元嘉乙丑。若是，則此長沙公爲延壽矣。然知其非者，以人宋而已降封，不得復稱長沙公也。《年譜》係於宋元嘉固不确，然此詩之作固在晉元熙前未降封時矣。石甫云似綽之爲近，亦臆度不能定也。然則此人爲綽之、延壽且不能定，又安能定其族世遠近之實乎？作詩之時，誠如石甫言，上下七、八十年不可知，而淵明父母如此族祖之輩行，不以年代久近遂差也。惟其不出於桓公，故婚姻可通，便謂各當也。吾鄉世姻，亦多有輩行錯亂者，然必在五服之外。古今禮俗，要皆不殊耳。

又云：「《命子詩》溯自陶唐受姓，次及愍侯舍，次及丞相青，更次及長沙，終及武昌守茂與其考。世次分明如此，皆本支也。故首章云一悠悠我祖』，中如愍侯、丞相、長沙，則以次及之，何必人人系以祖稱邪？末又云一肅肅我祖」，則此乃祖與父之祖，非遠祖矣，故近僞之日『我祖0若長沙非其本支，而别有陶姓爲大司馬者，是其所出，淵明何得舍之，而取他人之祖以紊其宗乎？且必有祖字而後信爲本支，則愍侯、丞相亦無祖#，又作何解？夫冒榮他族，狄武襄所不出，而謂淵明爲之乎？」樹按：此辨乃誣余也。樹弟謂淵明非出於侃，不謂其不同出愍侯、丞相也。何謂淵明别取他人爲祖，而冒榮以紊其宗乎？桓公與淵明同出愍侯，而其祖中間有分支，豈遂非宗而必近綴於侃，然後定爲同族乎？凡陶姓皆同出愍侯舍，漢初之始祖也，非冒他人爲祖以紊其宗也。《命子詩》前稱「悠悠我祖」爲遠祖也，中叙列祖，次及族祖桓公，又次至武昌守。日「肅肅我祖」，此叙至本身之祖，而更端之詞也。所以别於上章族祖，政恐人嫌疑桓公爲本支也。蓋文理義有必如是，而後當於人心。非謂以此詩僅述桓公，未假祖而遂疑其非本支，必人人稱祖，而後信其爲本支也。且此詩所述千年先德，何必世爲一脈之冢嫡，而必不可及疏房别祖？苟及之則爲紊且冒，如石甫云爾乎？又曰：「《命子詩》歷叙其先，欲使繩其祖武耳。豈有以他人之祖與本支列祖雜陳之，以命其子者哉！」

樹按：此説尤不然。淵明《命子》，歷叙千年祖德，何必定爲嫡支而後可陳，疏房族祖則不可陳？淵明於桓公不知何時分支，要爲同宗出服。故此詩便桓公日實爲「宗光」，宗族中顯赫如桓公其人，亦豈得遺之不道？此人情至當，何謂雜陳，至失「命子」之義也。又曰：「淵明《命子詩》及《贈長沙公詩序》，義本章明，乃以《本傳》「曾祖」二字之誤，至使淵明不得爲桓公後，誣孰甚焉，正所謂不通文義者也。閻氏之謬妄，未可從之。」樹按：淵明《命子詩》及《贈長沙公詩序》，義本章明，只以諸人眼孔小，必欲以淵明屬之陶侃以爲榮，遂使情文乖舛，事義糾紛，百端齟齬脱節，誣亦甚矣。正所謂不通文義者也。賴二一潛心者爲之辨明，而猶固迷不悟，可怪也！要之傳淵明者，如前所辨，事事皆失其真，非止世系一端。而世系及不仕異代、書甲子三事，尤居其大者。不揣非分，引申先民緒論，欲爲淵明洗清面目。輒此繁僞費辭，務欲得其真耳，非好折他人、彊伸己見也。復之石甫，尚其許之乎。道光庚子十月十八日續書。

解《招尊附

《風》詩十五國獨無楚，非孔子删之也。蓋國小人微，僻陋在夷，先王鄙之，不采其風。故春秋之初，荆人猶不得列於朝聘會盟之末。中世以後，闢國寝廣，英賢之君六七作，良臣股肱輩興，於是鬻熊之遺風德教復嗣，而遂與中國抗衡焉。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右尹子革能誦《祈招》之詩，而文學大顯。蓋南方朱明之次，天文所照，江漢所流，有非封域之區所能限也。屈子以忠清之志，發哀怨之思，上覽黄、虞，下駿箕、比，蔚爲千古詞宗，豈特楚國之良，實繫斯文之寄。《離騒》二十五篇，歷世作者奉爲方圓，併驅六經，邈世獨立。故嘗謂朱子之注《楚詞》，其義理所存，比於孔子删《詩》而無讓也。玄文隱志，固已抉剔無遺，惟《招魂》一篇，大憎猶昧。不揣淺陋，閒嘗通之，雖未知必然與否，抑千慮一得，姑陳其説，以俟來學之折衷云爾。

吾讀屈子他篇，未暇悉論，竊以創意創格造言，未有他於《招魂》者也。乃數千年文義曹闇，曾未有确揭其本事者，故或以爲原所作以招懷王，或以爲宋玉作以招師，是皆泥題目字面而滞會之也。又或以爲施之生前，或更執「去」、「恒榦」、「像設」等語，以爲确施於死後，尤爲竊語不悟。題既曰「招魂」，則此等言句，皆題内本分料語，豈可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而不尋其全文作惜本義邪！竊意「招魂」者，古之復禮，所親死而冀其或反，盡愛之道，禱祠之心甚盛意也。屈子以楚之將亡也，如人將死而魂已去身，冀陳忠諫而望其復，存忠臣之情，同於孝子，故託「招魂」爲名，而隱其實。其偶名命意乃以比體爲賦體，猶荀子「請成相」也。陳季立略悟其憎，而又以确爲招原，而兼託諷，則猶情惚弗察也。且以爲宋玉招師，則中間所陳荒淫之樂，皆人主之禮，體非人臣所得有也，況又可謂玉之有所譏於原乎？益非事實矣。若以爲原之招懷王，則前後一起一結，辭意安傅安施而不可通矣。吾以爲此确爲原所作，故其起曰「長離殃而愁苦」，結曰「哀江南」，一意貫串，文義隱關而又極明豁。「長離殃」者，己永謫於江南也。「愁苦」者，非爲一己，乃哀國事也。其「哀」其「愁苦」何也？哀其外多祟怪，内有荒淫，其死徵如魂已去身，而不知反歸也。此原放於江南，浮夏上沅時所作，故望其復存，而己在江南，目極江楓千里，抱此哀痛也。既諷其荒淫，而復以荒淫招之，何也？日此於言爲從順理體當然也。王者之居，匪同儉陋。既言其外之害，則不得不陳其内之樂，題面當如是也。而極其奢靡則荒淫意亦在言外，此文用意既隱曲迷離，全用比興體，豈可以尋常正言、直諫之義例之乎！惟中叙荒淫，而獨將禽荒一事人於亂辭作結，世未有能分而析之、合而悟之、識其用法之奇、用意之隱者也。意原初放時，適值王之獵夢，即事寄意，兼著其時也。其日「引車右旋」，古者右爲正爲貴，左爲邪爲賤，故王制誅左道，秦、漢發戍卒取閭左。原自言「誘騁先」趨，欲抑其邪驚，順若以通於蕩平正直之大道，即所謂「來吾導夫先路」也。惟「君王親發兮，憚青兇」，以一句當獵事一大段，雖古人筆力彊，文字不拘，究似迫而不備，詳思未解，疑有闕文。「朱明承夜，欲其就明去黯，棄穢改度，而不可再稍淹緩。假使「皋蘭被徑」，則大道蕪没，不可復識矣。又即其所見，江楓千里，目極傷心，即丘夏蕪兩東門之意。而終以七字結之，七字作兩層：「魂兮歸來」，言望王改行率德；「哀江南」三字，言己所在之地，以致意也。此指頃襄王，非懷王也。若真作《招魂》，則起處數語及亂辭，豈可通乎！度賈傅、太史公、阮公、杜、韓，必皆知之，無容辨説於其間。觀太史公曰：「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豈非《招魂》之憎乎！其餘人則皆茫昧未昭，雖朱子之解，亦未深察，而仍舊説，竊未敢安也。惟以存國爲義，故景差《大招》曰：「魂兮歸徒」，察幽隱，存孤寡，治田邑，阜人民，禁苛果，流德澤，當賞爵，舉賢能，退罷劣，而終之以「尚三王」，此分明代原補出「誘騁先導」、「朱明承夜」之實事。原日「朱明承夜」，差日「青春受謝」，可謂能繼原之志矣。考懷王十六年放原，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秦約懷王與會，原諫不從，遂阪於秦。至頃襄立，復放原，九年不復，至二十一年秦拔郢，度原死幾已十年。《大招》不知作於何時，要爲在後，故祖原之意，無殊旨焉。如余所解，並起處文義亦明，巫陽不能待筮，而急於下招，即所謂「時不可淹」也，以爲稍緩則亡，不可救矣。且本非真死，則筮其所在，非要義也，故就文省之耳。古人筆力彊，得翦截處，即翦截之。又《九章・哀郢》，郢爲國都，在江北，此云「哀江南」，若以爲

哀國，則詞爲不備，吾故知爲自指己所在之地，以致其意也，承「汩吾南征」來。朱子曰：「讀《楚辭》者，徒翫意於浮華，不暇深究其底蘊。」故於舊説多所糾正，而於《招魂》獨仍弗改，固其慎於反古，儻亦思而未得與。且朱子既以爲宋玉作，則不當日「太史公讀而哀其志」，夫太史公以《招魂》與《離騒'《天問》、《哀郢》同稱，則非以爲宋玉作矣。余生平遵信朱子如天地父母之不敢倍，而獨於此不能無異，以爲縱朱子偶此小差，亦無傷朱子之大，故遂著之，以俟來哲。